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读《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
读《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一文有感。文中说：“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
文中又说：“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最后说：”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不仅是辩证法理论大师，而且是辩证法实践大师。辩证法是研究矛盾对立统一的学说，而矛盾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天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生动力，“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早在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矛盾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这是一部深刻的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标志。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普遍性表现为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
《文革》中毛泽东说：“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毛泽东又说：“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不是哲学自发的形成，是人为的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仅仅是从本体论角度，也就是从“世界的以物质还是以精神为本源”来做区分的。这个区分方式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
这里恩格斯所要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工人组织经常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修正思想，改良主义的侵蚀。
这种侵蚀使得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裂，而这种分裂往往是由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将自己伪装为工人革命的指导思想。如果按照这种思想进行革命斗争，只能将革命引向失败。
类似的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立刻消灭权威和政党，构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先走资产阶级革命，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平的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激进派（反对一切妥协，立刻掀起革命）、超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携起手来订立和平协议，世界就可以进入长久和平期）、拉萨尔主义（忽视现实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要求不折不扣的分配劳动所得的理想主义）。
其中，中国也有以胡适为首的社会改良派，宣称阶级斗争只能引起阶级仇恨，不应该用武力的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正是由他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所导致的。
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些思想，或多或少都偏离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而对当时局势的解决，不是缺乏变通就是过于懦弱，要么则是过于理想主义而脱离了现实。
因为有相当多的思想家，都认为应该等待统治阶级自我反省，主动帮助人民实现解放。
然而很明显，这都是基于唯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思想是高度独立于现实的，甚至是思想支配现实，因此只要统治阶级“想”这样做，他们就可以解放人民。并且他们相信人的理性天生趋向于自由民主，只要统治阶级觉醒了这种天性，自然会推动社会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但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则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由自身决定的，更是由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因此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觉醒，无疑是缘木求鱼。
很明显，这两种基本观点之下，各自提出的政治观点也必然是不同的路线。
在这种背景之下，恩格斯就必须提出一种高效的辨别方法，来将一切“唯心主义的思潮”从党内驱逐出去，坚定科学的理论指导，否则革命一定会失败。
于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就诞生了。
这一理论，寄托着全世界工人组织能否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侵蚀的愿望。其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政治背景。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些人出于“宗教狂热”一般的情感，非常武断的在任何研究方式中大谈特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忽视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个学说提出本身的目的和背景，这实际上把这个划分庸俗化了。
因为虽然绝大多数的各娄学派都可以以此划分，但是它们的研究侧重未必是这些基本问题。如果上来就大批特批，就属于人家要做个蛋糕，你不品尝蛋糕反而说它托盘的花纹不好看。
另外一些人读了一些哲学史，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论纯属无稽之谈。这实际上也是不了解这个理论所提出的背景，导致评价片面化。
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哲学基本派别，本没有问题。因为基本上所有派别，都要提到“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即使声称超越二者分立或者二元论的学派，也会最终落脚于物质和意识之一。因此片面强调基本派别划分是僵硬的，而片面否定基本派别划分则是带有强烈个人偏见的，这同样是狭隘。
但是如果因此而过度贬低唯心主义，或者过度贬低唯物主义，则是另一种狭隘。
一、哲学的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唯物主义》有三种基本形态：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意识是本原，先有意识后有物质，意识决定物质。
《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
(一)唯物主义：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金、木、水、火、土等是世界的本原。
进步性：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
局限性：A.是一种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
B.它把物质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属性就是物质的属性。
进步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
局限性：仍然把物质的具体形态等同于物质。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不彻底性。
3、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客观实在性。
进步性：终结了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做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二)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精神当成世界本原。
客观唯心主义：把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精神”当作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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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
文/万湖小舟
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他这样讲到(大意):
同学们大家在初中时就学过梯形面积公式: (上底+下底)x高/2。但梯形的边如果是曲线就不能用这个公式，因为直和曲是矛盾的，不能互换。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曲边梯形分成有若干个小的梯形。由于这些小梯形的曲边比大梯形的曲边弯曲程度小，接近直线。 我们能够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这些小梯形的面积，在把他它们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大曲边梯形的面积。
同学们一定有疑问，这样会带来误差，不精确，因为那些小梯形的边仍然还是曲的。误差和精确是矛盾的，不能相互代替。误差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大的曲边梯形只做了有限次地划分。设想我们把这个曲边梯形划分成无限多个细小的梯形。细小的程度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它的曲边了。让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在这样无限细小地划分下梯形曲边从量变发生了质变，曲线变成了直线，矛盾统一了。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放心地使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每一个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然后在把这些无穷多个的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加起来，其结果就是精确的曲边梯形的面积。积分的理论就是求无穷多个无限小量的和。
积分的过程体现了从有限到无限，从误差到精确，从曲线到直线的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规律)、质量互变(量变到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现在让我们来讲述积分的理论和求积分的方法。....
