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蒋介石《中华民国》统治二十二年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现了表面上的中国的统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延续2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颇受文艺创作者的青睐，以这一时期为创作背景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在文学创作的影响下，不少网民对民国进行美化和浪漫主义描述，认为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知识的时代，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军队的种种负面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攻击。那蒋介石的民国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所说那么美好吗？
蒋介石专制独裁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通过建立庞大军队、推行特务统治、实行联保连坐等方式巩固专制统治，与民主政体背道而驰。
1929年3月，蒋介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蒋介石国民党“独负全责”。
1931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将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个人。
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国军额达二百万”，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将人民置于武装力量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蒋介石扶植“CC”派和复兴社势力，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推行特务政治，以增强对各种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的有效控制。
蒋介石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1934年12月经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办理地方保甲，强制实行联保连坐，加强了对广大群众的控制束缚。《乡镇保甲长须知》中规定“各户户长应联络甲内全体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不为匪通匪纵匪，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报明，倘瞻徇隐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蒋介石思想禁锢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用封建法西斯主义对人民进行思想禁锢与精神控制，与思想自由背道而驰。《训政时期约法》虽规定了人民的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请愿之权等，并强调“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为了控制舆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肆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从1929年起就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严格限制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对进步作家进行监视、拘捕甚至枪杀。
1930年至1933年间，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先后牺牲。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6年制定的《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被查禁的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刊就多达1040种。为了与敌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阵地，鲁迅这一时期使用过的笔名达70多个。
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在1931年5月国民会议开幕词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而且“合于大同原则”。此后，“CC”派和复兴社开展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竞赛，大力鼓吹“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目的也在于禁锢人们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所说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礼义廉耻，也被蒋介石视为“根本剿灭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强全体民众的反共意识，使民众俯首帖耳地服从国民党反动统治。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上下贪污腐败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对广大群众进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与为民谋利背道而驰。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垄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为滥发纸币、大规模发行公债打开了道路。
从1927年到1936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抗战期间，发行17种国内公债，共计法币151.92亿元，关金1亿金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亿元。政府发行公债是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税负担就越重。
1934年，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江苏省更是多达147种。而公债又由“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通过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官僚资本集团通过资源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对民族工业进行大规模掠夺和吞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接收，以“接收”名义加以侵吞。以北平为例，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大公报》于1945年9月27日发表的社评称：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民不聊生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滥发纸币，使经济危机加剧，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广大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与安居乐业背道而驰。
据江苏省民政厅统计，1928年至1934年间，省内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77个为国民党官吏，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苛捐杂税众多，加之灾害频发，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受灾人数超过5000万。由于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兵拉夫、横征暴敛，造成田园荒芜，农民逃亡。
1946年，湖南、广东已有40%的耕地荒芜。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币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使官僚资本极大膨胀。为了应对猛增的军费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无限制地滥发纸币，更是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涨，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则材料，称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只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三分之一盒火柴。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物价暴涨725万多倍。美国学者易劳逸曾评价道：贬值的货币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这个国家流淌，“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1947年，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30%，农作物产量减少33%-40%，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17万城市贫民参与其中。
当时的报纸感慨道：“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严重的经济危机，给全国各阶层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面楚歌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抗战大局，大肆迫害爱国民主力量，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将自己置于了人民的对立面，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
1939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肆意破坏和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先后爆发“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反美扶日大游行等，其中参加抗暴运动的学生总数达到50万人，“五二〇”运动则波及60多个大、中城市。仅1947年，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就达到320万以上，波及20多个大中城市，涉及50多个行业。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不断进行残酷迫害。
