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当代有许多假洋鬼子在嘲弄阿Q
鲁迅的《阿Q正传》里面写了一个人物——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在这部小说里也是一个灵魂人物，全篇小说因为有了“假洋鬼子”这个人物而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其意义与阿Q相互辉映，且绝不在阿Q之下。
小说里的“假洋鬼子”是一个身份地位和阿Q相比完全两极化的一个人。
阿Q是整个封建体制下最底层的一个人，他没有家，只能栖身在一个土地庙里，他连一块地都没有，平时只能靠着帮庄里的人家做点短工，比如割点麦子，舂一天米，撑一天船来过生活。他是无产中的无产，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土地这类的生产资料，而且连一间破房，一个破灶这样的生活资料也没有。
而假洋鬼子那就与阿Q大大不同了。假洋鬼子并不是洋人，他是未庄钱太爷的大儿子，而且还不是普通大户人家的少爷，而是一个上过洋学堂，还出国留过学的人。假洋鬼子留学至少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出现了一批即使勤工俭学也要出国寻找新思想的人。但是从假洋鬼子留学的时间以及后面的行为来看，他显然不是什么思想闸门打开了，而是地主家有钱直接给送过去的。
那时候大清还没亡，能出国留学的除了大部分是官派的皇亲贵族子弟外，剩下的多半就是地方豪绅家的子弟了，而且还是很富裕那种。在未庄，假洋鬼子家的家世地位很可能比赵太爷家还要高得多，你看赵太爷家的儿子，就只能想到去考秀才，后来赵秀才想进城搞个革命党的徽章，还得托假洋鬼子帮忙。所以如果与阿Q比起来，假洋鬼子的阶级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是远远高于阿Q这种无产中的无产的。
假洋鬼子在未庄，不但算得上身份显赫，而且暗地里还是一个革命党。按这个理说吧，他应该是一个接受过中西教育，而且思想先进的时代代表人物才对。可是偏偏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受过高等教育，吃过洋墨水，还能说几句洋文的人，恰恰才是《阿Q正传》里面封建思想最为浓厚的一个人。
为什么那么说，把他跟阿Q对比一下就知道了。阿Q身上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是精神胜利法。不管受了什么欺负，总能找出理由告诉自己：“老子又赢了”、“赢麻了”、“那是儿子打老子”，然后由怒转喜，自顾自的过日子去了。
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是怎么来的?可不是人家阿Q自己想这样，鲁迅交待得很清楚，一开始谁要是惹了阿Q，阿Q可是要打回去的。“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
为什么后来阿Q只能用精神胜利法了呢? 因为没办法，每次跟人打架都打不过，总是自己吃亏得多。于是他渐渐的改变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结果，怒目而视还是容易被打，人家动不动就撩他，他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别人摁到墙上碰几个响头，终于是没办法了，于是阿Q才再次改变方针，从怒目而视转为了精神胜利法。
说到底，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自己选择的，人家一开始是要反抗的，可是因为单个个体的反抗没有力量，只有阶级的联合才有力量，所以阿Q反抗不了，于是才从要骂要打，渐渐的转成了怒目而视，再到后来才又由怒目而视又渐渐的转成了精神胜利法。
可是看假洋鬼子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地下革命党，受过高等教育，还喝过洋墨水，按理说是时代的思想先锋。可是他的精神胜利法是毫不逊色于阿Q的。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未庄，可是革命以后的未庄是什么样呢?
革命使得未庄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 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了个称呼，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把总。
你说不换人就不换人吧，那文化风俗总得革一革吧，但是未庄有啥动静没有呢?全然看不见什么动静，只有唯一的一样“可怕”的事，那就是听城里说有人被剪了辫子。
于是未庄也有了一点变化，这项变化就是逐渐有一些人把辫子盘在了头上。假洋鬼子是未庄唯一的一个革命党人，是未庄革命的亲历者，革了什么东西他能看不出来么?