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
在华利益最复杂的是苏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满清政府的懦弱和无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走了大片中国国土，并在东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获得了沙皇所梦寐以求的“不冻良港”。不多久，俄国侵略者就攫取了在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海上大战以“对马海战”最著名，而陆地战场却在中国东北，战争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沙俄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北满铁路仍然留在沙俄手里。
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改为侵略蒙古地区，并推动外蒙古独立为国。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为获国际承认，与俄罗斯发表《中俄声明》。然后两国签订《中俄蒙协约》，中国可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明显已损失了国家利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拒绝承认苏俄新政权，为了争取比邻的中国，苏俄宣布无条件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又取消两国间的秘密协议。列宁也亲自表示要废除中俄两国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列宁还领导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专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
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进而，他们成立了信仰这个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次是唤起了孙中山对苏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都不肯帮助他的时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与苏俄合作，接纳幼小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历史常常在关键的时刻被重要人物导入某个方向。把中国的命运与苏俄联系在一起的，是列宁和孙中山。但是，这两位在各自党内的绝对领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宁由于被暗杀的枪伤严重损害了健康，于1924年1月24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仅隔了一年多，孙中山因患肺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间，也不过59岁。这样，中国的国共两党与苏俄的关系就取决于他们的后继者了。而列宁的后继者，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经过斗争产生的。
托洛茨基在苏共和苏军中的资历更深，也更得列宁的信任。他是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挥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间的俄国内战期间，他领导红军对抗支持沙皇的白军，反抗14个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最终赢得内战。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和观念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早期与列宁有过分歧，但后来两人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却成了列宁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岁，但在早期的俄国革命中比后者级别低，在红军中也接受后者的领导。他的革命手段更激进、更无情。但在苏共中央内，与不太讨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斯大林说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从不在列宁面前坚持与老师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列宁去世后也一直不承认什么“斯大林主义”，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病重后，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颇有接班人的势头。
列宁在晚期发现了斯大林缺点，于是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同时列宁通过妻子的联系，寻求与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后，在电话里辱骂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得知后曾愤怒写信给斯大林，并以绝交威胁他道歉。斯大林选择低头认错，最终事情平息。
从1923年3月中旬起，列宁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则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共同反对，不仅没能树立起权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并列为苏共（布尔什维克）主要的6名领导人。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后把丈夫的遗嘱交给中央政治局。在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了。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托洛茨基对政治斗争很不在行，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的两篇文章里，竟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他们3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苏俄国内的政治变化对中国产生了长期的重要影响。
在俄国内战期间，白军败退到国外，苏俄红军就进攻到国外。不少白军败逃到了中国新疆境内，苏军也就追杀到了新疆，并同当地的政治势力联系到了一起。这样，不仅旧沙俄在中国北方的权益没有归还给北京政府，新苏俄反而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1923年底，在中国西北地区起家的“国民军”军阀冯玉祥，受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等书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影响，开始倾心于苏俄，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1925年，冯玉祥邀请中共中央的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中共党员刘伯坚代理。冯还结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邀请苏俄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开始接受苏俄的武器援助，并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赴苏联留学。
不过，冯玉祥的部队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被打败，不得不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但冯的主要部队并没有散，他本人继续保持对苏俄的好感，并于同年前赴苏俄考察。
当然，苏俄对中国的关键性影响还是在南方的广东。而将深受欧美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推向苏俄一方的，其实是那些受其他列强支持的各路军阀。其中一个广东军阀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他名叫陈炯明。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3月的黄花岗起义中，陈炯明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孙在后期能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护法运动，陈的军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曾赞陈“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但是，陈与孙的政治理念不同。陈炯明接受了梁启超提倡的“联省自治”的理念，主张建立与美国相仿的联邦政体，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逐步向全国推广，再走向和平统一。孙中山经过了建国和护法的种种失败，坚信必须采取“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重新建立全国政权。两人最终产生激烈冲突。
