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蒋介石：我们中华民国已经灭亡
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
台湾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日前表示，蒋介石1950年的确曾说过“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恢复“总统”职位。
郭正亮表示，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讲话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蒋介石：“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
1949年－1950年蒋介石的经历。
蒋介石宣布“引退” 李宗仁任代理总统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下野是由国际国内环境造成的。
1948年底，东北、华北全境以及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夺取。于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
1948年12月24日，拥兵五十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会议上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把蒋下野作为第一项主张。豫、湘、鄂、桂四省也相继通电主和并要求蒋下野。
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人外，其他委员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
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
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
19日，蒋介石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
蒋介石败走台湾
据人民网刊载汪幸福的文章，1月21日，蒋介石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蒋介石初回奉化时，表面上不问政事，但暗中仍以总裁的身份操控国民党政府的大小事情。对此，李宗仁颇为恼火。
于是，李宗仁通过多种渠道，劝蒋介石再不要干预政事，最好能出洋。他还要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吴铁城到奉化去向蒋介石转告他的意见。吴铁城不好在蒋介石面前开口，便派李惟果去谈此事。蒋介石听后，大骂李宗仁不讲情义，逼人太甚。
此时，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上海的大批金银、外汇和文物运往台湾，判断蒋介石残余分子有可能要逃往台湾，并将台湾作为反共基地。
3月15日，中共的广播播发了新华社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时评中说，中国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
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华社时评)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的活动。去年十二月间，当国民党卖国反动政府在军事上遭受决定性的惨败的时候，美国的合众社就传出了美国准备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该通讯社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必须以一切代价在台湾和海南岛建设防务。”自此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特务等各种形式更加加紧地进行。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台湾的侵略计划已经扩大，美国记者且已传出美国不久就要把台湾经济“合并”于日本经济的消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于本月初曾到达台湾，“巡视”高雄、基隆等海空军侵华基地。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最近经过台湾省汉奸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发出了所谓要求“台湾独立”的狂吠，并正酝酿将所谓台湾“独立”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首先是打算准许廖文毅以所谓台人代表的资格出席远东委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麦克阿瑟且已公然发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美国帝国主义这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妄图吞并台湾。美国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台湾省伪主席陈诚在蒋匪“引退”后且曾表示，在必要时将宣布台湾“独立”，就是说，将使台湾在实际上合并于美国殖民帝国主义。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样来强占台湾，不过是在做梦。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湾人民了。就在从前，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也曾举行过几十次武装反抗。而自从台湾重回祖国版图以后，台湾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志，更和美国奴才廖文毅和美国的其他走狗要把台湾省从中国分立出去并合并于美国的叫喊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曾进行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奴役统治的伟大英勇斗争。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万余学生曾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为了反对美国傀儡国民党的暴政，两年以前台省人民曾进行了“二·二八”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湾的武装起义。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所谓“台湾独立运动”，乃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绝端侮辱。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根据1949年8月16日《新华社电讯稿》刊印。
蒋介石听后感觉，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呆不了多久了，于是考虑自己将来的落脚问题。最终，蒋介石还是选择了台湾。
蒋介石兵败台湾后的反省。
据牛钊的《蒋介石兵败台湾后的全面反省》记载，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携蒋经国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
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首先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平定战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共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据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沉痛之情与反省之意，即使说出“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也不足为奇。
《中华民国》的蒋介石说了，“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涉台用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与新闻、媒体、出版、教育等非政府机构在涉及中华民国政府机构、人员身分、证件名称、法律法规等方面时所使用的系列术语 ，包括英文译名，以及其它禁止事项。 在宣传、新闻领域，或称为涉台宣传用语、涉台新闻用语。 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某一领域所推动形成的产业术语。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华民国》的存在，并且《否认》现在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规定，中国大陆境内和国际活动时，使用涉及中华民国的用语时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一个国家，不使中华民国政府相关机构、官员正式称呼以及特定名词，禁止出现中华民国纪年 和中华民国国家象征。
同时，不可以简单地用「台湾」、「台」取代中华民国，以避免符合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意图，以及赋予其主权国家（台湾国）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在1949年建国之前存在的中华民国，仍承认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但主张在1949年后，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台湾时期的中华民国不是合法主权国家，只是地方政权。
涉台用语以「台湾地区领导人」或「台湾当局领导人」取代中华民国国家元首正式官衔－中华民国总统最为典型。 该称谓用「台湾地区」表示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使用「台湾当局」表示不承认是政府，使用「领导人」表示不承认是总统或国家元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两岸就此产生事实分治的局面。 此前，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和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政府就互相贬称为「匪」 。 除了蒋匪、共匪的贬称外，中华民国方面以中共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以国民党政府、台湾当局、蒋介石集团等称呼中华民国政府。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厦门与中华民国国军对峙、从事台海心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地播音员，对国军称谓由「蒋匪军」过渡到「国民党军」、「蒋军」。
1979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政治态度转变。 基层对台广播时，对国军称呼从蒋军转为国民党军。
1980年代初，邓颖超在厦门视察时曾鼓励基层人员，以「台湾同胞」取代「敌人」一词称呼。 两岸关系缓和、敌意减轻后，双方亦未互相承认。
1987年时，《新闻出版署关于转发外交部《关于国内出版物出现台湾伪称问题》来函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中华民国”之类的正式称谓称为“伪称”， 中华民国国旗称为「伪旗」。 认为此类情况，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因此「如果我出版物中确需刊登有『中华民国』称谓的内容，建议将伪称加引号。」新闻出版署在通知中明确支持外交部建议。 日后，该通知被视为涉台用语相关档案之一。