而且假洋鬼子自己就亲自参与了未庄的“革命”，当城里传来革命的消息以后，假洋鬼子与赵太爷家的儿子一拍即合，两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革”点什么。于是做一个决定，一个比阿Q还要十倍阿Q的决定，那就是两人一起跑到一个尼姑庵里，把一个平日只种点萝卜白菜的老尼姑暴打了一顿。原因是这个尼姑庵里挂着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子，所以假洋鬼子伙同赵秀才，把老尼姑当作满政府，在头上给了好一顿棍子。打了人还不算，这两家伙还顺手牵羊拿走了尼姑庵里的一个宣德炉，然后宣布革命胜利扬长而去。
后来假洋鬼子还吹嘘自己说：“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是说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
看到没有，要说这精神胜利法，谁人比得上假洋鬼子。阿Q那是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只能在精神上说“那是儿子打老子”。可是假洋鬼子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一位所谓吃过洋墨水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还是一个革命党人，结果把自己跑去打了一顿老尼姑，砸碎一块旧牌匾当成了成功的标志。而且恬不知耻的吹嘘自己，要是早听我的，早已成功了。
要比“精神胜利法”，假洋鬼子可比阿Q厉害得多了，阿Q那个至少可以说是自我保护机制，是被动型技能，假洋鬼子的性质可恶劣得多了，他那个可是一项主动型技能，是自己维护的一套欺压别人的机制。
假洋鬼子身上的封建思想可远不止“精神胜利法”一项。
阿Q封建思想浓厚，明明自己已经是社会最底层的流民了，可是他还学人家讲忌讳。阿Q头上长了一块“癞疮疤”，所以他学人家老爷也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谐音，后来推而广之连什么“光”也讳，“亮”也讳。
其实这种忌讳完全是儒家那一套封建思想搞出来维护皇权贵族们的威严和利益的。因为它要搞一套身份等级的专属制度，就像皇帝的名字中的谐音，那都是忌讳，老百姓取名不能犯了皇家的忌讳。这意思跟赵太爷对阿Q说的“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是一样的，那是一个特权阶级专属的东西，你怎么配?
可是阿Q常年受到“你哪里配姓赵”思想的灌输和污染，也学起了人家讲忌讳。阿Q不仅讲忌讳，还偏要再向下找几个比他更不如的人来获得满足感。所以当他被王胡子打了一顿后，生平感受到了第一件屈辱。阿Q之前也总被打，但这一次不一样，因为王胡子在他看来还不如他，是身份地位比他更低的人，是阿Q坐到王胡子身边都觉得是自己抬举他的人。结果阿Q反被王胡子打了一顿，所以这一顿打带上了强烈的屈辱感，阿Q的内心活动是：“你也配打我?”
后来阿Q想革命了，学人家盘起了辫子，结果一上街看到另一个更不如他的小D居然也盘起了辫子，瞬间又想冲上去批人家几个嘴巴子，放下人家的辫子，因为在阿Q眼里，小D是万万不配“革命”的，万万不配“盘辫”的。
但是假洋鬼子也是很讲忌讳的，他去东洋留学剪了辫子。可是回来以后又怕抬不起头，受制于社会习俗的压力，怕没了做人的资格，于是又留起了一条假辫子。本来也没啥，毕竟满清还在嘛，怕入罪可以理解，但是假洋鬼子偏偏又很在意人家说这事，本来如果你认可东洋文化，剪了辫子这事对你来说，起码内心是认可的。但是当阿Q一提起这事，悄声说了一句“秃儿。驴……”，这就立马激起了假洋鬼子的愤怒，举棒就打。
阿Q觉得这是继王胡子那顿打之后，第二顿让他感觉屈辱的打。为啥呢?因为王胡子是他看来还不如他的人，而假洋鬼子在他看来是“里通外国的人”，这说明阿Q还有点旧社会的民族气节，在他看来“里通外国的人”，跟王胡子那种地位比他还低的人，是一样的。
可是假洋鬼子一边崇尚东洋，一边又舍不得满清那条辫子带给他的地位，他一边参加了革命党，可是另一边又觉得只有自己才配革命。
当阿Q找到他，也想借他的身份投降加入革命的时候，还没等阿Q一句话说完，换来的就是假洋鬼子的“出去!”、“滚出去!”，然后举着哭丧棒就朝阿Q来了。
鲁迅给这一节的标题是“不准革命”，为什么不准革命?原因很简单，在假洋鬼子看来：“阿Q也配革命?”