1946年2月10日，制造“较场口事件”，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量、章乃器等多人。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7年10月7日，杀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周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经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中。
可以说，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败没落，促成了中国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这样一个与民主政体、思想自由、为民谋利、安居乐业、民族大义背道而驰的政权，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丧尽民心的腐朽政权，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
一些文艺作品中对民国时期与国民政府的讴歌，只是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阶层的幸福生活掩盖底层大众的种种苦难，因为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正是广大群众。
《谎言》一，走资派邓小平“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乱臣贼子汪东兴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什么也不是。没有华国锋，邓小平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汪东兴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教导，违法党纪国法伙同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但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毛主席说，邓小平当过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定论任何人休想改变得了！
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文革中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谎言》二，《四人帮是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是走資派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线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
《谎言》三，《文革是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谎言》四，《走资派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
《谎言》五，《阶级斗争熄灭论了》。
走资派邓小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谎言》六，《文革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谎言》七，《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而没有富起来的工农大众，成为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两亿（按照世界标准）。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指数，中国0.5，美国是0.4，其他发达国家0.28以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之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以富人和官僚资本为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由于疏于学习，没有读过多少书，读一点书，也从来不写字，不划道，不记日记。对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篇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性特别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为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提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
《谎言》八，《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没有定规么”。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到共产党的所有文献资料，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任何“定规么”。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列宁曾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谎言》九，《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谎言》十，《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
邓小平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１０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起诉莫言的风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声音都很强烈。真正的民意是什么，信仰和立场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帜下面，意见一定会截然相反。要想终结争论，就一定要寻找到这场风波的源头。
莫言的小说一度被认定为是中国文学的一座丰碑，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巅峰。不过那是一个中国社会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别人思维模式中的走资派时代;那是一个中国知识精英对美西方极度崇拜并视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国的时代。
莫言今天从神坛上跌了下来，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代变了。莫言风波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走入了黄昏，西方的道德形象开始碎裂，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走下神坛的同时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坛。只有读懂今日世界，才能读懂莫言风波和这场风波最终会走向哪里。
中国是低着头融入这个世界的。36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曲“河殇”奏响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从“河殇”流出的那一刻起，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一场知识精英的集体背叛，就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国占领的国家”。
莫言的小说就是“河殇”最好的文学注解，是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着罪感和耻感文化走入历史虚无主义最值得夸耀的“河殇”文学。他的小说同所有领域的“河殇”汇聚到一起，一个全盘西化，最终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的时代就诞生了。
“河殇”和莫言的小说，都是文化殖民化的产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别国控制后的次生性文化。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面怀疑自己，就是给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价值观。在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面，“河殇”和莫言可谓难分伯仲，异曲同工。
当一国知识分子全盘否定自己，甚至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惭形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明自信就彻底崩溃了。希拉里说过，“通过巧妙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就可以轻松地控制中国”。当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彻底收编之后，这话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有过这样一个段子：“中美各驱逐了对方五家媒体，请问美国失去了多少媒体?答案是十家”。无论你把这个段子中的媒体换成作家、经济学家、教育家，还是法律专家，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这就使美国在中国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通过经济买办和文化买办完成了中国经济和文化主权的悄然转移。
几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殖民地色彩无法视而不见。中国的人文和道德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渗透面前已经是千疮百孔，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和崇拜内容已经被彻底颠覆。在这方面，“河殇”和莫言功不可没。美西方颁奖给莫言，可谓是目光如炬，慧眼识人。
斯大林说过，当历史的火车头转向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甩出去。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在“东升西降”中西方霸权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当西方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莫言跌落凡尘和“河殇”的干涸枯窘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四年前马克龙在哀叹西方霸权走入终点的时候就说过，“当这些新型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很多人还真的没有这位颜值很高的“小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机正在让资本主义油尽灯枯，随着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价值观的完全破产，“河殇”和莫言的时代过去了。所有不甘心成为西方经济和精神奴隶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公开的审判，为曾经遭受的经济和文化劫掠寻求一个公道，这才是莫言风波最真实的背景。