1922年夏，孙中山公开罢免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的亲信大将叶举，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孙中山撤退之际，夫人宋庆龄不愿与孙同行，认为“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并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我请求你先走吧！”只身出走的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
在此之前，孙中山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接触，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此刻，中山对自己的失败极为失望，在其他列强各国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际，他终于下决心寻求苏俄的帮助。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之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
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苏俄援助他建立黄埔军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实可行的统一国家的道路。尽管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从广东大本营出发北伐，打倒所有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给继承者们的历史重任。
苏俄仅仅为了黄埔军校，就援助了300万卢布的经费，飞机9架，大炮几十门，机枪几十架，约万枝步枪，还有配套的弹药等等。另有一笔1000万元的援助经费，供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可以说：没有苏俄的援助，就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本钱。
而在资本主义列强看来，社会主义苏俄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广州国民政府则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当国民革命军向北方进攻时，他们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内部的争斗，团结对抗这个南来的“洪水猛兽”。
列宁的逝世对国共前途的影响是逐渐显现的。列宁本人虽然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但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并没有放弃本国利益。斯大林继承了大位以后，暂时延续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可大国沙文主义变得越来越赤裸裸。列宁那些带有国际主义道义的话，从斯大林口中再也听不到了。
由于过去托洛茨基在苏共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的几年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在苏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也被卷进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遗恨终生。
同样，在中国的共产党人也无法幸免。托洛茨基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不仅是苏共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且中共也必须跟着念这个“紧箍咒”。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初的40多年前，一曲“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意识形态”，“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运动”奏响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子操守精神和古道热肠侠义文化的挽歌。
在走资派的号召下，一打牛鬼蛇神右派分子放出来后，附和着万分威严地说：“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闭嘴吧! 我们正在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哩，一律不争论!”
随之更多血淋林的事实资料以及更深刻的研究，会看清楚走资派右派们所谓“不搞意识形态”就是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社会主义，而要搞修正主义，不正大光明，而要搞阴谋诡计。
从那一刻起，中华民族中就出现了一群砖家叫兽的集体叛变，而莫言的“丰乳肥臀，滥交，入微露骨地描写女人乳房和屁股，以及性交‘哼哼’‘尖叫’细节，白描烹食婴儿、大书酷刑细节的窥"阴"癖患者........”无疑就是一座背叛堕落的丰碑，一个时代的人性恶堕落至巅峰。相应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就堕落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字当头照，礼义道德放一边”的盛况，中国成了没有精神和文化只有物欲横流的荒漠荒蛮之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往往是政治制度塑造的结果。
毛泽东把意识形态看作“理论上的现实社会”。毛泽东又提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刻描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特征，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则造就了“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阿Q，尼姑，阿长……”一群浑浑噩噩，怕官，羡富，逆来顺受的国民奴隶式的劣根性。
如果仅仅是建立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有制，而没有一场彻底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把那些作威作福的国民党的官僚军阀老爷打倒在地，也要把共产党内当官做老爷的走资本主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打翻在地，让它们横行霸道了几千年的威风扫地，激活人天生流淌在血液里的“反潮流精神”，确立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意识形态，跟一群胆小怕事，怕官，羡富，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阿Q，尼姑，阿长……”谈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平等，民主，自由，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从前，有个叫花剌子模的中亚古国。该国有一种古风，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要大大的奖赏。凡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要丢进笼子喂老虎。人们据此揣测君王的脑回路：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于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搞学术的人，尤其是人文学者、艺术家，法学家，就像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就是一个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的小说就是“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最好的文学注解和次生性文化，是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着罪感和耻感文化走入历史虚无主义最值得夸耀的文学。
莫言们既要引进先进西方先进私有制，就要首先对东方“天下为公”文化妖魔化，于是有了“河殇”和莫言。
走资派既要改革，就要先把文革妖魔化，于是“伤痕文学”这个花剌子模信使受到君王的奖励。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告别革命，那就要先侮辱先烈，把他们描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否定公有制集体经济，那就先要把公有集体经济妖魔化，描绘成“扼杀自由”的无间地狱。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抢劫全民财富，法学家就先要把毛主席时代人民法学妖魔化为“人治”，为“抢来的财产受法律保护，房地产公司可以烂尾，买房者不能断供”的 “法治”开辟道路。
走资派右派们在政治学领域就要先妖魔化“阶级斗争为纲”。对所有领域的“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汇聚到一起，就是一个资本家养活了多少工人。官贵民贱，笑贫不笑娼。极端自私自立欲壑难填而又涂脂抹粉打扮精致的利己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权钱色就是好猫。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人民的时代就诞生了。
有哪一个对“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有微词者，不被当政走资派右派们骂为“极左”呢?