2002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颁布了《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涉及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各机构以及 中华民国总统所称呼的规范，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普遍使用。 这被认为是涉台用语的指导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在2015年12月实施《两岸婚姻家庭服务术语》，以及《涉台婚姻登记机关服务规范》，试图设定两岸婚姻领域的产业术语。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台办、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宣办对《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进行了修订。 该份意见实质为对媒体及出版物报导及提及涉台相关内容的规定，由于当年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因此该意见的执行比以往 更加严格。 根据此意见，中华民国总统被称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当局领导人」，且除了「陆委会」外，中国大陆媒体不直接使用中华民国以「国家」、「中央」、 「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名称，对台湾的总统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如内政部、文化部等变通处理。 如对总统府，可称其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对立法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行政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行政 管理机构」；对行政院的各部会可称其为「台湾某某事务主管部门」、「台湾某某事务主管机关」，如文化部可称其为「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中央银行可 称为「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金管会可称其为「台湾地区金融监理机关」。
获准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境外电视台，如凤凰卫视，一般以「台湾领导人」的称谓来指称中华民国总统，而中国大陆媒体一般不称中华民国总统为「台湾省省长」，但是也有例外， 例如环球网曾将现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称为「蔡省长」。 但若新闻中无法避免正式称谓，则需在其官衔或机构名称加上引号，如“中华民国总统”、“总统府”等，并且经常在引号前加上“所谓” 二字，或将出现 的中华民国国旗画面或总统字眼打上马赛克。 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海峡两岸》节目中如出现在台湾相关人士相关论述中出现台湾当局以「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机构或其他相关用语时 ，会对后制的字幕中的相关用语进行修改，如「立法委员」在字幕中会改为「民意代表」。 福建广播电视台、观察者网在使用台湾网路图片或影片素材的时候，除了在电视节目主持人口播中会在引号之前加上「所谓」二字，还会将台湾方面来源的原素材图片 影片文字中「总统」「行政院」等相关字眼在后制中人为加上引号。 有时候由于后制痕迹不明显以至于看不出来，部分网友并未察觉到引号是大陆方面后期加上去的，实际上台湾方面来源的原素材并无引号。
有作者根据《意见》概括出三种涉台用语问题处理方法，一是，「变通回避法」；二是，「加引号直接使用法」；三是，「不加引号直接使用法」。 「不加引号直接使用法」主要用于「出现在文献中或随文注释中的资料名称，还有就是行文中的引文」。 该作者认为《意见》没有对这种情况明确规定，「只要不引起负面误会和不良反应，而且语境确有需要」，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意见》第一项第1条即规定，不使用「中华民国」一词，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使用自称时，不涉及台湾的宣传报导不以「大陆」、「中国大陆」取代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不可取代「全国」。
台湾当局又称「台湾方面」、「台湾相关面向」，简称「台当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管辖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称谓，而不使用「中华民国 政府”或“台湾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自1949年其政府成立以来，已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国政府，不承认1949年迁至台湾以来的中华民国政府。 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者，依「台湾当局」一词及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官员「定期会晤、互称官衔」，认为两岸政府「在一定行政层级、在一定领域范围内『预设』对方公权力 的『合法性』」。
1949年后，海峡两岸互不承认。 中华民国方面以中共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先后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集团、台湾当局等称呼中华民国政府。
1987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官方档案中将「中华民国」之类的正式称谓视为「伪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新华社相关规定，对1949年以后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得直接称呼其名称。
国台办在回应香港部分历史教材把以往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改为「中国国民党迁台」时表示「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岛，从此丧失了代表全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 」。
台湾当局领导人或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称谓。 2002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颁布《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规范涉台用语。 2016年3月，修订《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 第一项第一条，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可称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副领导人）」、「台湾地区领导人（副 领导人）」。
胡耀邦是有名的小八路。莫言笔下的《八路》是胡耀邦吗？胡耀邦的后人们都不《起诉莫言书中污篾八路军》，祖上没有八路的后人们《起诉莫言书中污篾八路军》，走资派特色政府法院一定不受理。
毛星火与《起诉莫言书中污篾八路军》的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法院不接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网民祖上没人当八路军的，属多管闲事。那么莫言笔下的《八路》是胡耀邦吗？是习近平的祖父辈吗？不管了。《八路》的亲人后代都不管，就任其自然吧。不过还在庙堂里的《八路》的亲人后代们心甘情愿就行。
近日出了一件大事《起诉莫言》，先是法院不受理，推到检察院，后者虽接受了材料，但并不能确认受理了案件……
但在网上支持毛星火和支持莫言的，却开始激烈厮杀，暗战涌动，烽火连天。这一切隐喻了罗刹国现实的某种诡异?法律表现了“缺位”，有关部门也不出来干预，在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首先，这件事就本质而言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长久未根本解决的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路线和未来，因为从起诉内容到双方辩论的内容无不涉及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重大历史。
这件事也绝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暗中阶级较量。这件事的发生背景，是长期以来，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政客，贪官污吏，官僚，买办，资本家，富豪，房地产奸商以及雇佣的操纵意识形态的砖家叫兽反动文人，这些窃取立法，司法，行政，媒体社会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权力的改格右派既得利益集团的封资修意识形态，与渐已觉醒的广大中国人民大众左派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意识斗争精神之间的矛盾，尖锐碰撞的结果，这是迟早要来的事。
莫言，贵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论行政级别应属副部级高官之列，共产党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经常到大学讲课，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戏曲，结交的都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被捧成带领中国融入西方先进文化中国文化界的“旗手”，文学权威大师。莫言是右派权贵阶级一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毛星火的对手并不只是莫言，而是上图所示的“右派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与其说是在维护莫言，倒不如说是在维护他们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起诉莫言引起了整个右派的恐慌，也是很自然的了。
右派虽然嘴上讳言阶级斗争，但右派都是天生的阶级斗争动物，阶级觉悟都是与生俱来的，一切达官贵人富人都要结交，一切社畜都要敲骨吸髓地压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分的很清。这比因为被分田单干企业私有化改制原子化为孤立的个体“乌合之众“”愚昧的一群“，丧失了工薪阶级的阶级意识，经常混沌与易受忽悠要敏感得多。
总结了一下，右派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暗中阶级较量种表现出以下特色：
第一个特色：莫言抹黑侮辱英烈，丑化人民公社集体化经济是“扼杀自由”，谄媚洋人窥私心理，丑化中华民族的罪行，白纸黑字，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右派并没有象个斯文人一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就莫言的文学内容进行实质性地只言片语的辩论，说清是非。赞同莫言的人，一个都不敢贴莫言的原文。而是避实击虚，胡搅蛮缠：由胡锡进率一群小喽啰，大帽子，大棍子，铺天盖地，对毛星火展开批斗大会，人身攻击，除了一味地谩骂和抹黑，神马毛星火是“混混”，起诉莫言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是一场“闹剧”，是“民粹的狂欢”，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是“自我炒作”??