统治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几十年的西方价值观正在走入末日时刻，犹太跨国资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并且做好了和他们斗争的准备。莫言风波骨子里是一个时代的碰撞和觉醒，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条粗大的美国辫子，正在反思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莫言风波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那个庞大的，占据着有利位置，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的“河殇派”来自哪里;看清楚了我们的经济，文化，教育，传媒，法律被深度渗透后的颜色;同时也看清楚了这些人让中华民族活在西方价值观当中有多么可怕。
正是这种觉醒，才能让横行无忌的“毒教材”“毒插图”“毒字典”“毒小说”多年后被一个个地扒了出来，放到了阳光下面。这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应激反应，而是思想领域最珍贵的民族抵御力量，是21世纪中国摆脱精神压迫的一场文化解放运动，是国本国运国脉的觉醒。
被西方称为“良心之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目睹苏联解体的悲惨之后痛彻心扉地说，“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国”。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有过错的人，但也是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中国的“河殇派”精英会有这样的反思吗，我估计不会。1945年日本战败后，朝鲜半岛上自杀“殉国”的朝鲜人比日本本土还要多。这就是奴隶的悲哀，他们的心灵脱离了主子已经无处安放，他们最大的解脱就是带着主子强行为自己注入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成为人们对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流认识。这个大变局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的巨变，同样也蕴含着丰沛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冲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是科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莫言走下了神坛，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拂晓时刻。
莫言不会有事情，他和柳传志方方一样都不会有事情。因为“河殇”时代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尽管他们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但是距离彻底烂掉还需要时间。他们“过去30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和我们都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脱胎换骨和真正繁荣同样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识形态。文化认同才是最深层次的国家认同，我们只有踏着“河殇”的尸骸才能走上一个新的起点。
今天中国正在经济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渐远离几十年来依附型次生性的经济和文化结构。莫言风波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场文化和精神洗礼，只有搞清楚这一争论牵扯到的重大理论是非，才能同曾经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我们的“河殇”文化郑重地道别。
当然，只要“河殇派”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就不能医治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创伤，也无法产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强势文化。中国文化也就无法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由自卑走向骄傲。莫言风波也许仅仅是一个前戏，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从来都是经济结构的折射，中国正在纠正之前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乾坤旋转也必然会随之发生。中国要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和正义性，就不能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投降。这就使“河殇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亡国者，他们的溃败已经无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战，这在美国已经成为共识。中国虽然没有亮明态度，但是也在积极准备。中美决胜的关键就在于谁的纠错能力更有效，在这些准备当中，文化准备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摆脱来自西方的精神束缚，一团和气显然解决不了问题，一场冲突和对决已经开始热身。
今天的中国不但要进行经济建设，更要建构精神国力，积累文化软实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殇”和莫言的时代结束了，中国走入了重建“道统”这个国家最高价值观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夺回已经丧失的文化话语权。
莫言风波更像是一个探路者，是寻找新文化必然经历的一段路径。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只有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才能在21世纪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变局当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稍为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可以读得出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一篇典型的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杰作”。
颁奖词露出反共反华的凶相，把“日本侵略”和“共产党的恐怖”混淆在一起，“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时代标准化的城乡、市民”，毛主席和共产党员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个崛起的新中国，在莫言和颁奖词笔下，英雄烈士的结果是死在糞坑里，中国人民过着“猪圈般的生活”，中国人“自我和贪婪”、“冷酷无情”，“20世纪中国”，是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他们为了污蔑和诋毁新中国前三十年，突出1958年代“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以及反“右派分子”的斗争。
特别恶毒的污蔑“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中国人“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中国“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你读到这些反毛、反华、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你接受得了吗?
中国人要告诉诺奖评委们：“共产党的恐怖”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是你们横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莫须有罪名。
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过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幸福生活。毛泽东时代，创建了一个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清廉政府，创建了一个团结和睦，朝气蓬勃的新社会，创建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等等。
有人觉得“恐怖”是自然的。觉得“恐怖”的是少数人，是帝国主义觉得恐怖，它们夹着尾巴逃跑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觉得恐怖，它们跑到一群小岛上去了。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以及反乡团们觉得恐怖，无产阶级专政限制了它们的自由，只许它们老老实实，不许它们乱说乱动。毛泽东时代这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必要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莫言用小说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出卖祖国有功，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青睐，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获第30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获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时，颁奖词通篇喷糞，充斥着对中国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污蔑、诋毁，面对如此侮辱，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莫言没有，他带着三生有幸的喜悦，深深鞠躬接过了他的奖状和奖金。
有人说：诺委会的颁奖词，就如同一份“DNA鉴定书”，DNA鉴定的是血缘关系，颁奖词鉴定的是政治立场。
莫言自己坦言：“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莫言的这句话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
是莫言把历史颠倒了一个过儿，他的作品都是把“侵华日军”，“国民党及伪军”，“返乡团”，“汉奸”，他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一股脑儿地安排在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土改工作队及英雄烈士的身上;反之，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干出的好事，都变成了坏人的光环。喜欢读莫言小说的莫粉们，要牢记莫言的自我写照：他的笔法是颠倒着写的。
“把自己当罪人写”，我们怎么理解?笔者认为，莫言“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这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用“魔幻主义”手法，抹黑毛主席、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人民军队、抹黑英雄烈士，美化人民的敌人，给西方反华势力迭刀子，这就是罪人!
对莫言这样的“罪人”，为什么不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去起诉他??
