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救中国》是救工人农民的中国
几千年的中国都是地主资本家封建皇朝奴隶主掌权，唯一的《毛泽东时代》短短三十年后，又被地主资本家的代表走资派《救中国》了。当年孙中山的《救中国》应该不是为《救工人农民的中国》吧。如今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高呼《救中国》？要救哪个阶级的中国？大陆这个《中国》要救吗？习近平的中国要救吗？台湾民進党想《救中国》吗？马英九在台湾作得了主吗？误导学生。
《救中国》是救工人农民的中国。这个任务己由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多年前完成了。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人农民的新中国，近三十年的时间。被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篡权复辟了。今天的中国是走资派的特色政府，走资派自称为“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称为“特色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有资本家和穷人，有资本主义私有化社会里的一切元素。唯一没有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元素。
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窜访到大陆，参观孙中山故居时，高叫“救中国”？拿什么“救中国”？推翻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都没有成功，马英九靠呼口号能成功吗？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创建《工人农民的中国》。
毛泽东如是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16]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它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毛泽东的新中国便准备全神贯注于全国工业化建设和农村农民的社会主义化，并致力于创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国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中国仍深怀敌意，毛泽东与周恩来因此便放弃了谋求解决争端的希望。由于美国断绝了同中国的正常国际贸易和援助，对新中国实施残酷的制裁禁运封锁打压。红色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只得指望苏联的援助。但因为苏联一心致力于从二战中恢复元气，只愿给予有限的援助。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一场根本冲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国害怕核大战，正寻求与西方和解。但是红色新中国却被美国的行动排除在美西方国家范围之外，这令人十分怀疑美国的意图。北京担心苏联会以中国为代价与美国结成同盟。
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销了他在两年前达成的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新中国毛泽东深信他是在讨好华盛顿。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建议毛泽东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方案。这是一项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1960年6月赫鲁晓夫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1400名技术人员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从此以后，两国间的敌意便公开化了。
1961年元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此时他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与人民共和国达成谅解，从而孤立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但肯尼迪却暴露出了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并不亚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不仅不设法与中国解决纠纷，反而同俄国谋求谅解，并于1963年7月，建议美俄两国携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弹实验基地进行打击。但赫鲁晓夫未为所动。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继续孤立北京已毫无道理，因为中国的动机不再有任何可疑之处。十多年间，中国与各国间的相处十分审慎，抗美援朝的行动只是为自保，而当时也只是为了保护新中国本国的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领导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国共两党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是无权干涉的。
蒋介石当然明白，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权就会消亡。蒋介石和美国要规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逻辑推论，只能坚持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土生土长的分子，而是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一个征服世界的阴谋集团的代表。根据中苏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这一情况，认为红色中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阴谋集团的代表这一观念已变得荒谬可笑了。如果美国承认事实，他就根本无权控制台湾。但肯尼迪却不顾事实，继续坚持那套阴谋集团的鬼话。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不久，越南内战便死灰复燃，而约翰逊总统对越南内战也越发关注起来。他在印度支那半岛动用了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又在1964年末和1965年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新中国曾对此提出抗议，但却私下传话给华盛顿，只要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威胁中国边境，新中国共产党政府便不会对越共给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这样一来，新中国当年入朝参战的理由及其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宣布的必要条件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新中国不会容忍其边境上出现美国军队。约翰逊至少从朝鲜战争中对此有所了解，因而尽管其军事顾问曾力劝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却始终未这样做。
与此同时，新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并于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氢弹，中国从而作为一个大国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证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变得极端危险，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受到蔑视，并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那么奢谈限制核武器就毫无用处。然而约翰逊得知中国爆炸原子弹后，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应，他暗示中国要利用原子弹进行讹诈。而事实上此时周恩来已告诉约翰逊，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元月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松却成为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对中美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总统，他还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认识到，让这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国际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1972年2月，当尼克松及其夫人联袂访问北京时，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两个伟大国家也终于恢复友好关系。倘若没有朝鲜战争，两国的和解肯定会来得更早。这场痛苦而可悲的冲突就是这样在两国之间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摘自：《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统计，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反美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抗美援朝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胜利，可以说达到了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素质表现的最高境界。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