那气势飞沙走石，几乎遮天蔽日，大有炸平庐山，毁灭地球之势。非要把毛星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不可。一群搅屎棍子街头流氓混混寻衅滋事，一副不把水搅混誓不休架势。不由让人一下子就回忆起文哥中“保爹保娘保省委”的保皇派“联动红卫兵”。
毛星火这可是走法律程序啊!右派居然管这叫民粹?你们是真不懂民粹，还是不愿意接受“法治”?奇了怪了，骂别人是顺民不敢反抗权威的是你们右派，骂别人起诉权威的也是你们右派。
真是好笑。中国任何人都有起诉莫言的自由。这才刚刚要起诉，还没开始打官司呢，这就一片哀嚎，各种批斗帽子都扣上来了。我真的很惊讶，也很破防，原来你们“自由派”竟是如此地恐惧害怕自由啊!竟然是一只披着“自由派”外衣的封建官权资本专制的狼?
按常理来说，对于毛星火依法走程序起诉莫言这件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一贯鼓吹“法治社会，秩序”的右派，应该感到欣慰才对，然后就搬个小凳子安静坐等 “青天大老爷”法官判决，法槌落下，然后欢呼“法治对民粹的胜利”激动人心时刻到来……
但右派们偏偏逆天，在 “青天大老爷”法官尚未受理之际，就对毛星火大家挞伐……这却恰恰暴露了右派一贯鬼吹的“法治”是假的 ，是骗人的鬼蜮伎俩糊弄人的魔法而已，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第二个特色：这些为莫言辩护的言论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在极力回避实质正义所在，回避正邪善恶黑白是非的界限，而是单纯从虚伪的“程序正义”法律层面为其诡辩。
右派拿出的第一个“程序正义”，就是说毛星火：当事人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公益诉讼通常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主要是检察院作为公诉人。个人并不具备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首先，毛星火“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吗?右派对法律的曲解是非常荒谬肤浅的，其偏见比愚昧离真理更远。莫言利用小说丑化新中国，造成集体公有经济被走资派破坏殆尽，每一个新中国的主人，都沦为雇佣劳动者，沦为牛马社畜，深受其害至深。怎么能说“当事人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联想到“私有化官有化改制”中的下岗失业6000万工人阶级，起诉改制抢劫人民公有财富的诉讼，均遭法院 “改制案件不受理” 。而检察院作为法定公诉人，却对下岗失业6000万工人阶级这种明目张胆破坏社会主义宪法的社会性犯罪行为，竟然不发一语?尸位素餐，不提起公诉?
2015年暴雷的云南政府支持背书的泛亚金融诈骗大案，受害人涉及全国30万人，金额400亿。本来是受害人自诉案件，却被检察院剥夺了诉讼权，变成检察院公诉案件。银监局急匆匆炮制了一部恶法，把刑法的“合同诈骗受害人”诬为“非法集资参与人，损失责任自负”。把一桩惊天金融合同诈骗案性质，篡改成非法集资案，完全无视全国30万受害人遭受的430亿巨大损失利益主张，最后抓了几个人了事。包括银行，央视，云南政府，诈骗资金卖货人，一干同案罪犯，全部都变成了“善意所得的市场行为者”。这一系列颠倒黑白，戕害正义，庇护犯罪团伙的骚操作，不由人想起马克思关于“法律就是统治阶级任意玩弄的妓女”的历史宣判。
在右派鼓噪的“程序正义”指导下，复杂繁琐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程序性规定迷宫和高额诉讼费用。法官专注于程序的严格执行而丧失了追求事实真相与实质公正的热情，而律师则抱着对雇佣他的当事人负责的态度，竭力从法律中寻找有利于其当事人的条款甚至利用其中的漏洞，同样不关心事实真相与实质公正。结果，法庭变成了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实际上成了维护犯罪的法律工具，而“程序正义”则成了罪恶渊薮，犯罪的遮羞布。
如果右派借此阻挠毛星火起诉行为，也证明所谓“程序正义”的反动性反人民性，因为江平法律党徒们制定的现行法律，基本不具有“集体约法”性质，是非法，不合法的，应该全部废除。
我很赞成美国的案例法系，以毛星火起诉案作为案例，秉持真理越辩越明的态度，通过全民辩论，起到全民教育，全民网络大讨论，大辩论，大鸣大放，确立涉及公益起诉的全体公民参与，代表民意的正确案例法援引法系，废除四十年来江平法律党徒贩卖的，一小撮法律党徒暗箱操纵的，起源于古罗马的落后僵化大陆法成文系。推进中国的法律建设新起点。把中国人民的思想，从江平法律党徒贩卖的源于古罗马的落后僵化大陆法成文系中解放出来。
但恐怕这又要被某些“左派”反美人士骂成“美狗”了。令人讶异的是，当走资派“搞一段资本主义”的时候，“与美国接轨搞私有化贫富悬殊”的时候，这些“左派”反美人士不反美;但一谈美国案例法或民主制度的时候，他们就立即嗷嗷叫“反美”了?这种选择性反美，其形左实右的维护封建官权的极右本质是掩盖不住的，一撅尾巴就露馅。
第三个特色：也是在极力回避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正邪善恶是非，而是从纯文学方面为其诡辩。
有的说莫言小说里的人物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虚构，法律无法针对具体对象判决。这就奇怪了，不是还在吹捧他写的是历史的真相吗?怎么又变成魔幻虚构文学创作了呢?