附一：反毛颁奖词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
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长工短工》《人民公社社员》和《农民工》成了三个时代的不同标配。有人问：【新中国解放了谁 ？】
《中华民国时代》：《长工短工》成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解放了。
《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拿着钱饭碗。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贫下中农组织起了成了工人阶级同盟军。
《走资派时代》：工人被下岗，工人阶级被解散。农村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员成了《农民工》《零时工》，又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打回到旧社会，只不过改了个名称，资本家改叫“民运企业家“，土豪，下岗工人，《农民工》，保姆等。
三个时代：旧中国民国时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走资派时代。
三个时代的不同标配：
旧中国中华民国时代，有资本家，地主、农民《长工短工》、佣人。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贫下中农。
中国走资派时代，资本家，土豪，下岗工人，《农民工》，保姆。
读《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一文有感。文中说：“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
文中又说：“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最后说：”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不仅是辩证法理论大师，而且是辩证法实践大师。辩证法是研究矛盾对立统一的学说，而矛盾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天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生动力，“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早在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矛盾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这是一部深刻的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标志。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普遍性表现为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
《文革》中毛泽东说：“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毛泽东又说：“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不是哲学自发的形成，是人为的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仅仅是从本体论角度，也就是从“世界的以物质还是以精神为本源”来做区分的。这个区分方式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
这里恩格斯所要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工人组织经常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修正思想，改良主义的侵蚀。
这种侵蚀使得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裂，而这种分裂往往是由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将自己伪装为工人革命的指导思想。如果按照这种思想进行革命斗争，只能将革命引向失败。
类似的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立刻消灭权威和政党，构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先走资产阶级革命，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平的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激进派（反对一切妥协，立刻掀起革命）、超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携起手来订立和平协议，世界就可以进入长久和平期）、拉萨尔主义（忽视现实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要求不折不扣的分配劳动所得的理想主义）。
其中，中国也有以胡适为首的社会改良派，宣称阶级斗争只能引起阶级仇恨，不应该用武力的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正是由他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所导致的。
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些思想，或多或少都偏离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而对当时局势的解决，不是缺乏变通就是过于懦弱，要么则是过于理想主义而脱离了现实。
因为有相当多的思想家，都认为应该等待统治阶级自我反省，主动帮助人民实现解放。
然而很明显，这都是基于唯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思想是高度独立于现实的，甚至是思想支配现实，因此只要统治阶级“想”这样做，他们就可以解放人民。并且他们相信人的理性天生趋向于自由民主，只要统治阶级觉醒了这种天性，自然会推动社会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但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则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由自身决定的，更是由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因此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觉醒，无疑是缘木求鱼。
很明显，这两种基本观点之下，各自提出的政治观点也必然是不同的路线。
在这种背景之下，恩格斯就必须提出一种高效的辨别方法，来将一切“唯心主义的思潮”从党内驱逐出去，坚定科学的理论指导，否则革命一定会失败。
于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就诞生了。
这一理论，寄托着全世界工人组织能否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侵蚀的愿望。其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政治背景。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些人出于“宗教狂热”一般的情感，非常武断的在任何研究方式中大谈特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忽视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个学说提出本身的目的和背景，这实际上把这个划分庸俗化了。
因为虽然绝大多数的各娄学派都可以以此划分，但是它们的研究侧重未必是这些基本问题。如果上来就大批特批，就属于人家要做个蛋糕，你不品尝蛋糕反而说它托盘的花纹不好看。
另外一些人读了一些哲学史，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论纯属无稽之谈。这实际上也是不了解这个理论所提出的背景，导致评价片面化。
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哲学基本派别，本没有问题。因为基本上所有派别，都要提到“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即使声称超越二者分立或者二元论的学派，也会最终落脚于物质和意识之一。因此片面强调基本派别划分是僵硬的，而片面否定基本派别划分则是带有强烈个人偏见的，这同样是狭隘。
但是如果因此而过度贬低唯心主义，或者过度贬低唯物主义，则是另一种狭隘。
一、哲学的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唯物主义》有三种基本形态：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意识是本原，先有意识后有物质，意识决定物质。
《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
(一)唯物主义：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金、木、水、火、土等是世界的本原。
进步性：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
局限性：A.是一种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
B.它把物质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属性就是物质的属性。
进步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
局限性：仍然把物质的具体形态等同于物质。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不彻底性。
3、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客观实在性。
进步性：终结了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做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二)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精神当成世界本原。
客观唯心主义：把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精神”当作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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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
文/万湖小舟
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他这样讲到(大意):
同学们大家在初中时就学过梯形面积公式: (上底+下底)x高/2。但梯形的边如果是曲线就不能用这个公式，因为直和曲是矛盾的，不能互换。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曲边梯形分成有若干个小的梯形。由于这些小梯形的曲边比大梯形的曲边弯曲程度小，接近直线。 我们能够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这些小梯形的面积，在把他它们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大曲边梯形的面积。
同学们一定有疑问，这样会带来误差，不精确，因为那些小梯形的边仍然还是曲的。误差和精确是矛盾的，不能相互代替。误差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大的曲边梯形只做了有限次地划分。设想我们把这个曲边梯形划分成无限多个细小的梯形。细小的程度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它的曲边了。让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在这样无限细小地划分下梯形曲边从量变发生了质变，曲线变成了直线，矛盾统一了。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放心地使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每一个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然后在把这些无穷多个的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加起来，其结果就是精确的曲边梯形的面积。积分的理论就是求无穷多个无限小量的和。
积分的过程体现了从有限到无限，从误差到精确，从曲线到直线的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规律)、质量互变(量变到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现在让我们来讲述积分的理论和求积分的方法。....
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