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
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 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
毛泽东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
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
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
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
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他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
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计划难于实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
又如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
此举为后来的第四、五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
毛泽东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按毛泽东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万3千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
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草草收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展现了他一贯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抗美援朝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 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
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材料上所说，"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
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美军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战，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是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著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
但是勿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战争证明，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场战争使新中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西方的习惯观念认为，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战争》与《和平》就是人类的历史。《战争》能够推动人类历史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战争》能够造就战将，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
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却屈指可数。当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
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也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
在中华民族与之生存的国家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战略家。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
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新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了建立新中国后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和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武装阻止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全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
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
况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
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新中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新中国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新中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迫不得已又是义无反顾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不得不打别无选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三个世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工厂》被走资派改革开放后窃取占为个人私有并改名为为《乡镇企业》。而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工厂》是集体所有制。而《乡镇企业》是私有化的企业，资本家拥有，雇用工人。
走资派右派们常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幷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社队工厂》已有一定的规模，但走资派一刀切强行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社队工厂》这些企业像人民公社里的集体农业机械厂一样被废弃、被私人鲸吞。
像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购置了用于运输和农耕的拖拉机，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
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训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毛泽东时期的《社队企业》，为农民带来了最初的工业化概念，也为社队里集体化的社员们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为毛泽东时代农村学校的建设、卫生事业的发展、农业机械的采购提供了资金，也促进了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城镇化发展。
但当今日的人们谈论“文革”的所谓劣迹时，从来没有人去注意发生在新中国广大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这一具有革命性的进步。
虽然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统计资料里，难以或根本就查不到有关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大量的准确数据。但以笔者家乡的当时发展状况，笔者可以肯定，农村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及县级的工业，在文化大革命的1976年时已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使得从来没见过工厂什么样的中国农民，近距离地感受了工业的运作。
至于较发达地区的江浙一带的地方工业规模，将更为可观，这为后来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作了多年的技术和人才上的准备。