又有哪一个走资派右派们不拿“反改革开放”这个罪名，去弹压质疑私有化，医疗教育产业化，市场阶级，烂尾楼…….的人呢?
仅仅小学二年文化的莫言粗鄙露骨文字获得诺奖，则纯粹是跌了一跤捡个大元宝。时值当年走资派邓小平访美，开启中美蜜月，战略伙伴，夫妻关系，卿侬妾蜜，如胶似漆。西方颁奖给莫言，可谓是屎里觅豆，吹毛见疵，用心良苦。
莫言说：“我有一种偏见，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而是揭露黑暗和人性之恶的。”通过这句话，莫言看似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斗士，却实际上是封建专制驯化后的奴才和犬儒之顺从争宠谄媚阿谀的表现。
莫言在“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开启的一片声讨“前三十年的群情激愤”氛围中，跟风上了伤痕文学的这艘末班车。
所谓的“揭露黑暗与反映人性之恶”，都只是事后的看客和不公允的主观臆想，以己及人、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毫无道德操守，以坐井观天的思维来审视，抹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种人有的只是趋炎附势的伎俩，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奸佞小人之风。莫言的言辞和小说，没有对工人下岗失业，道貌岸然贪腐之徒、资本家压榨，经济危机，蜗居，烂尾楼，说一句话，没有对自己眼巴前的丑恶作任何一丝一毫正义的揭露，也没有为民请命，更惶论对黑暗的反抗。
而反观鲁迅，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以笔做投枪的猛士，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鲁迅与莫言，战士与苍蝇，高山与粪土，云泥之判!
刀郎的罗刹海市之歌是第一声春雷，把这个社会美丑颠倒，善恶混淆，正邪不分，庙堂登猪狗，鞋拔作如意，牝鸡司晨，半扇门楣上裱真情，勾栏扮高雅，公公好威名，群魔乱舞，描写得淋漓尽致。
而莫言风波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那一小撮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官权代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政客，贪官污吏，官僚，买办，资本家，富豪。各种资本代表如：房地产奸商官商勾结联盟代表，资本私权专制改割既得利益集团复辟势力代表，帝国主义外资在华利益的买办代表。以及雇佣豢养的砖家叫兽反动文人，这些窃取立法，司法，行政，媒体社会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权力的改割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占总人口0.1%，社会财富2：8分配中的2的“上流社会”，庞大的，占据着有利位置。他们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的势力来自哪里? 看清楚了经济，文化，教育，传媒，法律被封资修意识形态深度改造后的残酷现实。
思维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怎么思想就怎么行动。政权国家对个人的支配，除了制度，法律，军事暴力之外，最为常见的支配形式，首先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来实现。它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不得不在“自由竞争”的资本增殖游戏中承受人之生命本质的全面异化和普遍不幸。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国家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结构，意识形态则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这种独特作用在黑格尔国家学说那里就是“依照思想构筑现实”
当被问到“莫言会不会被判刑?” 这样的问题时，结论是：莫言不会有事情，他和柳传志一样都不会有事情。
因为“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时代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尽管他们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但是距离彻底烂掉还需要时间。他们过去40年关于“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官贵民贱，英雄创造了历史”的所有启蒙努力全部都失败了，他们和共产党人都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鸟瞰天下，极目世界，随着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内部修正主义得无耻叛变而导致失败。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基本矛盾，愈益地凸现出来：贫富悬殊痼疾，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集体疲惫、空气环境污染疫病流行，以及挽救经济危机而引发争夺资源市场的战争遍及全球，冲突不断、中美竞争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核大战日益迫近，人类陷入生死存亡前夜，人类社会运动迷失前进方向，前途渺茫，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悲观，颓废，迷茫泥潭。国内房地产支柱崩毁、经济泡沫持续破裂、下行周期席卷各个领域、三驾马车趴窝、内需严重不足、货币循环阻塞、有钱人纷纷抛售资产、还有一部分润出海外.......