小说里的人名地名故事情节都可以是虚构，日军，国军，还乡团，地主，外国人，解放军，八路军，游击队，土改队，村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等等他们各自干了什么好事坏事也都是虚构的吗?政治如果也可以虚构，那虚构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要说明领悟到了那高深莫测的人性还是对毛主席时代新中国的咬牙切齿地憎恨?难道设立侮辱先烈法不涉及被侮辱地群体?还是以小说文字来侮辱先烈就不算侮辱?可是外国的颁奖词不明明是写着因为他侮辱了我党我军及带领的人民才给他这份荣誉的吗?
关于莫言小说，从没看过，只是在各网友截取的内容和评论上基本有个判断，再看替他辩护的各路大神的文章，着实感觉双方主要都不是蹭热点，而是一场争夺话语权的阶级斗争较量。有人一开始企图把毛星火起诉莫言一事，说成是一个不知名小网民，为搏取流量打着爱国旗帜煽动网民碰瓷知名作家的一场闹剧。可是，当我们看到莫言小说的诸多文字不断暴露出来时，我们才发现任何一个朴素的社会主义者都无法对其小说所要表达的极端反动思想邪恶价值观采取容忍和漠视，法院似乎冷处理诡异，又让莫言的支持者开始得意忘形。直到现在愈演愈烈地與情，连部队里都有人出来发文批判莫言，这就让支持莫言的一帮文化人坐卧不安，纷纷冒出来为其长篇大论辩护。
为莫言辩护的又说，“文学小说创作内容应该与作者分开，法律不能干涉创作的自由，否则文学就死了’。这话不等于就是说，用文学小说来造谣歪曲抹黑历史也是创作的自由，应该允许。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不是应该把所有历史文献都烧掉，反正历史真相没什么重要，考古也不要进行，影视剧想怎么拍都行，照着他们多年以来就给我们灌输的：“历史是任人打扮地小姑娘”去做就是了。
为莫言辩护的又说“莫言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的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是一个少有的有良心的中国人，甚至可以和古今中外无数伟大的文学家比肩"。这些吹捧简直是空洞无物，浮夸成风，批评莫言就被说成不懂文学，读不懂莫言，奇怪了!难道莫言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右派不是一直“反权威，反极权主义”吗?怎么变叶公好龙了?
莫言的辩护者又说：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莫言，而且是要维护所有敢于讲真话的人，如果这次让起诉莫言得逞，那以后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了”，难道莫言的“丰乳肥臀，抛乳，滥交。八路军是流氓，对酷刑的窥阴心理”体现了文学的真实吗?
莫言的辩护者又说：莫言小说几十年前就发表了，国内还得过无数大奖，以及他的军龄党龄作协副主席身份，说明国家是认可他的"。是的，国家过去也是认可许家印的，给了许家印各种耀眼光环，难道他犯罪就可以“不捕不判”吗?人民有监督国家一切的权力，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莫言的辩护者又说：起诉莫言会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顺力进行，还会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起诉莫言影响了中国营商环境。”这其中的逻辑着实怪异，起诉莫言竟吓坏了官商勾结的封建官权资本家?以至于影响了官商勾结的中国营商环境?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地确认了“莫言是右派既得利益集团资本家的代言人乏走狗”，与他们是一伙的吗?