没有当时的《社队企业》的基础，后来的乡镇企业和一些私人企业的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
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业家（资本家)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以汽车万向节为主导产品，并销往海内外。
但是，鲁冠球的万向节工业的起点在哪里呢？
在1969年当地成立的《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
当时作为打铁匠的鲁冠球和几位农民，以农村人民公社投资的4千元资金（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那时一台25马力中型拖拉机连同拖斗和耕犁的价格不到4000元，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低于50元。到八十年代中，“万元户”还是巨富）成立这个厂，生产拖拉机用的万向节。
如果没有这个厂，鲁冠球个人绝对没有能力拿出最初的这笔资金，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当时的他也难以设计出生产万向节的构思，这超越他当时的眼界。
再者，在农村人民公社的这个工厂里，每个社员个人抱着纯朴的心态工作，没有奖金，大家在为集体做事。
如果一开始就让鲁冠球自己搞到大笔钱去办厂，员工是否还会不计酬劳的奉献呢？
可以说，这个原始的工厂给了鲁冠球一个机会，让他了解工业的运作和万向节工业的市场特点。
如果没有这个厂，今日的万向集团根本就不会出现，也没人知道鲁冠球是谁？
在中国像鲁冠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曹德旺、许家印。
因此，当今日的鲁冠球曹德旺等私人企业家资本家、都是个人创业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关心中国工业发展的人们在讴歌这些资本家在改革开放中的伟大时，最好不要忘记毛泽东时代的基础性和全域性的贡献，对“文革”期间中国的实际发展，应该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
鲁冠球们和今日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实际上是毛泽东时期公有经济发展的直接受惠者。他们在取得一定成就后有责任回馈社会。
走资派在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一系列基层行政区划的改革，只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搞私有化。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告别了旧有的乡镇和自然村的基层政权体系，确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党政体系。固然，这一体系的确立，是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产物。
但到了后来，它本身已经没有了成立初期的娇枉必先过正的做法，实际上和人民公社化前的乡镇政体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改革开放后，它和现在的乡镇政体系已具有同样的职责和性乱虽挂了个“左”帽子，并不影响改革的进行。
但后来基于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一切“左”的内容，人民公社党政体系也随之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乡镇党政体系（按五十年代初的乡镇区划，有的称乡，有的叫镇）。这项改革所造成的严重问题被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完全忽略。
真是悲哀，涉及中国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经常被社会学家和政府忽略。真不明白养那帮人干什么。养一群鸡还会下个蛋；可他们如果下“蛋”的话，经常是些“臭蛋”。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必要二次下乡。让他们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了解城市，但无法了解农村基层。
第一个问题是工商业的巨大损失和集体经济的流失。
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队企业》。由于农村人民公社改乡镇在行政区划上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产业归属的问题，伴随着人员的流动（因原来的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是干部编制），大量企业被关闭。
这类企业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或被私人承包，或发展壮大，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较小。但对于广大内陆地区来说，这类企业则是当地工业化仅有的火种。一旦这些火种熄灭，对当地有限的工业资源几乎是彻底地断送。今天广大内陆地区的就业不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与此难脱干系。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基层党政人员总编制的膨胀。
农村人民公社改乡镇，基本是恢复解放初期或民国时代原有的乡镇行政区划，因此，这一改革导致乡镇政权单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后来有些太小的乡镇进行了合并，但笔者家乡所在的山东菏泽地区所有县的乡镇数量仍比原来的人民公社多。这为今日庞大的基层党政编制埋下了伏笔。这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和教育经费缺乏的主要负担来源。
第三是资金和土地上的浪费。
在这种分家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设，耗资巨大（不少乡镇是以大集镇为乡镇公所，但原来这里没有办公室和家馏院，必须全部建新的）。而后来的合幷又导致原来建设的房屋闲置，土地浪费，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见，在毛泽东后时代基于走资派右派对毛泽东的否定，进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为。量是令人痛心的。
我看到一个评论说毛泽东的国企和央企是为毛泽东本人极其利益集团服务的，这个说法简直是大错特错，毛泽东时代工人每天上班8小时，现在每天加班十几个小时的都有，有多少职员羡慕8小时工作制。
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工人都是8小时工作制。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有分配房子，幼儿有托儿所照看，医疗方面工人可以免费治病，在工作闲暇时工人可以自由休息（除了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厂长书记不能随意扣你工资不能随意开除你。
可是现在的走资派持色社会你爱干就不干就拉倒。
毛泽东时代工人还有特殊的法律《鞍钢宪法》，工人可以和老板提意见。
但是昔日毛泽东时代的主人公地位不见了。
国企改制以后有多少工人下岗。
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拿到2，3千，法官跟你说这是按生产要素的正常分配。
私人資本家老板呢吃喝玩乐。
但如今普通打工仔连套房子都买不起。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待遇真的不能抹黑。
走资派右派篡权执政改革开放后说，毛主席不懂经济。陈云懂经济。事实如此吗？
1965年6月18日，陈云在北京给毛主席写信，承认自己1962年对农村形势估计有错误。信中说：“在1962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完全错的。1962年7月初，我曾向你提出…..用从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它关系到农业方面的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P.1146）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1]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
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4]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6]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现在在走资派右派抹黑后，在谈论到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使新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农业水利等基础建设后毛泽东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在毛泽东时代，大量增加了教育设施和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了大量的文盲。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65岁。（祥见《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下），余飘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版）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国外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先是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敌视、封锁毛泽东时代。后来，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也敌视、封锁毛泽东时代。