这波巨变的发生，标志着过去一个虚假繁华时代的落幕。
以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方式，一个时代彻底地终结了。
人类灵魂在渐渐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安全感与希望。
危机正在让踏上资本主义末班车的ts社会油尽灯枯，随之统治中国几十年的特色意识形态正在走入末日时刻，所有不甘心成为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思想上受奴役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公开的审判，为曾经遭受的经济和文化劫掠寻求一个公道，是重回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走私有化的封建官权资本主义老路?这才是莫言风波最真实的背景。
所以，起诉莫言风波的源头，不是右派的神马“中西方文化冲突论”，更不是右派的神马“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之争的河殇论”，与“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衰落”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中国虽然经济制度上全盘西化了私有制贫富悬殊经济危机，政治制度上却从未接受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丝毫影响。起诉莫言风波骨子里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条粗大的封建专制资本主义辫子，正在反思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大变局正在酝酿，这个大变局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的巨变，同样也蕴含着丰沛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冲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科技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文化哲学问题。莫言走下了神坛，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拂晓时刻。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起诉莫言的风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声音都很强烈。真正的民意是什么，信仰和立场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帜下面，意见一定会截然相反。要想终结争论，就一定要寻找到这场风波的源头。
莫言的小说一度被认定为是中国文学的一座丰碑，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巅峰。不过那是一个中国社会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别人思维模式中的走资派时代;那是一个中国知识精英对美西方极度崇拜并视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国的时代。
莫言今天从神坛上跌了下来，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代变了。莫言风波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走入了黄昏，西方的道德形象开始碎裂，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走下神坛的同时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坛。只有读懂今日世界，才能读懂莫言风波和这场风波最终会走向哪里。
中国是低着头融入这个世界的。36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曲“河殇”奏响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从“河殇”流出的那一刻起，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一场知识精英的集体背叛，就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国占领的国家”。
莫言的小说就是“河殇”最好的文学注解，是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着罪感和耻感文化走入历史虚无主义最值得夸耀的“河殇”文学。他的小说同所有领域的“河殇”汇聚到一起，一个全盘西化，最终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的时代就诞生了。
“河殇”和莫言的小说，都是文化殖民化的产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别国控制后的次生性文化。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面怀疑自己，就是给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价值观。在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面，“河殇”和莫言可谓难分伯仲，异曲同工。
当一国知识分子全盘否定自己，甚至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惭形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明自信就彻底崩溃了。希拉里说过，“通过巧妙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就可以轻松地控制中国”。当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彻底收编之后，这话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有过这样一个段子：“中美各驱逐了对方五家媒体，请问美国失去了多少媒体?答案是十家”。无论你把这个段子中的媒体换成作家、经济学家、教育家，还是法律专家，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这就使美国在中国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通过经济买办和文化买办完成了中国经济和文化主权的悄然转移。
几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殖民地色彩无法视而不见。中国的人文和道德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渗透面前已经是千疮百孔，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和崇拜内容已经被彻底颠覆。在这方面，“河殇”和莫言功不可没。美西方颁奖给莫言，可谓是目光如炬，慧眼识人。
斯大林说过，当历史的火车头转向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甩出去。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在“东升西降”中西方霸权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当西方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莫言跌落凡尘和“河殇”的干涸枯窘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四年前马克龙在哀叹西方霸权走入终点的时候就说过，“当这些新型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很多人还真的没有这位颜值很高的“小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机正在让资本主义油尽灯枯，随着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价值观的完全破产，“河殇”和莫言的时代过去了。所有不甘心成为西方经济和精神奴隶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公开的审判，为曾经遭受的经济和文化劫掠寻求一个公道，这才是莫言风波最真实的背景。
统治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几十年的西方价值观正在走入末日时刻，犹太跨国资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并且做好了和他们斗争的准备。莫言风波骨子里是一个时代的碰撞和觉醒，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条粗大的美国辫子，正在反思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莫言风波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那个庞大的，占据着有利位置，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的“河殇派”来自哪里;看清楚了我们的经济，文化，教育，传媒，法律被深度渗透后的颜色;同时也看清楚了这些人让中华民族活在西方价值观当中有多么可怕。
正是这种觉醒，才能让横行无忌的“毒教材”“毒插图”“毒字典”“毒小说”多年后被一个个地扒了出来，放到了阳光下面。这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应激反应，而是思想领域最珍贵的民族抵御力量，是21世纪中国摆脱精神压迫的一场文化解放运动，是国本国运国脉的觉醒。
