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列宁孙中山把中国与苏联在一起
在华利益最复杂的是苏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满清政府的懦弱和无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走了大片中国国土，并在东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获得了沙皇所梦寐以求的“不冻良港”。不多久，俄国侵略者就攫取了在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海上大战以“对马海战”最著名，而陆地战场却在中国东北，战争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沙俄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北满铁路仍然留在沙俄手里。
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改为侵略蒙古地区，并推动外蒙古独立为国。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为获国际承认，与俄罗斯发表《中俄声明》。然后两国签订《中俄蒙协约》，中国可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明显已损失了国家利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拒绝承认苏俄新政权，为了争取比邻的中国，苏俄宣布无条件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又取消两国间的秘密协议。列宁也亲自表示要废除中俄两国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列宁还领导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专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
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进而，他们成立了信仰这个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次是唤起了孙中山对苏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都不肯帮助他的时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与苏俄合作，接纳幼小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历史常常在关键的时刻被重要人物导入某个方向。把中国的命运与苏俄联系在一起的，是列宁和孙中山。但是，这两位在各自党内的绝对领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宁由于被暗杀的枪伤严重损害了健康，于1924年1月24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仅隔了一年多，孙中山因患肺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间，也不过59岁。这样，中国的国共两党与苏俄的关系就取决于他们的后继者了。而列宁的后继者，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经过斗争产生的。
托洛茨基在苏共和苏军中的资历更深，也更得列宁的信任。他是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挥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间的俄国内战期间，他领导红军对抗支持沙皇的白军，反抗14个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最终赢得内战。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和观念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早期与列宁有过分歧，但后来两人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却成了列宁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岁，但在早期的俄国革命中比后者级别低，在红军中也接受后者的领导。他的革命手段更激进、更无情。但在苏共中央内，与不太讨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斯大林说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从不在列宁面前坚持与老师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列宁去世后也一直不承认什么“斯大林主义”，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病重后，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颇有接班人的势头。
列宁在晚期发现了斯大林缺点，于是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同时列宁通过妻子的联系，寻求与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后，在电话里辱骂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得知后曾愤怒写信给斯大林，并以绝交威胁他道歉。斯大林选择低头认错，最终事情平息。
从1923年3月中旬起，列宁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则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共同反对，不仅没能树立起权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并列为苏共（布尔什维克）主要的6名领导人。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后把丈夫的遗嘱交给中央政治局。在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了。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托洛茨基对政治斗争很不在行，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的两篇文章里，竟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他们3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苏俄国内的政治变化对中国产生了长期的重要影响。
在俄国内战期间，白军败退到国外，苏俄红军就进攻到国外。不少白军败逃到了中国新疆境内，苏军也就追杀到了新疆，并同当地的政治势力联系到了一起。这样，不仅旧沙俄在中国北方的权益没有归还给北京政府，新苏俄反而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1923年底，在中国西北地区起家的“国民军”军阀冯玉祥，受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等书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影响，开始倾心于苏俄，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1925年，冯玉祥邀请中共中央的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中共党员刘伯坚代理。冯还结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邀请苏俄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开始接受苏俄的武器援助，并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赴苏联留学。
不过，冯玉祥的部队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被打败，不得不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但冯的主要部队并没有散，他本人继续保持对苏俄的好感，并于同年前赴苏俄考察。
当然，苏俄对中国的关键性影响还是在南方的广东。而将深受欧美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推向苏俄一方的，其实是那些受其他列强支持的各路军阀。其中一个广东军阀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他名叫陈炯明。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3月的黄花岗起义中，陈炯明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孙在后期能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护法运动，陈的军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曾赞陈“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但是，陈与孙的政治理念不同。陈炯明接受了梁启超提倡的“联省自治”的理念，主张建立与美国相仿的联邦政体，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逐步向全国推广，再走向和平统一。孙中山经过了建国和护法的种种失败，坚信必须采取“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重新建立全国政权。两人最终产生激烈冲突。
1922年夏，孙中山公开罢免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的亲信大将叶举，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孙中山撤退之际，夫人宋庆龄不愿与孙同行，认为“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并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我请求你先走吧！”只身出走的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
在此之前，孙中山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接触，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此刻，中山对自己的失败极为失望，在其他列强各国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际，他终于下决心寻求苏俄的帮助。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之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