其实起诉莫言最终是什么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恰恰是民意的一次最真实的展示。这个民意的背景前面说过，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砖家叫兽挑战国人底线的事件发生，毫无底线的对策误导舆论，一切政策仿佛都有这一小撮人捣乱掣肘。
在《万维读者网 》上，有位作者《 七使2022 》，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公知群起力挺老五毛莫言，这是中文圈大笑话》中说：“就这么一个满脑子嗜血和兽欲的九流作家，居然成了公知们的保护对象。这不是笑话，什么才是笑话？“
文章开篇就说：如果老想着跟蠢人讲道理，他们不但绝不会听，反倒会拉低你的水平让你越变越蠢。
文章又说：譬如最近一个毛血旺要起诉莫言，一堆沙雕网红公知就含泪式蹦跶发文，“要为莫言鼓与呼”，然后大批蠢粉就在朋友圈批量转发，一副“我不为莫言喊冤，天地就此崩塌”的模样。这些网红，包括了押沙龙、六神磊磊读金庸、雷斯林、海边的西塞罗、何三畏、王五四、何思云、严锋、理记、余秀华、胡锡进……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为莫言站台就算了，他俩本就是一路货色，你们这些连作协大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的网络公知们又跟着汪汪叫作甚？活脱脱的流浪狗冒充官宦看门犬。
文章中说：莫言早在2016年就当过作协副主席，这是副部级高干，所以人家是莫部。真蹭上了他，别说区区一碗饭，给你们个小官当当有钱吃日料鱼生寿司还是很容易的。想当年，莫言就是靠吃日料起家的。他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讲的就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一帮土匪如何“英勇抗日”、“英勇就义”的故事。故事讲述者的奶奶九儿，有个很可能“上过奶奶的炕”的老相好刘罗汉，因为铲伤了日军运输牲畜，被日本人下令剥皮凌迟处死；讲述者的爷爷土匪头子余占鳌奋勇抗日，到处攻打伏击日伪；讲述者的二奶奶遭日军侮辱，死前咬掉了一名日兵的鼻子；讲述者的奶奶给抗日部队送饭，中了日军几枪，壮烈牺牲。
文章中说：我看过很多国军将领写的抗战资料，没听说日军侵华时期有过剥皮凌迟的行刑法，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宣判二十几个被告有罪，也没听说他们或他们部下犯了在大陆犯下了剥皮或凌迟的罪行。但还没当上副部长的莫言，却非要说“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
文章中说：嗯，估计莫言版的高密县志还记载了他爹余占鳌是怎么在高粱地里与别人的老婆九儿野合，可歌可泣地勾搭成奸的。凭着改编电影《红高粱》一炮而红，莫言从此几乎在每部小说都要加插若干日料。我说的“日料”，是莫言挖空心思向壁虚构出来的“抗战史料”的缩写。实际上，莫言就是今天满网反日仇日自干五的祖师爷，在蔡洋举起u型锁之前二十多年，莫言的“爷爷”就在山东高密用鸟枪歼灭了无数日寇了。我所知道的众多伪公知里，只有一个李单眼是对莫言有微词的，但他东拉西扯一通郭沫若赵树理沈从文，引用完了莫言2013年“蚍蜉撼大树”的著名讲话，没两句马上兜回来说”事实上我对莫言尚存善意”。一看而知，虽然扯淡连篇，单眼锅对莫部挨骂也不如他的伪公知伙伴那样痛心疾首，但还是最终表示同情，总体立场与伙伴们保持一致。
文章中说：这一长串踊跃力挺莫部、不知真愚还是假愚的伪公知们，我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完整看过莫部的任何一篇小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莫部虚构史料肆意攻击“洋鬼子”的，绝对不止三十年前的《红高粱》，更有名的是《檀香刑》。在这部臭名昭著的小说里，德国鬼子侵略山东强修胶济铁路，“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德国技师还调戏良家妇女，摸了“猫腔”戏子孙丙的老婆，孙丙用棍打死了德国技师，惹来德国洋鬼子兵“血洗村庄”，烧房子、杀女人、刺刀挑儿童，孙丙投奔义和拳，纠集千把人到处“扒铁路，烧窝棚，杀洋人”，最后被抓，袁世凯讨好德国人，下令孙丙的亲家赵甲行刑，用檀香木插进孙丙肛门里，让其坐桩而死，而且必须坐桩满五天，直到德国人举行铁路通车典礼才能死，而孙丙唱起“猫腔”戏曲，缓缓慷慨就义。
《檀香刑》的结构是多个人物角度叙事，基本全抄福克纳的名著《我弥留之际》。这个轮不到莫部不认，别以为穿插了什么“猫腔”曲词就能忽悠别人。而在思想方面，《檀香刑》宣扬的就是扶清灭洋，义和拳运动代表了人民福祉，孙丙成为义和拳高密首领后到处杀人放火是正义的，他被德国鬼子和二鬼子袁世凯合谋酷刑处死，简直就是苍天没眼，大清子民务必牢记此恨。
只要懂点历史就知道，义和拳是白莲教、八卦教等邪教变种，趁当时大旱导致民不聊生，暗戳戳崛起准备反清，但山东巡抚毓贤对其十分纵容，将黑帮义和拳提拔为官方的民团，允许他们到处设场授徒，招纳拳匪，于是义和团就摇身一变，成了“扶清灭洋”的公开组织，到处焚烧教堂和医院，杀害教士教民。如有地方知县保护教民、捉拿拳匪，毓贤就派兵镇压，反过来查办知县，继续纵容拳匪杀人放火。多国公使见状，要求满清撤换毓贤，于是清廷才将袁世凯调来当山东巡抚，镇压查禁义和拳，使其逐渐不能为祸。这就是当时的大背景。
具体到《檀香刑》所说的“高密遭德国鬼子血洗”，实际情况如下：山东历来教案高发，这是因为自从清廷被迫允许传教士入华后，由于教会免费提供食物，所以大批贫民纷纷入教，灾难之年尤其如此。而当地的官员士绅碍于治外法权管不着教民，所以怀恨在心，经常策划反对教会，造谣教会收养孤儿是要对他们挖眼取心抽脑髓配药，借此煽动无知群氓焚拆教堂、劫掠杀害教士教民。莫言的老家高密也不例外，在官员士绅煽动下，当地人深信胶济铁路的建设会带来洪涝、破坏风水，于是极力反对，阻挠施工，攻击德国技术人员和华人小工，围攻德国公司。德国总督决定派兵保护铁路并缉拿凶徒，但受到阻挠，于是开枪镇压，打死打伤十余人。过了几个月，1900年1月，高密县官亭村出现了一个叫“孙文”的义和拳小头目，到处发揭帖，招引来了一千几百个拳匪，与当地数千群氓结合成恐怖武装，带着抬炮、火枪、单刀、花枪，到处袭击德国铁路公司分局，烧毁工地房屋，“平路毁局”。到了5月，袁世凯的官兵终于抓住了“孙文”。但到了6月中旬 ，高密“ 西乡一带渐有蠢动 ”，大批义和拳匪来了，6月底“两日之间，濠里啸聚，千百成群，驱逐小工，搜杀洋奴。动则施放枪炮，更欲劫夺孙文”。袁世凯的武卫军“调行至柳沟河边，乃被横截”，“刚过半队，匪人枪炮齐施”，最终武卫军“当场格毙数十名”。次日，“奉谕斩孙文”。
义和拳在山东被镇压后，一边去了毓贤任巡抚的山西，协助毓贤在太原将传教士191人全部杀掉，另杀害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另一边，慈禧本人公开支持义和拳，下旨让其合法化，还默许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等亲信，将义和拳匪引入河北直隶，再引入北平，要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将洋鬼子赶出满清。于是，数以十万计的拳匪头戴义和团红巾，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入北平，伙同慈禧卫队董福祥部当街杀害日本公使还开腹剖心马蹄踏尸，德国公使亦被射杀，随后在内城焚烧教堂，杀害教民。拳匪还随意屠戮百姓，连使用火柴的户主都称为“三毛子”，是通敌卖国，一家八口全杀掉。打洋伞、戴眼镜的也要被杀，卖洋货的商店统统烧掉，店主也得挨刀。最后，拳匪和清兵合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慈禧发给义和团两万石米，还让庄亲王载勋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这就导致了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长驱直入，攻陷北平，解救使馆人员。义和拳匪一夕之间作鸟兽散。慈禧吓得仓皇跑到西安，下诏罪己，让李鸿章与联军议和，签下《辛丑条约》，才得以灰溜溜返回北平。这一长串踊跃力挺莫部、不知真愚还是假愚的伪公知们，我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完整看过莫部的任何一篇小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莫部虚构史料肆意攻击“洋鬼子”的，绝对不止三十年前的《红高粱》，更有名的是《檀香刑》。
文章中说：当年的老公知们被莫言打油诗骂得狗血淋头，尚且知道反击，今天的小公知们却非要迎狗血而上，争着抢着“保卫莫言”，殊不知这种犯贱之举，在莫言眼中，只不过是集体“窜稀”罢了。
如今的小伪公知们，其实没几个真读过莫言的小说，只不过看到别人“窜稀”，自己也跟着“窜稀”。这种“窜稀”，与他们的流量相关，与他们的良心无关。如果他们真有良心，看到莫言挨毛星火揍，应该在旁边看笑话才对。莫言自八十年代出道以来，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五毛，仇外、为义和拳唱赞歌，是莫言贯彻始终的思想。小五毛读不懂老五毛的小说以为老五毛是反贼所以怒揍老五毛，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