被西方称为“良心之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目睹苏联解体的悲惨之后痛彻心扉地说，“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国”。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有过错的人，但也是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中国的“河殇派”精英会有这样的反思吗，我估计不会。1945年日本战败后，朝鲜半岛上自杀“殉国”的朝鲜人比日本本土还要多。这就是奴隶的悲哀，他们的心灵脱离了主子已经无处安放，他们最大的解脱就是带着主子强行为自己注入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成为人们对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流认识。这个大变局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的巨变，同样也蕴含着丰沛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冲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是科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莫言走下了神坛，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拂晓时刻。
莫言不会有事情，他和柳传志方方一样都不会有事情。因为“河殇”时代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尽管他们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但是距离彻底烂掉还需要时间。他们“过去30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和我们都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脱胎换骨和真正繁荣同样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识形态。文化认同才是最深层次的国家认同，我们只有踏着“河殇”的尸骸才能走上一个新的起点。
今天中国正在经济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渐远离几十年来依附型次生性的经济和文化结构。莫言风波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场文化和精神洗礼，只有搞清楚这一争论牵扯到的重大理论是非，才能同曾经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我们的“河殇”文化郑重地道别。
当然，只要“河殇派”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就不能医治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创伤，也无法产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强势文化。中国文化也就无法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由自卑走向骄傲。莫言风波也许仅仅是一个前戏，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从来都是经济结构的折射，中国正在纠正之前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乾坤旋转也必然会随之发生。中国要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和正义性，就不能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投降。这就使“河殇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亡国者，他们的溃败已经无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战，这在美国已经成为共识。中国虽然没有亮明态度，但是也在积极准备。中美决胜的关键就在于谁的纠错能力更有效，在这些准备当中，文化准备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摆脱来自西方的精神束缚，一团和气显然解决不了问题，一场冲突和对决已经开始热身。
今天的中国不但要进行经济建设，更要建构精神国力，积累文化软实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殇”和莫言的时代结束了，中国走入了重建“道统”这个国家最高价值观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夺回已经丧失的文化话语权。
莫言风波更像是一个探路者，是寻找新文化必然经历的一段路径。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只有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才能在21世纪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变局当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稍为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可以读得出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一篇典型的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杰作”。
颁奖词露出反共反华的凶相，把“日本侵略”和“共产党的恐怖”混淆在一起，“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时代标准化的城乡、市民”，毛主席和共产党员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个崛起的新中国，在莫言和颁奖词笔下，英雄烈士的结果是死在糞坑里，中国人民过着“猪圈般的生活”，中国人“自我和贪婪”、“冷酷无情”，“20世纪中国”，是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他们为了污蔑和诋毁新中国前三十年，突出1958年代“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以及反“右派分子”的斗争。
特别恶毒的污蔑“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中国人“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中国“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你读到这些反毛、反华、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你接受得了吗?
中国人要告诉诺奖评委们：“共产党的恐怖”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是你们横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莫须有罪名。
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过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幸福生活。毛泽东时代，创建了一个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清廉政府，创建了一个团结和睦，朝气蓬勃的新社会，创建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等等。
有人觉得“恐怖”是自然的。觉得“恐怖”的是少数人，是帝国主义觉得恐怖，它们夹着尾巴逃跑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觉得恐怖，它们跑到一群小岛上去了。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以及反乡团们觉得恐怖，无产阶级专政限制了它们的自由，只许它们老老实实，不许它们乱说乱动。毛泽东时代这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必要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莫言用小说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出卖祖国有功，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青睐，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获第30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获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时，颁奖词通篇喷糞，充斥着对中国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污蔑、诋毁，面对如此侮辱，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莫言没有，他带着三生有幸的喜悦，深深鞠躬接过了他的奖状和奖金。
有人说：诺委会的颁奖词，就如同一份“DNA鉴定书”，DNA鉴定的是血缘关系，颁奖词鉴定的是政治立场。
莫言自己坦言：“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莫言的这句话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
是莫言把历史颠倒了一个过儿，他的作品都是把“侵华日军”，“国民党及伪军”，“返乡团”，“汉奸”，他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一股脑儿地安排在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土改工作队及英雄烈士的身上;反之，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干出的好事，都变成了坏人的光环。喜欢读莫言小说的莫粉们，要牢记莫言的自我写照：他的笔法是颠倒着写的。
“把自己当罪人写”，我们怎么理解?笔者认为，莫言“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这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用“魔幻主义”手法，抹黑毛主席、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人民军队、抹黑英雄烈士，美化人民的敌人，给西方反华势力迭刀子，这就是罪人!
对莫言这样的“罪人”，为什么不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去起诉他??
附一：反毛颁奖词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
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