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苏俄援助他建立黄埔军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实可行的统一国家的道路。尽管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从广东大本营出发北伐，打倒所有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给继承者们的历史重任。
苏俄仅仅为了黄埔军校，就援助了300万卢布的经费，飞机9架，大炮几十门，机枪几十架，约万枝步枪，还有配套的弹药等等。另有一笔1000万元的援助经费，供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可以说：没有苏俄的援助，就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本钱。
而在资本主义列强看来，社会主义苏俄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广州国民政府则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当国民革命军向北方进攻时，他们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内部的争斗，团结对抗这个南来的“洪水猛兽”。
列宁的逝世对国共前途的影响是逐渐显现的。列宁本人虽然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但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并没有放弃本国利益。斯大林继承了大位以后，暂时延续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可大国沙文主义变得越来越赤裸裸。列宁那些带有国际主义道义的话，从斯大林口中再也听不到了。
由于过去托洛茨基在苏共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的几年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在苏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也被卷进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遗恨终生。
同样，在中国的共产党人也无法幸免。托洛茨基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不仅是苏共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且中共也必须跟着念这个“紧箍咒”。
国民党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1924到1927年。第二是1927年到1949年。不过国民党的重大变化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这不得不归公于中华民国的孙中山。众所诸知，孙中山是一名坚定的反抗满清封建统治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但也正是因其理想主义，孙中山在政治手腕上稍欠火候。
以孙中山为主的辛亥革命表面成功，实则失败，在上层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就此也就表明地方军阀控制了法理政府，在下层，土豪劣绅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行政官，继续行巧取豪夺之能事。
此后孙中山又发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却都均告失败，此时中国革命似乎陷入了十分低靡的状态。派系军阀相互斗争，北洋军阀的北洋政府粉墨登场，整个中国千疮百孔。
但就在此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突然成功，振奋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青年，同时也振奋了失意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并且两者都《以俄为师》。从而启动了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两件大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
两者都受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获得革命胜利的巨大鼓舞，都萌发了向其学习，建立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念头。
中国共产党完全吸收了俄共（布）的优点，自成立之初就成为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紧凑，积极进取的党。
而中国国民党的效俄之路却不尽相同，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党魁，凭借个人魅力和威望成为国民党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孙中山的选择基本上决定了国民党的走向。
孙中山不怎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自己的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更适合中国革命，并且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自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一部分，从而觉得三民主义更具有优越性，借此孙中山也否定了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引进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的改组时，国民党也就只学习了俄共组织建制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个“具有列宁主义组织形式的三民主义政党”。
然而，虽然没有学习到俄共的全部优点，但国民党改组取得的效果却不菲薄。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结果，不仅建立了一个具有群众性基础的现代动员型革命党，而且建立了一支在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型军队。”
“党军较旧军队相比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信仰，并因此在与旧军阀的较量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党军组建以前，国民党连广东一省都无法统一。但党军建立后，不但迅速统一了广东全省，而且很快兴师北伐，所向披靡。”
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有革命理想、纪律严明、目标明确、民心所向的军队面前，各路军阀纷纷被秒成了渣渣，望风而逃，简直是单方面的碾压。这和国民党改组之前军队屡战屡败的常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毫无疑问，《以俄为师》给国民党带来的效益是伟大的。国民党成为人们心中中国革命的希望。孙中山十几年以来都想达成的武装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北伐战争期间得到了实现。不过遗憾的是孙中山已不能亲眼看到此番场景了，孙中山于1925年3月于北京逝世，这也标志着国民党孙文时代的终结。
国民党在改组前后由孙中山定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确立了和中共的关系。虽说是“联共”，但国民党上层并未持此说法。认为中共为初生牛犊之青年成立，血气方刚，政治观点有些幼稚，并且党员只有两三百人，因此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在国民党方各大官方报刊中，都先以“容共”的说法出现。中国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员却不可以如此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组织力差，凝聚力弱，缺乏宣传能力的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难以与纪律严明，意识形态极具吸引力和煽动性，组织极为协调与高效的中国共产党匹敌，在全国各地的群众活动中最活跃的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大量左翼进步青年偏向或者直接加入共产党。“容共”大有变成“容国”之势。
这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员感受到了危机，他们惧于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所吞并，这里面以代表国民党元老的西山会议派和党内巨头胡汉民最为恐惧，作为国民党右派，他们希望在党内实行“清党”，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希望以此来保持国民党的纯洁性，把国民党打造成一个党性极强的效率极高的政党。
这时正值党内第一人党魁孙文逝世之际，党内关于党魁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斗，此时以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党内地位最为显著，此三人虽相互斗争，但其中两人——胡汉民，蒋介石都坚持“清党”反共政策，汪精卫虽极为左倾，但奈何势单力薄，在党魁继承权的强烈斗争之中，右派蒋介石最终胜出，汪兆铭最终反戈，引起了“四一二”等血洗共产党人的残忍事件。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清党”对共产党来说伤害确是巨大，但是同时对国民党内部造成的后果则更为严重。
“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
“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
这是一场国民党内的逆淘汰运动，进步青年遭到淘汰，而守旧腐化分子遭到保留。
一批借党营私的投机分子和土豪劣绅相继涌入党内，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因白色恐怖组织短时间内达到瘫痪局面。
“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分化所致，以为将共产党清除后，国民党的组织会趋于严密。熟料清党后，纠纷有增无减。”
“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国民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