小伪公知们肯定要反击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恰恰证明了西方价值观对他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肯定，你在这里瞎说八道，是在蓄意混淆视听，破坏莫言的高大全形象！我只能回一句，蠢蛋们之所以蠢，不仅仅在于他们没见识，更在于他们没记忆。十二年前莫言刚获奖，马上掀起了巨大的质疑潮，海内外的学者和公知都在质疑，写了无数文章。著名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的英文本是译者葛浩文改写过的，整段整段重写，有些篇幅甚至直接删除，整本小说基本等于葛浩文重新创作，这才能忽悠到那些根本不懂中文的读者和评委。
细看《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就知道了，里面全是对莫言作品的误读。
莫言“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对跃进、饥荒和各种灾难只是一掠而过，它的重点在于对女性胸部和哺乳过程反复而细致的描写，主人公是个到几十岁还只会吃奶的弱智男，还坐过牢。这种角色设定直接来自福克纳名著《喧哗与骚动》里的白痴儿班吉。
授奖词提到的莫言另一部小说《酒国》，“讥讽的对象”既不是“独生子女政策”，也不是“吃人肉的风俗”。恰恰相反，莫言是用一个从开始就喝醉的侦查员的胡思乱想来解构了“食人俗”，到最后侦查员以为自己扑向一艘画舫喝酒吃人肉，结果却掉进粪坑死了。整个故事穿插着莫言本人和读者李一斗的书信来往，最后酒桌相见，字里行间明示着整个“吃人肉”的故事是两个醉汉瞎编的。
《酒国》一书充分凸显了创作者莫言的奸猾意图：既要用“吃人肉”这话题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借此提升销量，另一方面却从头到尾都用莫言自己的话来消解“吃人”故事的真实性。这叫赚了便宜又卖乖。
莫言从来没有如授奖词所说，“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发起攻击”。恰恰相反，他是用垃圾般的语言狂欢讥讽和嘲弄了真实的历史，而把虚构和谎言酿造而成的假酒硬灌给读者和评委们喝。《檀香刑》就是最最典型的勾兑粪水。
莫言的小说从来没有自己独创的结构，都是从各位世界级大师直接“拿来”的，如福克纳、乔伊斯、略萨，还有一些后现代作家。莫言小说的语言是他的硬伤，农民话本式的拖沓啰嗦，比民国的还珠楼主还差起码两个档次。莫言小说里的“苦难”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用来包装肉欲和酷刑的细节描写的。有些人天生就心理变态，从小喜欢亲手弄死各种小动物，以满足其嗜血欲。莫言很明显就是这种人。他在《酒国》结尾就津津有味地描写如何主动要求店家当着自己的面宰杀活驴。顾彬指出，莫言没有思想，因为莫言自己曾公开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其实不对，莫言是有自己“思想”的。他的思想，从《红高粱》中期的《丰乳肥臀》到《檀香刑》，一以贯之，就是仇外和力捧义和拳。在《丰乳肥臀》中，他还不忘编排出义和拳祖宗们的“抗德英雄事迹”，说他们往几十个德军头上浇屎。
就这么一个义和拳基因深入骨髓溢于毛孔的老五毛，就这么一个满脑子嗜血和兽欲的九流作家，居然成了公知们的保护对象。这不是笑话，什么才是笑话？
《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是孙文（即孙中山）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共43天。
《中华民国》最后一任代总统是李宗仁。任期：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共一年多。
中华民国《次任临时大总统》是袁世凯（任期：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6日）。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不过这时的《中华民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政府》。
《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公元1912年—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国家元首的称呼。
初属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首任临时大总统为孙中山。
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913年）10月10日后，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民国5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猝逝后，《中华民国约法》被废止，恢复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为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国家元首，此制
一直延续到民国13年（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时为止。
中国国民党政府北伐后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被国民政府主席取代。
完整的《中华民国》最后一任代总统是李宗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1月4日，蒋介石到傅厚岗拜访李宗仁，询问对时局之处置意见，要求李出面主持与中共谈判，表示自己五年内不干预政治。1月11日，张群同白崇禧在汉口继续会谈，张群称：“总裁强调这样一种见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1月19日，蒋约见李商谈时局，表示引退。
1949年1月21日，李宣布就代总统职，声明愿就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即行开始商谈；旋即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表示：“决促进和平实现。”李又飭令行政院长孙科办理“七大和平措施”：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
1月27日，李宗仁亲电毛泽东，“促其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
《中华民国》和《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元首）列表：
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 孙文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第1任 中国同盟会。
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10日 袁世凯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 第2任 北洋政府，共和党。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1月1日 袁世凯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第1任 北洋政府，进步党。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 皇帝 这里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 《中华帝国》，进步党。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再任 北洋政府，进步党。
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 黎元洪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继任 北洋政府，进步党。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冯国璋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代理 北洋政府（直系）。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徐世昌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第2任 北洋政府（皖系）。
1922年6月2日-1922年6月11日 周自齐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交通系。