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思想，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亿万人民，齐心合力，艰苦奋斗，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既没有外债的负担，也没有内部通货膨胀的压力。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不但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取得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伟大成就。
20世纪50年代，徐建春等许许多多农村知青，都留在身自己的农村家乡，改变自己家乡落后旧面貌。60年代，侯雋、董加耕等许许多多城市知青，主动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的知青，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满怀革命豪情，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啊祖国，养育着我们成长，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你建设得更富强…..”。
毛主席的女儿李吶，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等老干部的子女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都有上山下乡，而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和毛泽东的好干部们的子儿都积极响应并带动千千万万個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革命道路。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了许多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一代。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 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神州不但有延安的十个没有：
“一没有贪官污吏，
二没有土豪劣绅，
三没有赌博，
四没有娼妓，
五没有小老婆，
六没有叫化子，
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
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
九没有人吃磨擦饭⒀，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P.677）
还有延安被蒋介石国民党铁桶般的围剿屠杀之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搞经济建设。《南泥湾》荒田变良田，靠自力更生，发展壮大。
而且有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有共产党的干部，自觉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有免费公有住房、干部、职工、工人有国家统筹的免费医疗。人民公社社员有合作医疗，人人看得起病。教育取消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只有公办教育，低收费。没有民办教育。大学教育免费，还有助学金。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教育。毛泽东时代，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中国大同社会。毛泽东时代，至今仍是劳动人民，低层大众怀念向往的唯一时代。
延安精神普及全中国。
1936年，刘良模在体育场指挥数千群众唱《义勇军进行曲》
今天，当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国歌的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正是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为我们留下了这首振奋人心的民族呐喊，使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遵循歌声“起来，起来”“前进，前进进”。但是，大家可能会对另一个名字——刘良模，感到些许陌生。正是他组织了广大青年学生演唱和推广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与美国歌唱家合作，把歌曲介绍到了国外，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和几位委员向大会联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获得通过。今天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位用歌声来报国的刘良模先生的风采。
“唱出了心里话，我们要抗战”
刘良模（1909—1988），浙江镇海人，著名的宗教界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群众歌咏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与吴耀宗等发起基督教革新运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刘良模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
1932年夏，刘良模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学生干事。那时上海的青年们很喜欢看话剧，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戏，像《上海屋檐下》《扬子江暴风雨》，那是由聂耳等演出的。领导上海话剧运动的是夏衍、田汉等人，后来刘良模才知道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戏剧之外，夏衍、田汉等又推动上海的进步电影。电影的观众比话剧更多，影响就更大。每一部电影又有主题歌，由聂耳、任光等作曲，那些歌像《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是抗日救亡歌曲，唱起来慷慨激昂，大家都爱唱，因为它们唱出了广大民众的心里话，“我们要抗战”!
那时基督教青年会每逢暑假寒假，都要举行夏令会、冬令会。刘良模特别喜欢唱歌，举办活动时就教同学们唱这些新的抗日救亡歌曲。同学们一学就会，唱起这些歌来精神百倍，愈唱愈爱唱。他就想，如果广大的群众也能组织起来唱这些抗日救亡歌曲，那该多好。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个团体来组织。他就去与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商量，两人一拍即合。于是1934年冬，刘良模就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办起一个民众歌咏会。
参加这个歌咏会的最初只有不到100人，大部分是青年会附近的职业青年，像店员、银行职员等，他们只是抱着尝试的心情来的，因为他们从未参加过集体唱歌。刘良模教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是他自己用美国民歌曲调编的《救中国》，歌词只有很简单的四句：“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救国要奋斗！”。他先用5分钟时间，教大家唱会了这首歌，然后分成四小队，比赛哪一队唱得最好，大家都唱得很起劲。接着，再教这四小队轮唱这首歌。起先唱得很乱，唱了三四遍以后，就比较整齐了，大家高兴得大笑起来，所有人都尝到了集体唱爱国歌曲的滋味，于是在下星期来唱的时候，把各自的朋友也拉来了。这样，刘良模就继续教他们唱《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过了五六个星期之后，民众歌咏会的人数增加到300多人，挤满了四川路青年会礼堂，于是歌咏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又建立起分会。对来参加的人一律不收任何费用，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学会了歌要教别人。就这样，抗日救亡的歌声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去，上海很多其他爱国团体也组织起歌咏会，慷慨激昂的抗战歌声就这样传遍了上海的四面八方，不久又传到全国各地去。
刘良模在组织歌咏会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帮助，那时帮助他训练民众歌咏的骨干吕骥，就是一位地下党员。吕骥，1930年进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参加筹建鲁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主席。当时，虽然刘良模还不是非常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在与夏衍、田汉、吕冀等接触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各界民众，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党。