从此，国民党走上了不要民众，不要民众运动的道路，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傲慢的居庙堂之高的“精英”政党。
1928年东北军阀张学良易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约8%的领土或约20%的领土”。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
“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权的组织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权中延续下来，形式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治政权，实际上党权根本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和权力结构。”
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政机器十分脆弱，这不乏有诸多原因。
第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清党以屠杀共产党的四一二大屠杀的影响使国民党，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被民众所厌弃的腐败的执政党，所有和群众运动相关的活动都被看作是带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对发动群众，走进群众的群众运动十分反感，以至于取消了全国所有带有“左倾色彩”的群众活动和群众组织，直接使《民国》党政机关彻底脱离群众。
第二个则是蒋介石国民党与生俱来的痼疾——组织涣散。蒋介石国民党“仅袭用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在国民党执政后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党政关系的失衡，在国民党内部流传的“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国民党最初在全国实行党政分开，期望以此走向民主政治，可事与愿违，此举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却削弱了它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党政分开首先在体制上奠定了党政之间相互冲突的基础，在这种“双重衙门制度”下，党机关处于不利地位，行政机关的权力远大于党机关，在大部分地方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根本不能起到发展党员，宣传党义的作用；在薪俸上，党务人员的薪俸远低于行政人员，有时同级人员的薪俸竟相差十倍左右，党务机关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冷衙门”，无人问津。
“在党政的权力竞争中，因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政府主控，地方党部被置于次要的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
国民党本是效仿苏俄办党模式，但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党权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但在国民党的办党是实践中，“以党治国”变成了一种口号，党治在地方中逐渐成为了可有可无之物。
第四：以军治党，重军轻党。在孙中山执政时期，国民党尚能把控形势，革命军队掌握在党机关手中；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代党魁竞争中，蒋介石以党军做大，战胜以党统为底牌的胡汉民和汪兆铭，一家独大。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逐渐迷恋于君权和军治，在成为政府首脑后把军治思想运用到党政体制中，总理遗训中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衍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
军事机关离开了党，党不能指挥枪，说明军权已膨胀，党权在低落。
国民党政府中央“中政会”，“中常会”权力被架空，只有控制军队的官员才拥有实权，中央尚且如此，地方情况更是严重：在地方上，太原的阎锡山，武汉李宗仁，东北的张学良，开封的冯玉祥，广州的李济深，各自佣兵自守，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军事权力中心，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实则并不能掌控全国的局势。蒋介石对党人和党治的作用的忽视客观上造成了国民党党权的衰落。
“一党专政虽然是国民党政权最显明的特征，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势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主要不是松弛涣散的各级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
第五：派系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是国民党的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但也是国民党溃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内部派系就已然成立，最初有代表党内“老同志”的西山会议派和代表党内少壮派的汪兆铭的改组派，后来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又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和军政人物领导的力行社和政学系。由于国民党在法理上“党外无党，党内无党”，各个派系大都秘密行动，在国民党政府长达近二十年的执政时间里，党内各个派系为争夺政治权力相互倾轧，形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使组织本就涣散的国民党雪上加霜，到抗战之后党组织已有风雨飘摇的立将分崩离析之势。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执政时期的各派系在其本质上都是拥蒋派系，它们都对蒋介石负责，蒋介石为防止其中一方权力过大，挑战其党治权威，便都赋予各方一定权力，这在客观上使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国民党的权力领袖，但是其造成的党内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却重创了国民党机器，使国民党在后期再无回天之力。
派系斗争对国民党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不过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清党”使国民党脱离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和群众运动相关的活动都被看作是带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对发动群众，走进群众的群众运动十分反感，地方各种工会，农会都有名无实，全成为了党机关形式上执行党权的面子工程。国民党自称是代表全民的政党，实际上是两不讨好，资本家，地主，精英上层和工人，农民，劳苦群众都没有在国民党那里找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归属感。全国近一半地区都没有像样的省党部。中下基层的党组织基本上销声匿迹，党在地方基层上的权力甚至不如哥老会，老乡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有时行使权力还要通过民间组织长老的通许。“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是此类情形的真实写照。
抗战给国民党提供了宝贵的重整旗鼓的机会，民族主义情绪使国民党取得了一定的统治合法性，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展开了对于组织的竞争，“就仅量的扩充而言，国民党是这场组织竞争的优胜者。
"1939年—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每年平均以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1945年前后，国民党普通党员增至264万多人，军队党员多达423万余人。同期三青团和共产党员人数是124万和124万。”
但是实际上此中却有很大水分，为扩大组织规模，国民党大批大批强制军队，学校教职人员，党政人员集体入党，滥收党员成为国民党的又一大问题，实际上，集体全部入党等于没有入党，入党程序缺乏筛选性和淘汰性，大批行政人员，教职人员为保住饭碗不得以而入党，更有甚者，竟三番五次请求退党。
“对一个政党而言，当其党员到了要求脱党，或连开除党籍也毫无顾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凝聚力。此时党纪实际上已荡然无存。”
到了解放前期，国民党形象已沦落不堪，党机器千疮百孔，整个党内如同被蛆虫侵蚀的朽肉，这与国民党本身的沉疴疾病是不能逃脱干系的。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汪精卫。这时的汪精卫并不了解蒋介石的心理，觉得是小事一桩，就把季山嘉的原话转给了蒋介石，还劝其蒋介石不必计较。汪精卫的出面让蒋介石很不高兴。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虽然坐在孙中山原来的位置上，但并不值得特别尊敬，尤其是作为军委主席名不副实。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明争暗斗不断升级。
蒋介石最近比较焦躁，因为他几乎受不了政治暗斗。除了非议他的谣言开始流传外，最令他失望的，是他寄予极大期望的北伐计划，竟遇到来自于苏联顾问团的阻力。本来，他对个别苏联顾问还是颇有好感的，如孙中山任命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可是，加伦回苏联治病和疗养去了，鲍罗廷也回莫斯科汇报工作并休假去了，换由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全权负责，麻烦由此而生。
季山嘉认为，北伐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他不了解北洋军阀的实情，过高地估计了北伐的困难，甚至对国民革命军有轻侮之意。蒋介石不堪忍受，开始向季山嘉表达不满，令对方有所顾忌。
季山嘉为了缓和关系，就找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汪精卫。汪这时并不了解蒋的心理，觉得是小事一桩，就把季山嘉的原话转给了蒋，还劝其不必计较。汪精卫的出面让蒋介石很不高兴。在蒋看来，汪虽然坐在孙中山原来的位置上，但并不值得特别尊敬，尤其是作为军委主席名不副实。