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 黎元洪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复任 北洋政府，研究系。
1923年6月14日-1923年10月10日 高凌霨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0月30日 曹锟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第3任 北洋政府（直系），津保派。
1924年11月2日-1924年11月24日 黄郛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0日 段祺瑞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第1任 北洋政府（皖系）。
1926年4月20日-1926年5月13日 胡惟德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临时执政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 颜惠庆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6月22日-1926年10月1日 杜钖圭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直系）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顾维钧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 张作霖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第1任 北洋政府（奉系）
1928年2月7日-1928年10月10日 谭延闿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2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31年12月15日-1932年1月1日 林森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32年1月1日-1943年8月1日 林森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3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3年8月1日-1943年10月10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3年10月10日-1948年5月20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4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总统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 李宗仁 《中华民国》代理总统 代理 南京-台北，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简称“民国”。
《中华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的国家名称和年号。《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即旧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建立 。随后临时政府迁京，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 。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推动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进行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全国性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逃亡重庆为陪都。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随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1901年元旦孙中山向东京学界及国际社会宣布“中华民国”为革命成功之后的国号后，1906年同盟会开会追认，获一致通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使用“中华民国”之国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华民国
“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表明中华民国政府之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孙中山在1916年作过全面阐述：中华民国
“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
“民国”与“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孙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国与欧美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权，比“共和”之意义更为积极和鲜明。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
19世纪末年，由于清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
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
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
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回看1993到1994年间发生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大讨论，不过是为了呼应1992年的南巡讲话精神。
从鸳鸯蝴蝶派到张恨水，从还珠楼主到港台新武侠，笼子彻底被打开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争的后果：市场经济风潮里的文学环境，人民大众彻底失语，农民彻底失语，工人彻底失语。
渐渐垄断了创作权的，是拔地而起的两类人：
一、市场中奉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青春派写手们;
二、 捧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的通行证，重新端坐体制内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协会和所谓文学研究会为主要阵地的“官帽文人”们，吸食着百姓的血汗纳税，却处处脱离群众的腥臭作态。
除却作协，包括今天的书协、艺协等官办协会在内，享用着顶级的皇粮、生产着低劣的作品、摆弄着高傲的做派、筑固着淫腥的圈子……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盗女娼，百姓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粮而反皇粮、扛着红旗骂红旗，此等油腻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协的乌纱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汉大妈、莫言等反共文人。市场经济的报摊亭里，以郭比特人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连同人文、人兽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学局面。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层面前，这两大群体可谓高高在上的两座大山，仿若随性两三笔，即成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大作。
文艺的台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文艺的幕后呢?
已然太多年，张斌、赵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艺界、知识界、媒体界、高校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大湿”们………
这三四十年来，还少吗?