抗战爆发后，于1939年春撤离上海到浙江金华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主任的刘良模，终于见到了久闻大名的周恩来同志。在多年后回忆时，刘良模还感到非常激动：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我毫无拘束，一见如故。恩来同志鼓励我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坚持搞下去，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会见周恩来同志，是我第一次同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接触，使我得到很大的温暖和鼓舞。这次会见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我接触党的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阶段。我深深感到党的统一战线真是一个宝，它把我们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团结起来了。
把《义勇军进行曲》唱给美国人民听
1940年夏，刘良模赴美工作。到美国后，他发现虽然美国还没有对法西斯宣战，但广大人民是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在纽约，有一张进步的中文报纸叫《华侨日报》，这是华侨洗衣工人联合会所办的报纸，主要负责人是唐明照（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良模到纽约后，经常为《华侨日报》写稿，也到报社去同他们联系，逐渐同唐明照和报社其他同人熟识了。刘良模也在华侨青年洗衣工人中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咏会，大家每星期天在唐人街练唱一次，唱的是祖国的抗战歌曲。
到美国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刘良模认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他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刘良模把在国内唱的抗战歌曲都唱给他听，他听了十分高兴。他最喜欢的就是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于是,刘良模专门把这首歌一字一句地教他，他很快就学会了。从此以后，刘良模和罗伯逊成了很好的朋友。之后罗伯逊到美国各地举行音乐会，每次都把《义勇军进行曲》唱给美国听众们听。他亲切地把这首歌叫做《起来！》因为它的第一句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美国人民十分喜爱这首歌，把它看成是中国人民抗战的象征和号角。
当时，在美国同情中国抗战的美国人组成了好几个团体，筹集了部分资金和药品以支援我国抗战，有些是通过孙夫人宋庆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这几个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团体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会，叫援华会。并邀请刘良模担任正式讲员。从1941年到1945年，刘良模跟随援华会到美国各地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情况，同时也把抗战歌曲唱给他们听。
抗战胜利后，原本刘良模打算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很快内战又爆发了，回国的行程受阻。1947年夏，在美爱国人士吴茂荪、刘良模、唐明照和各自联系的华侨朋友，决定邀请冯玉祥将军到纽约来作巡回演讲，并把国内真实的情况介绍给海外华侨。很快，冯将军应邀来到纽约。1947年10月1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首场盛大的演讲会。冯将军在演讲中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打这场内战，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把军火送给蒋介石。这篇演讲第二天在《纽约时报》等美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使得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动分子们大为恐慌。美国政府十分头痛，接着美国各地的团体和大学纷纷请冯将军去演讲。由于冯将军不能讲英文，刘良模、唐明照等陪他到美国各地去，并担任翻译。通过这一次的工作，刘良模和冯将军以及夫人李德全女士成了很好的朋友。
参与新政协大会议定国歌
1949年春，国内传来了解放军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刘良模等这些住在海外的人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期待着全国的解放。8月，他在纽约收到了由龚澎代表周恩来同志打来的电报，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同唐明照商量后，刘良模决定全家以最快的速度回国。由此，历经半个月的旅程，终于经香港回到离别了9年的祖国，并于9月下旬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据《中国人民政协史》记载，在新政协会议上，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无一首尽如人意。
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不到一周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等人。刘良模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 代国歌，徐悲鸿和梁思成等也表示赞成。代表们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 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但有的代表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主张修改歌词。于是，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亲自动笔拟就了3段。
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刚从国外回来的刘良模身上。刘良模发言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已有较大影响，应采用作国歌。他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也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而且，它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 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
听了大家发言，毛泽东主席最后表态：“虽然我国就要完全解放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所以，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毛主席的话最终将大家的意见统一了，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赞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0月1日，刘良模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向全世界的宣告，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他的心情是何等高兴，他说道：“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我能亲眼看到这一天，是何等幸福啊！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中国人民能在短短三年内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我这个离开祖国9年的人能够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参加这个盛典。我深深地体会到党的统战政策是个法宝，使我国分散的人民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获得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还积极参与中国基督教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并与吴耀宗等一道，在上海起草、签署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通过这场“三自运动”，广大中国基督教徒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割断了中国教会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基督教从此走上了三自爱国的道路。其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等，198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