蒋介石左思右想之后，判断季山嘉的轻侮和疑忌应是个人行为，不是苏俄对中国革命在方针上的改变。他在日记中设想，接下来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积极推动北伐，冲破难关；二是从此变得消极，以减轻责任，为下野留出余地；三是出国到莫斯科一游，趁机多研究一下苏俄的经验，为东山再起做准备。
蒋介石先做了一步试探——向汪精卫要求辞职，除了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以外，其他的都辞。汪精卫大惊，极力劝阻，表示“如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不吝改过。”蒋介石随后再加一码，向汪提出赴苏俄的请求，显示出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一下，不仅汪精卫被逼得苦苦相求，连季山嘉的立场都软了。蒋介石心里已经有了底——他们暂时还没有准备换掉自己。于是，他开始直接与远方的鲍罗廷联系，要求换掉季山嘉。
同时，蒋介石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动手，除掉可能的敌人。他感到嫡系第一军中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在苏俄顾问和汪精卫那里特别受宠，有被拉拢的可能，于是果断下手，突然将其扣押并免职，由亲信刘峙接任师长。
这一场争斗，以蒋介石获胜而告一段落，这是他第一次施展政治手腕成功，令其喜出望外。在1926年2月27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总结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然而险危极矣。”
于是，蒋介石要展开反击。他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而且牵动中俄邦交”。汪精卫不置可否，反过来劝他不必将情况看得如此严重。蒋说：“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国。”已明显地在要挟汪。汪还是没有明确表示，但是答应找季山嘉谈话，把蒋应付过去了。
汪精卫这时才意识到，蒋某人已非昔日有勇无谋之匹夫，开始施展政治手段，咄咄逼人。但是，他只是想在适当的时机警告一下蒋，并未真想闹翻，否则，自己还必须重新物色一个军事上的助手。
一周过去了，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积极的效果，他开始焦虑起来，偶尔会向自己的亲信说几句抱怨的话。这几个亲信包括：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一军经理处处长徐桴，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等。这些人本来就不赞成“三大政策”，只不过在形势下顺大流而已，现在，他们发现蒋本人也对苏方和左派产生了厌恶，感觉有机可趁，就开始有意挑拨离间。
3月12日，蒋介石在季山嘉与他讨论北伐问题时，居然将对方的方案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汪精卫觉得这样下去不行。3月14日，汪对蒋说，你赴苏俄的请求被批准了，可以尽快出发。这是蒋言行中的一个破绽，被汪抓住了。
蒋介石突然感到不妙，他开始怀疑所有的谣言诽谤等反蒋活动，都出自于汪的阴谋，顿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他看来，汪精卫有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支持，又高踞权力顶峰，可号令其他非蒋嫡系部队。从这时起，他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活动都保持警觉。
3月18日，欧阳格跟他的侄子欧阳钟串通，由后者从海军局调舰，造成军舰异动。欧阳钟的身份是黄埔军校交通股长，自称接到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奉蒋介石之命，要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改名自孙中山避难之永丰舰）舰长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李虽觉有点蹊跷，但绝对想不到有人敢假称蒋校长的命令，所以就签署调令，让宝璧、中山二舰赴黄埔听命。
3月19日，蒋介石因事前往广州，正碰上汪精卫。汪上次给了蒋一个难堪，还没有机会和解，只好没话找话说：“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道：“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手之后，汪想找机会再同蒋谈一谈，以缓和关系，于是两次打来电话，问蒋：“黄埔什么时候去？”这使本来就警觉的蒋介石产生了怀疑：他为什么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我去不去呢？于是改口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
到下午1时左右，李之龙从黄埔给蒋介石打来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预备给苏联代表团参观。蒋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放下电话后，蒋介石越想越怀疑：中山舰本来只有我能调动，你李之龙为什么擅自将中山舰开往黄埔？而我不在黄埔在广州，你又要开来广州？他联想到汪精卫催他去苏俄，今天又3次询问他的行踪，顿时觉得发现了一个大阴谋：汪精卫和苏俄顾问指令共产党员李之龙，要用中山舰将自己绑架到苏俄！
蒋介石一旦想到了这个“谜底”，马上就不再关心其他任何事项，而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应对“危机”。他立即找来陈肇英、徐桴和欧阳格，商议对策。陈和徐对蒋关于绑架他的判断感到吃惊，始作俑者欧阳格也假装惊讶，由于他们过去一直希望出现这种矛盾，所以都未表示异议。蒋对他们分析说：黄埔军校内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以呆在学校并不安全；广州城有朱培德的滇军，其中共产党掌握的兵力也不少，加之海军内有李之龙等共党分子，因此在省城更难掌控；只有潮、汕地区，经两次东征洗礼后，我等颇有根基，可谓安全之地。这下欧阳格暗暗叫苦，事态朝着出乎他们意料的方向发展了，却又不敢明说，就胡乱编了一些不同意见。但蒋介石心意已决，下令马上准备动身。
下午5时，蒋介石乘车前往天字码头，准备乘船去汕头躲避。由于时间匆忙，让刚赶来的陈立夫随车同往，并在车上向他说明情况与对策。立夫乃蒋之义兄陈其美之侄，刚从美国毕业回国，前来投奔蒋介石。年轻气盛的陈立夫问道：“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蒋知陈指发动兵变，没有说话。陈又说：“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机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蒋介石觉得陈立夫说得不无道理，心想：“如果我就这么走了，政敌必然以此为口实，诬蔑我私自逃跑，岂不是太灭己威风，长他人志气了？权利可以放弃，名位可以不顾，气节岂可丧失乎？！”此刻，汽车已到码头，蒋介石毅然决定：返回，拼它个鱼死网破！
1926年3月20日凌晨4时，蒋介石以第一军为主力，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全城立即戒严，宣称要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之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部队包围苏联顾问、代表和共产党机关，扣留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严密监视汪精卫和邓演达。同时，任命欧阳格为中山舰舰长。
早上，汪精卫刚起床，亲信就向他报告了兵变的消息，把他震惊得不知所措。他的警卫还说，发现住所周围有军队的人站岗，电话也打不出去。汪慌忙问：是谁的部队？警卫说不知道，对方也不回答他。汪跟夫人相互对望了一下。陈璧君平时虽然逞强，却是第一次经历“秀才遇上兵”的情况，也不免慌张，两人的眼神都惊异不定。
中华民族八年《抗日战争》， “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做了什么？它把纳税人的钱用到了哪里？它的主力部队又在哪里？“
八年《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做了什么？它把纳税人的钱用到了哪里？它的主力部队又在哪里？“说得好，国民党蒋介石但凡有一点点能力，就不至于当初连几个红军都消灭不了，还让他们发展壮大，更不至于在短短4-5年的时间，就被共军歼灭几百万国军，赶到荒凉小岛上-台湾去了，好意思吗？本人无党无派，身居海外，但还是要说，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个无能的垃圾党和领袖，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更不要在中共大阅兵时，也跑出来丢人现眼，可笑之极。“有人回答。
《国民党需要的不是争功而是反省》一文。“写的好。有理有据。国民党精于内斗，对外装孙子。在台湾，不敢反台独，而尽力去中国化。有什么脸争功？“有人点赞。
有人评论：“这段历史很值得回味，更值得研究。不要说国民党争功，就是现在也有人借机给蒋介石加封“民族英雄”的称号而不惜颠倒历史事实。国民党执政期间，日本大规模入侵，虽然张学良不抵抗放弃了东三省，蒋介石作为国军统帅，1931年至1937年这六年中也是没有对日本的占领采取过任何收复失地解救民众的军事行动，倒是对共党红军根据地实施了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27年蒋介石翻脸杀共党，杀了四年没杀干净，日本人就占了东三省，蒋介石不甘心，宁可放着东三省给日本人占着，也要围追堵截灭共匪。直到1937年，占领东三省六年的日本全面军事准备做好了，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和他的国军是日本人必须消灭的目标，不干掉国军大东亚无法共荣，蒋介石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不得不倾国军全部对日作战了。算起来1927年4月杀共开始，到1937年七月抗战爆发，蒋介石率领国军剿共十年不果，期间放纵日本六年。有分析指出宏观上看是美军对日本的毁灭性打击，导致了日本最终的失败投降，国民党政府应该去哪里争功呢。现如今国民党随时会成为在野党，曾经的国民革命政府已经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该文作者在2015-9-3己经说：“正由于无能，国民党很可能成为历史。不是被共产党最后消灭，而是被自己。所以检讨抗战还真是国民党生存下去的机遇。可惜马(英九）兄有错过了。为了面子，丢了里子。“预见得很准！到了今年马英九还在阿Q自嗨。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己亡。
“中共的抗日从31年就开始了！国军什么时候开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对付日军占领区所有伪军及日军，伪军不打国军，国军只对付日军。国外对中国的援助几乎都给了国军，中国的税收也绝大部分给了国军。国军在西南抓‘壮丁’，由于官员贪污饿死上万壮丁(来美后才看到此新闻)，国民党就这样保为国家?如没国际反法西斯和中共的抗战，中国又要被外人统治！“