和他们比，吴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陈x华、史x……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电影《金刚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志。
曾经文艺人士、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艺人士，或早就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还记得前两年红极一时的贾浅浅吗? 以屎为墨，以尿为酒，执器官之笔，道闲诗之咸湿。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闺秀，为人民群众打造的诗歌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
但是作者却淡定不乱，她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这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贾浅浅其人，头衔的多得吓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可以一比：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当代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第35届青春诗会参与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诗刊》《作家》《十月》《钟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的出席人，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获得者……
以及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贾平凹的女儿。
某种程度上，这位“贾诗人”其让人作呕的“下半身文学、屎尿屁诗歌”的创作及展示，完全是在进行权力的炫耀。
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动作，而是一个政治动作，是一种让人非常不适的、来自精英阶层的傲慢。
正如所扬言：“我就是胡乱写点‘拉屎放屁’，敲几下回车键，也能成为大作家、受到各路场合的褒奖——就问你们羡慕不羡慕?”
酒饱思淫欲，写点屎尿屁;
路有冻死骨，还得把掌鼓……
如何评价? 如何根解?
依我看，还是得去1942年5月的延安寻找答案，寻找毛主席给出的那个至今仍颠簸不破的答案：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对“老爷”“官僚”们恨之入骨：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毛主席当年会不断追问有没有“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因为苏联文艺界的乱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
而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纵使是以“屎”为落笔喻物，谈话行文向来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样使用过，且用得生动明快、一针见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两年后的6月27日，主席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很简单，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艺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跃于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丁玲，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专注于农民个体和革命生产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
在丁玲笔下，不论是被困于男性单向欲望和男权主义世界里的梦珂，还是对社会现状具有极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标志“告别‘莎菲’而走向革命、放弃女性立场”的韦护，无一不鼓舞了最广大的底层工农阶级。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这是毛主席半个多世纪前的隐忧。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当年是多虑吗?
与“社会主义的艺术”反着来的是什么?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艺术。
它需要特殊的观摩框架以欣赏，需要特殊的权力渠道以推广，需要特殊的歪曲视角以解读，需要特殊的制度平台以保护。
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艺术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过去，文学等艺术的一系列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书写篇章的人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创作的原动力不是为了去分离集体、把自己摘出来，而是要服务和讴歌集体、将自己放进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已经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地位依旧不够巩固，需要进一步加强。
毛主席认为，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毛主席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主席更是深刻点明：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改革开放后的砖家叫兽们高呼：《文革》结束了，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才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进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掌控的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失序伦理、泄淫纵情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性学砖家，性学叫兽，性学导屎，又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开化的代表。公开传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性的“杯水主义“。
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产生了。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将绵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强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驴鸡巴”的萝卜。“
“一个中国妇女脱光了衣服分开双腿等待日军人来操......。“
《丰乳肥臀》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
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
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
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这是21世纪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同年7月，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创办《下半身》诗刊，并收录了那篇惊为天人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一年后，谢有顺在《花城》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文学身体学》，则表达的更加赤裸裸：《文革》结束，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工人农民士兵。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才子佳人，资本家官员权贵们，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那么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
这是在谈文学吗? 这是十足的政治。强调结束阶级斗争这是文艺吗？
当《私欲》《性欲》的闸门被放开，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就立刻撒开了欢，“三陪”题材日渐火热，如巴乔《一起走过的日子》、张者《朝着鲜花去》等。
个个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张着血盆大口、流着瘟臭的哈喇子，用键盘飞速敲击着对“下半身”极其病态的描摹与欣赏。
在当时《性高潮》中你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一句“恶心”? 马上就有乌央乌央的“学者”、“文学专家”们蜂拥而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怒目圆睁得诘难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开化”、“不懂潮流与艺术”………
任何消费作为欲望的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而彻底。这是2003年《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的文章《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的文字。
一句“消费欲望”就解构了卖淫嫖娼的全部社会意义：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后，2014年东莞扫黄风波爆发，“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当众大放厥词，认为：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伴着这位性学老妪的呐喊逻辑，《钱江晚报》亦公然发表所谓《钱江晚报时评》，大喊：东莞挺住!
同时还在《钱报网》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闻晨报》的文章，引用东莞出租车司机采访，称不觉得“小姐”被逼无奈，因为她们对司机小哥出手阔绰……
随后，走资派地方广东省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更是雷霆发博：力挺东莞!
这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公开反击中央扫黄的叫板动作……
在微博中，走资派粵府大力为东莞“鼓劲”，称：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质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轻视…
最后一句最受关注、引人遐想：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
根据走资派粵府设置，那条微博彼时不允许回复和评论。
这样的《扫黄》有结果吗？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享受着免费性吸务的同时，一手收税，一手出动警力扫黄做样子。剥削欺压的是那些卖身的妓女们。
必须看到，四十余年的历程，从文学变迁的角度，这是一场制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上，韩少功先生在演讲中曾有过精准而辛辣的评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
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近四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创作过程中追求脱离底层的生活，同时谋求内容与词藻的无限精致化，这种个体的演变显然是宥于大环境、大时代的震荡。
左翼运动的消沉，导致了左翼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跌沦。
中国作为由无产阶级专政而竖旗政权的国家，从现实的表象上看，并未充当“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这是非常遗憾的。
相反，中国的主流文学似乎还在靡靡之音中接纳并顺应了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为傲。
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驱逐了曾经是文学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学”、“革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
苏联短短七十年的国家历史，诞生了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分别是：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
但是苏联解体后，号称“文学解冻”、“政治解禁”、“管制解体”的新俄罗斯，再也没有一位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赏赐。
因为已经不需要再用诺奖去诱降一个已经失败并死去的对手了。
以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作为本文结尾吧：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
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
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
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
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