转发《国民党需要的不是争功而是反省》
作者：马力 发表时间： 2015-9-3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巨大的灾难。人口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国土不到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的日本，从1931年开始入侵中国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十五个年头里，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掠夺财富、奴役和屠杀中国人民。在最糟糕的时期，日本侵占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十五年的侵略造成中国的伤亡总数超过三千四百万人。其中有三千多万，即90%以上是平民。所有这一切从头到尾都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今天，国民党不是反省当年统治失败造成的巨大民族悲剧，而是热衷于同装备落后很多的中共军队比所谓的抗日战绩，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外族的入侵时常发生。二战时还有比中国损失更大的国家，那就是苏联。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德国在和平条约的欺骗下，集中了几十万军队对苏联发动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尔后在苏联战场上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和最佳装备。在苏联人的伤亡中军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中国的一倍以上。而当时的日本只是把一小部分最精锐的部队派往中国，大部分则前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或留在所谓的满州国准备进攻苏联。最主要的是日本没有集中大量兵力对中国发动悴不及防的突然袭击，而是以小股部队不断试探逐步深入中国腹地的。从1931占领中国东北起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日本占领军不断制造新的事件伺机进犯扩大领地。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中日之间总有一天会爆发大规模战争，至少中国应该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国土。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至少有六年的和平时间用以战争准备。
但国民党政府做了什么？它把纳税人的钱用到了哪里？它的主力部队又在哪里？在接近日军的前沿，国民党政府又建筑了哪些防备设施？有几道防线？每道防线又有多少军人和装备？有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军事机构和力量？有没有一个有效和统一的战事指挥？又进行过多少次反侵略演习？国军将领又去过几次前线视察？国防部和参谋部开过多少会议讨论如何防范日本军队的进攻？如果前线失守，又有什么增兵计划或撤离手段？如何在战时保护平民百姓？如果这个政府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话，所有这些准备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是理所当然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国民党政府究竟做了什么？今天国民党总是借口共产党捣乱使国军不能尽力攘外，但国军用于围剿红军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军队无异于吃喝玩乐，浪费纳税人的钱。
在面临日本随时可能的入侵之际，国民党的中国几乎是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没有有效的边境和防线。由于害怕吓着了日军打草惊蛇，故意减少和回避与日军冲突相关的军事训练和活动。蒋介石不仅不加强前线的防守，相反抽掉己编入国军镇守东北的张学良部队入关“剿匪”。日本关东军便趁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事变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实力，张学良的军官不顾国家安危一再下令不许抵抗，并允许缴械投降。仅万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打退四十多万东北军，其中包括近二十万精锐部队。不到四个月，整个东北沦陷变成后来的满州国。轻而易举的意外胜利不仅暴露了中国的弱点，也因此大大鼓舞了日本进一步冒险扩张的野心。当时以中国军队的数量和装备完全可以挡住日军的试探性进犯，中国抗战的历史也因此会重写。
新收编的军阀部队如此，保定军校科班出身的正规军同样是半斤八两。在保卫南京的战役中，主动请缨的国军上将唐生智在战事刚刚失利时，接到蒋介石和顾祝同的撤退命令后仓惶逃离战场，丢下十多万军人任人宰割，进而造成三十万同胞被屠杀的世界惨案。抗战时国军中这样的乌龙很多。就是一些所谓的胜仗也是问题百出。十几倍的兵力仍占不到什么便宜。本人过去也怀疑中共贬低了国民党抗日。看到大陆改革后拍摄的吹捧国民党抗日的电影大失所望。感觉只有一个，就是不解和愤怒。国民党和其军队的无能、自私和卑劣是丢掉中国半壁河山的真正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拥有德械和美式装备的国军一样昏庸无能。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伤亡比例如此之低(不到10%)，足以说明国军抗战的勇气和诚意。
国民党总是强调中国军队的装备不如日军。但差距不是说的那么大，至少小于抗美援朝时中美两军的差异。从台湾拍摄的抗战教育片来看，抗战初期国军拥有20个德械师，坦克、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仅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那里缴获的战利品中就包括260架飞机、25辆坦克、2500挺机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等等。抗战初期，西方国家假装中立，在对日本出口能源钢铁的同时却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国民党获得大量美式装备，但仍未能阻止日本的进攻。
国民党的抗战失利不是装备的问题，而是在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军事训练不够准备不力，以至战时军心涣散斗志不足屡战屡败。这是地地道道的执政党和政府的腐败和失职。在东北沦陷后，国民党本来还有机会阻止日军冒险。在1932年1月28日军进犯上海时，蔡延锴将军领导的第十九路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率自奋起反抗，在最初的一个星期中击退了包括后来五千多增援部队在内的近万日本军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却见死不救按兵不动。虽然前线一再请求呼吁，国府拒绝派遣任何增援部队，甚至拒绝补充十九路军的战地损失和医救设备，克扣十九路军的军饷并截留捐款。
国民党政府不仅对战事视而不见，还电告全国：“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成了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驻守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也与日本海军达成协议不支持十九路军地抗战。此时日本的增援兵力已经达到2、3万人。英勇的十九路军仍然坚持作战拖延时机等待救援。敢死队甚至潜水炸伤了日军的旗舰“出云号”，在日本国内引起震动。最后日军增援部队超过6，7万人，飞机两百多架，迫使十九路军退守第二战线。一个多月后的三月三日，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战。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后为抗战立下第一功的十九路军被调离前线开往福建。从两方参战的人数来看，后来的所谓胜仗都远远不如自发的十九路军的抗战。可见作战意志和士气的重要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是奉行投降主义政策，国民党完全有可能把日军阻止在沿海一线，至少不会失去大半江山。为了掩盖无能于是便神话日本军队。如果没有后来的解放战争，也许真能欺骗世界。但日本用了八年时间才只占领半个中国，而后来的共军只用不到一半的时间便全歼国军解放全中国。那时的国军有更多的美式装备，战力应不亚于抗战时期，而共军的装备也就是从投降日军那里接受了部分重武器，并不比日军更加优越。可见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也同样无能，只比国军强一些。就强这么一点使中国遭受了惨痛的损失。
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入侵没有尽到应有的责职，对中国沦至日本铁蹄之下并造成三千多万人民的死伤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罪人。虽然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声讨和强迫下，国民党政府自食恶果被动抗战，所取得的与实际军备力量不对称的微弱战绩远不足弥补犯下的罪行和造成的损失。在所谓的“全面抗战”最初的四年里，中华民国甚至不敢正式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12月9日，美国和英国都已对日宣战后才敢对日本宣战。难怪连战败的日本都不愿从心里承认中国的胜利。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失职，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不是国民党的胜利。在中国庆祝抗战胜利的同时，中国应正视历史，追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讨好洋人失守中国的罪责。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和马英久先生如果真想重拾民意，还历史以公道，请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如果不能，应该跪下向中国人民谢罪请求原谅，否则没有资格窃取抗战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死伤几千万军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和战后日本的支持，不在东京审判中争取对中国的战争赔款。而美国为了补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造成的人道危机，也不惜牺牲中国的最大利益免谈日本对侵华战争必须支付的赔款。事后说不过去便用媒体到处放风说是中国自己放弃了日本赔款。英国同样拒绝战后把香港还给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在战后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不亚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所为。然而战后的中国因迅速转入内战而对此无暇顾及。实际上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就已经转向日后与共军的逐鹿之战。
不知中共何时失去了话语权，与拥有国家资源和外国装备的国民党争功，而不是检讨和反省历史，追究执政者失守中国的责任。正如我前文所说，二战实际上有两个战场。除了在生死面前的苟合外，不存在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所以热战之后紧接着便是冷战。冷战不过是二战中第二战场的继续。二战持续到今天，社会主义阵营在不知不觉中倒下，正是因为把二战单纯地理解为东西方联合抵抗法西斯军事侵略的战争，没看到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所发起的另一场战争仍在继续，在幻想中放下了武器，解除了武装。有人甚至幻想把当年的露水夫妻变成终身夫妇，指望能白头到老。结果残酷的现实却是日本重又占据了中国的钓鱼岛；当年被十九路军击伤的“出云号”再次挂旗出航，向中国示威和嘲弄。中国需要的是一条不同于当年国民政府绥靖主义的路线，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用实际行动正告一切外敌打消用军事手段征服中国的美梦。
评论：“这次北京阅兵，连战和习近平一起，对中国的抗战时间由原来的八年抗战讲法变为十四年抗战，就是以九一八事件为起点了。我以为这样的讲法是给国民党足足的面子了。中国人民抗战十四年，模糊了蒋介石的国军1931年至1937年这六年不抗日专打共党的历史。“
评论：“两党争功是扯淡! 没有国共合作，国民党不但要和共产党为敌，还要和汪伪为敌，不要说正面战场了，后方它都受不了。内部又不团结。三面受敌，四面楚歌。最后肯定的投降。还有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帮助，最终取得胜利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台湾只有连战和新党能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上。其他的都是混帐。中国政府应该至少给连战一个共和国荣誉主席或副主席的位置。以显示第三次合作和统一的决心。“
评论：“国民党一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至今流落到孤零小岛，依然内战不停，这就决定了这个党岌岌可危的结局。“
评论：“好文。若不是提醒，真以为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功劳被共产党贬低了。是蒋介石的私欲、顽固、无能、愚蠢才是中国14年惨痛经历的主因。马英九还好意思争功？“
评论：“有道理。客观说来，1937年之前除十九路军的自发抗战，国军真没有什么战绩可言。东北联军恐怕不是国民党的部队。“
评论：““没有国共合作，国民党不但要和共产党为敌，还要和汪伪为敌，不要说正面战场了，后方它都受不了。内部又不团结。三面受敌，四面楚歌。最后肯定的投降。”
“农民有了土地固然士气很高。但失去土地更能拼命。国民党不重视农民利益，迷信黄浦的军官，所以没能调动士气。”
“我觉得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的过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进来再打狼，打死也没有多大功劳。“
“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的过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进来再打狼，打死也没有多大功劳。
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能做出正确判断的是伟人，欧洲战场，法英美苏也把德国放纵了。另外，中国当时的全面实力真的是跟日本没法比，自然就容易气短。近代中国离日本实力最接近应该是甲午战争。“
“国民党马英九，和他们的能力是相符的，仅此而已，不能指望他们。“
“好文章。说得太对了。
马英九和郝柏村等人争功太过，反思严重不足。结果到现在国民党马上就要被边缘化了。“
美化民国，曲解历史，历史，可以有争议，但绝不可以粉饰，更不可以以争议去洗地。历史，可以有争议，但不能任人胡说八道，更不能借争议之名行洗白之实。
【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而事实上，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1776年—1886年存在于南洋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岛)上的海外华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这个才是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说《中华民国》，是张冠李戴，强行美化啊。
《中华民国》：孙中山当了四十三天临时大总统后，被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中华民国不到几个月，就被袁世凯一纸调令即可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北方牢牢控制在袁世凯手里，内蒙东北也是唯袁是从。随即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中华民国》即亡。
袁世凯死后军阀轮流执政，称《北洋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社会稳定吗？那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土匪横行，这样的民国是社会稳定？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晋奉战争、二次北伐、河湟事变、蒋桂战争、二广战争、中原大战，……中原大地战火纷飞的时代竟然是黄金十年？
1933年3月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然后货币超发，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大量国民财富化为乌有，肥了四大家族，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这其间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民生艰苦又有谁能看到？
当时的人们绝大多数是文盲，能读得起书的，又有多少？
人均寿命35岁的社会，值得为之赞美不？何不食肉糜！
《中华民国》词条里说到宪政、共和、民主，又有哪一条落到了实处？独裁的蒋介石政府竟然在今天吸粉无数，这些充斥了虚假的历史信息的百科词条绝对功不可没。
是的，两种百科词条均声称其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编辑词条内容。但又有几个人在看到词条不对或有问题时，能花费无数的时间与精力去考据与修改？
日本九一八以前，蒋介石政令不出江浙，南方稍有统治权，北方在军阀手里，东北满洲国。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割据，蒋介石一年不到即被轰下台。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又一次亡了。
马英九去中国大陆大谈《九二共识》没有变，九二共识等于什么？等于放屁。《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吗？马英九在中山陵悼念孙中山时，孙中山会认同台湾是《中华民国》吗？马英九的中国行正对上蔡英文的过境访美，目的为选举拉票，结果如何？
到台湾后蒋介石从1948年到1975年当台湾领导人。
严家淦从1975到1978年当台湾领导人。
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8年当台湾领导人。
李登辉从1988年到2000年当台湾领导人。
陈水扁从2000年到2008年当台湾领导人。
马英九从2008年到2016年当台湾领导人。
蔡英文从2016年到2024年当台湾领导人。
这跟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有何连续关系？
一个国家有国号，国土面积，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才行。
自说自话，胡编乱造，胡说八道就能自嗨自称一个国家了？
而且，就拿蒋介石也说，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
台湾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日前表示，蒋介石1950年的确曾说过“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讲话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就从《台湾领导人》来看，有哪一个是继续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了？还是继续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了？
就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有一絲一毫的一脉相传吗？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是联苏，容共，扶助工农。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屠杀共产党和同情支持共产党的一切人。
《台湾领导人》继承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还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从历任《台湾领导人》来看，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一致吗？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要《反攻大陆》统一后的《中华民国》。
蒋介石儿子蒋经国的《中华民国》，己变了，明知《反攻大陆》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华民国》只是台湾的代名词。
李登辉就不认《中华民国》了。
陈水扁是继承李登辉的。
蔡英文也是继承李登辉的。
马英九执政八年。应该说是一个机会。
两岸《統一》，对谁有利？这个问号是指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的两岸《統一》。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台湾》与改革开放后的两岸《統一》是有区别的。
再说两岸《統一》，对谁有利？
从大陆走资派政府来说，图个名，在其任上完成了中国统一。
从台湾来讲，好处多了。
一是对国民党有利。国“共“两党哥俩好呵，第三次合作。此时的走资派“共产党“己《废敌为我》，亲切地称《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亲》等。《惠台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千条万条。而《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亲》几乎只为国民党而为。
二是对台湾资本家。来大陆经商，优惠，优惠，再优惠。
三是对台湾名人来大陆捞钱。开放，开放，再开放。
马英九执政八年。与习近平密谈，马英九只要提一个要求，允许在大陆发展国民党党员即可。带着台湾和习近平统一了。马英九就可继续当台湾的头，大陆不会收税，一切照旧，国民党的官员到中央当官了。在大陆发展国民党党员一定很快超过共产党员人数，国民党的官员到中央当官的一定大量增加，这比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统一容易多了。
四是没有台湾民进党的事了。
五是台湾人真正在世界上有地位了。
然而，马英九听美国的。自己又无主见。只能无作为。无作为不要紧，默不作声也就算了。但马英九还是要作秀，阿Q自嗨。
1923年8月，孙中山特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4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3个多月。他们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博物馆等地；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国家领导人会谈。
蒋介石对军事方面特别重视，重点了解苏联红军的情况。蒋对苏军内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歩，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他还向苏方提出请求，希望苏联派军事顾问赴广州，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
蒋介石比汪精卫小4岁，人生经历和性格禀赋与汪完全不同。他早年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取日本振武学校。在日本期间，蒋介石结识了孙中山的重要助手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作为一个满腔抱负的爱国青年，为了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蒋对日本国的观察非常认真。他认为在日本生活中，从铁路系统、人才教育和生产制造，样样讲究纪律和效率，因此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他认为是日本军事成功的主要原因。因此，崇尚军事救国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最大区别。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追随陈其美回国参加军事斗争，开始有了实际的战场经验，担任过团长。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遭刺客暗杀身亡，蒋介石悲痛万分。从此他直接听命于孙中山，孙任命蒋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
不久，袁世凯暴死，中华革命军随之解散。蒋介石混迹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20年，蒋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之利资助中山的革命事业。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前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完全赢得了孙的信任。蒋以此经历写了《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 1923年2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成为孙倚重的心腹大将。
1923年8月，孙中山特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4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3个多月。他们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博物馆等地；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国家领导人会谈。
蒋介石对军事方面特别重视，重点了解苏联红军的情况。蒋对苏军内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歩，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他还向苏方提出请求，希望苏联派军事顾问赴广州，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
由于列宁重病在身，蒋介石未能拜会这位革命领袖。但看到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却与托洛茨基发生内斗，令蒋对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风气盛行充满失望。他通过谈判的过程，判断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不尊重传统并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对外行使霸权主义。
蒋介石在访苏回程中，写下了《游俄报告书》，包括在苏联3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其中不乏对苏联的认识和疑虑。回国后，他将报告奉寄给孙中山。
蒋介石看孙中山如同看待导师和父亲。对于导师的教诲，他理解的会相信，不理解的也会相信；对于父亲的命令，他尽可能服从，但有时意见不被采纳时，也会负气暴走，反正最后父亲要负责任。他自视甚高，经常看不起他的同级甚至上级。甚至于当孙让蒋负责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筹建时，他还发牢骚，说只让他办学，不让他过问政治军事。有一次，恼怒之下干脆又甩手回老家了，直到被中山的亲笔回信打动，才迷途知返。当军校组建走向正轨时，他发现这才是自己大展宏图的天地。
黄埔军校的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室、宿舍、伙房、厕所竟都是草房。新学员入校时，可以领到两套军装、两件衬衣、两双布袜、一条武装带，但步兵最重要的军鞋，却是三双草鞋。
然而，这里的气氛是完全不同的。学员除了周日可以自由活动或请假之外，天天都是集体生活，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个个热血沸腾。每天雄鸡鸣白时，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一圈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早餐后开始上课，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
蒋介石和情侣陈洁如住在离黄埔军校不足一里路的长洲要塞司令部。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上下班时总披着一件呢制披风，前由副官开道，后有若干武装精良的警卫护送，好不威风。
当得知孙中山被癌症夺走生命之后，蒋介石悲痛得不知所以。饮水思源，他要报答中山的知遇之恩，将陆军军官学校办成革命的摇篮；痛定思痛，他决心遵循总理的多年教诲，执行既定的方针，包括“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终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一年来，他像子承父业那样开始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有他人指责，有工作冲突，他也不再撂挑子，而试图忍辱负重，向前推进。同时，他认为自己是坚决革命的，别人妨碍他就是妨碍革命，因此，必要时他会动用武力来除掉这些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突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到暗杀！当天，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参与和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廖案特别委员会”。然而，此案极其诡秘，案发后不断添加的一些人为因素，更使案情扑朔迷离。
调查后的结论是，暗杀系国民党右派所为，并发现有一嫌犯为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从而使胡汉民有重大嫌疑。8月25日，当蒋介石派军队搜捕胡毅生时，士兵包围并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汪精卫顺水推舟，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派胡汉民出国，又除去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蒋介石既然帮了汪精卫一忙，他也要汪帮他一忙。当时蒋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的参谋长。9月9日，蒋向汪告状，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的发展，可胜慨然”。然后，蒋介石竟于9月19日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义，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蒋的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枪，实行武力威逼。许向汪精卫求助，汪表示完全支持蒋。结果，蒋介石迫使许崇智出走上海，除去了一个争夺军权的障碍，已显示出他敢于操弄权力的政治胆量。
汪精卫和蒋介石联手赶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同时就形成了联手控制广东党政和军队的局面。蒋介石为了巩固这一局面，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结为金兰。但是，陈璧君瞧不起出身青帮的蒋介石，自恃他们夫妇党内资历远高于蒋，坚决反对丈夫同其结拜。汪早已被悍妻训练得服服帖帖，只好对蒋婉言谢绝。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担任总指挥。东征军力克惠州城，端掉了陈炯明的老巢。然后，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率第三师继续进攻。“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当时担任蒋的警卫连连长。当第三师前进到华阳时，遭遇陈炯明主力林虎部，被林部击败。蒋介石急了，亲自跑到前线去督战也不顶用，全师溃散。
陈赓对蒋介石说：“校长，指挥部该撤退了！”蒋介石厉声叫道：“我不走了！我曾训诫你们，战败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诺言，不辱黄埔之名！……”说着就去摸随身佩剑。陈赓大惊，赶紧夺过佩剑，急切劝道：“你是总指挥，不能自杀！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不是你的学生。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
蒋介石本来说自杀就是给部下听的，实为效法曾国藩，等着部下救他，给他台阶下。经陈赓一劝，蒋就不自杀了，被陈拉着跑了一阵，不久渐渐体力不支，脚步沉重，喘着气说：“我跑不动了！”
陈赓见状，顾不得自己在攻惠州城时的脚伤未愈，咬牙背起校长接着跑，跑到一条河边，找到一条船，把蒋介石送上船。陈赓一面组织部队掩护，顶住追击的敌人，一面把船划向对岸。他们终于在对岸找到了一处安全之地，得以休整。此后，蒋介石对陈赓的救命之恩一直铭记在心。
第二次东征终以国民革命军击败敌人而结束，陈炯明被迫出洋。蒋介石作为主帅功 不可没。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夫妻双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癌症与世长辞。谁来顶替国民党领袖的位置，成了党内外瞩目的问题。一般认为，有可能继承这一领袖地位的主要有3个人，头一个是汪精卫，第二个是胡汉民，第三个是廖仲恺。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闭幕后，基本上形成了汪精卫主持党政、蒋介石主持军事的局面。汪精卫主持党政蒋介石作不了主。
42岁的汪精卫，已跟过去那个慷慨悲歌的热血青年判若两人。当年汪之激进精神，正如他在《民报》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所论：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薪，一作釜，而自己愿以生命充作革命之柴薪。
1910年，汪精卫亲自策划和实施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不幸事败，后与同党黄复生一起被捕入狱。他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其中一首《慷慨篇》感动天下，一时为国人传诵。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善耆看到汪诗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禁大赞壮哉！
这位肃亲王亦非等闲之满清贵族，是清廷中难得的一位改革家，他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不只一两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这个理由居然说服了摄政王，致使宣统皇帝下旨，免两人一死，改为无期徒刑。
服刑期间的汪精卫，在肃亲王善耆施展的各种软化手段面前，逐渐陷入左右矛盾的处境，产生了消极妥协的心理。善耆用睥睨一切的长者姿态，以探讨学理的贤士风度，广征博引，侃侃而论，慑服了这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
汪精卫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在狱中所作《有感》一诗中，已把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的殊死斗争，喻为兄弟相残。经过这一服刑的过程，其刚烈和冲动有所收敛，自省和忍耐有所增强，不自觉地从“革命之薪”向着“革命之釜”转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了。清政府为了缓和局势，只好一面起用袁世凯执政，另一面将汪精卫等人公开释放。
汪精卫出狱后，经梁士诒介绍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颇相投契。其后，汪受邀登门会见袁世凯，被这位城府深厚的主人大肆夸奖一番。汪听后身感飘然，觉得颇为投机，只感相识恨晚。在袁世凯的建议下，精卫与克定结成金兰。
别后，袁世凯写信给梁士诒，嘱他筹款10万赠送于汪精卫，作为汪南下的路费。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见过如此厚礼，不免大吃一惊，认为非义之财万难接受，初始坚不肯要。经梁婉言劝说，汪接受大洋1千元，退还了9万9千元。
南北议和开始后，汪精卫被南方11省代表推举为议和参赞。12月 17日，汪由北京经武汉来到上海。他的情人陈璧君闻讯，专程赶来上海相聚。
陈璧君比汪精卫小8岁，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巨富之家，从小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相当完备，并有很高的爱国热情。通过同盟会的刊物《民报》，璧君读到精卫的论战文章，洋洋洒洒，笔锋犀利，如投枪，似匕首，驳得保皇派告饶投降。又听闻汪精卫风流倜傥，人才出众，在她心目中就有了白马王子的影子，欲求一见。终于在1907年，24岁的汪精卫到槟城宣讲革命，陈璧君每临讲演必到现场。当时有人称，汪精卫的讲演“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 璧君在下面，心魄都被勾住了，随之上下起伏，“汪喜亦喜，汪忧亦忧。”
陈璧君虽年方二八，但生得并无动人之处，小时较胖，还被人起了一个“肥环”的外号。尽管陈处处表现对汪的亲近，汪却对陈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并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怎奈汪越说不结婚，陈反而越痴情于他。
后来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劝阻，执意组织暗杀团，“与虏酋拼死”。陈璧君坚决参加了进去。到了快要行动的日子，汪找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汪说自己决意牺牲，而希望陈再认真考虑。陈回答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既然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步，本来并不爱璧君的精卫，也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便答应了她的要求。后来国民党内盛传，当日陈璧君主动献身，两人初试云雨情。
不料，在陈璧君奉命去日本买器材的时候，汪精卫却被捕了。璧君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四处奔波，求救汪精卫出狱。后来，她在别人的帮助下与汪取得了通信联系，两人的爱慕之情随着通信与日俱增。
现汪、陈二人历经艰险，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从此两人形影不离，生怕又出意外。
南北议和中，汪精卫极意斡旋于南北之间。显然，他已经完全被袁世凯所征服，到处散布总统非袁莫属的言论。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后，最初反对议和。汪竟反讥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这与革命党外的一派意见相呼应，令中山深感压力。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在留任期间，3月11日，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1日，中山正式解职。
汪精卫成了开国功臣。革命成功了，他决定兑现结婚的承诺。1912年5月，汪把陈璧君介绍给全家族人，后正式举行了婚礼。
其时，未及而立之年的汪精卫还抱着理想，自命清高，主张退出政坛。他同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袁世凯念汪精卫斡旋之功，资助其偕妻陈璧君赴法国留学。汪屡受袁世凯资助，理想就打了折扣。孙中山曾多次电召他回来参与同袁的倒行逆施作斗争，他也时来时往，没有一直跟在中山的身边。法国从此也成了他的避风港，事业一有不顺，就去法躲避一时。
1916年，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国人唾骂中死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但实权却落入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他们肆意践踏《临时约法》，拒不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国内掀起了护法运动。1916年底，孙再次电召汪精卫回国。这一次，汪不再有顾虑，回国实际参加了革命阵营的工作。
1917年9月10日，广州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汪精卫为秘书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从此，汪精卫一直跟随中山，奉旨行事。他与胡汉民一起，成为中山的左膀右臂。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施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又筹办军校，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当时国民党十分拮据。大家研究认为，惟一的办法只有向海外华侨募捐。因陈璧君系华侨出身，与各地华侨有一定的联系，于是决定由陈担此重任。她果然不负众望，远涉重洋，历经辛苦，取得了显著成绩，共筹款30余万元，解决了国民党人的经费困难，也解决了创办黄埔军校的一部分经费。这次募捐大大提高了陈在党内的声誉。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夫妻双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癌症与世长辞。谁来顶替国民党领袖的位置，成了党内外瞩目的问题。一般认为，有可能继承这一领袖地位的主要有3个人，头一个是汪精卫，第二个是胡汉民，第三个是廖仲恺。
当开会讨论起此事时，汪精卫故做清高姿态，再三辞谢，说难当此任。陈璧君也对人说，她不赞成自己丈夫负那种大责任。可事实上，此时汪不仅放弃了过去的“不做官主义”，而且生怕失去继承大位的机会。
1925年7月1日，政治会议进行选举，汪精卫偷偷给自己投了1票，造成“发出选举票11张，收回选举票11张，选举汪精卫的11张”的事实。顿时，其口是心非的伎俩不揭自穿，当场满面通红。
这样，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陈璧君因而也成了党内第一夫人，从这时起，她的为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颐指气使，威风八面，动不动就呵斥他人。汪本人也怕在公共场合被夫人呛，更不用说在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