这就是小说最灵魂的地方，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与赵太爷的“你也配姓赵”，还有阿Q的“你也配打我”、“你也配盘辫”是一脉相承，一模一样的。把砸老尼姑牌匾，顺走人家的宣德炉当作革命成功的精神胜利法，还是阿Q犯了他“秃”的忌讳而遭打，还是不准阿Q革命时的“你也配革命?”，无一例外，都较之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洋鬼子这个人，对满清他唯唯诺诺，对尼姑他重拳出击。对阿Q他是看不起，对东洋他又媚不上。革命没来之前，他留个假辫子继续吃满清红利，革命来了以后，他拿掉假辫子，立刻就成了未庄革命的代表人物。
而且最重要的是阿Q知道自己是阿Q，可是假洋鬼子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在他看来，他怎么可能是阿Q，阿Q是什么东西?也配和钱老爷的大公子相提并论?也配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也配和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相提并论?
何止是不配，在假洋鬼子们看来，简直是绝不可想象的。阿Q是什么人，是只会点手工劳动的“贱民”，是不配姓赵的破落户，是连老婆也娶不了的“下流物”，人家是什么?人家是读过书的，是受过教育的，是有名誉有地位的成功人士。如果人家不高等，那人家怎么成功的呢?就像小说里写的：“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
可是偏偏假洋鬼子办的那些事，脑子里的那些思想，行为上的那些举动，无一不证明了，他可比他眼里的那个“贱人阿Q”更贱得多了。阿Q的思想行为，那是被动形成的，是被赵老太爷们长期灌输压迫后形成的，是他保护自己的一个防御机制。
假洋鬼子脑子里装了一堆阿Q的思想，而且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非常拥护这种思想，而且必然极力维护这种思想。他不准阿Q革命，除了是因为他思想里一堆封建糟粕，看不起农民革命之外，还因为他自身的利益必然遭到农民革命的挑战。
所以阿Q一旦加入革命，他的阿Q思想改造起来其实相对更容易，因为与自身利益没有抵触，所以阿Q反而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反之假洋鬼子就不一样了，他不仅自己满脑子阿Q思想根深蒂固，而且还可能成为阿Q革命的对象，所以他一定是在获取阶级利益的时候表现得十分投机进取，但是在抵制阿Q的立场上，却一定是坚守初心，绝不动摇。
走资派改革开放后也可以看到很多假洋鬼子，他们真的跟假洋鬼子一样，有的是网络大V，有的读过很多书，有的还出过书，有的甚至拿过奖，而且还是国际大奖，有的有很高的社会荣誉，有的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自视甚高，在他们看来，他们是绝不可能跟阿Q扯上什么关系的，他们只可能鄙视阿Q，绝不可能成为阿Q。
可是大家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他们干的那些事，就会发现他们就是假洋鬼子版的阿Q。
他们站在很高的地方，可以居高临下，随意评判，可以肆意嘲讽，鄙视轻贱。对奋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敢于暴露其“黑暗”，对群众的解放斗争，他们绝不吝啬地揭露其“愚昧”，但是对侵略者和强敌，他们又想到了要寻找人性中的光辉，要反思战争带来的苦难。
更讽刺的是什么?是这些“假洋鬼子”里面有很多也赞扬鲁迅。为什么呢?因为这让他们看到了很多阿Q一样的人物，看到了很多祥林嫂一样的人物，看到了很多华老栓一样的人物，这样他们抨击底层劳动人民的时候，就可以对标入座，然后沾沾自喜的表示，你看吧，鲁迅先生早就说过。
可是他们读鲁迅只读了一半，他们看到了鲁迅揭露国民性，但是却没有看到鲁迅从来不是以嘲讽的姿态在揭露，而是在寻找原因，在寻找病根，并把“病根”指向了当时吃人的封建制度，军阀制度。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意思就是对封建礼教，对吃人的敌人绝不屈服，但是对劳动人民，对革命群众却甘于奉献，他的笔尖力度，都是朝向统治阶级开火的，这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所以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很多假洋鬼子还特别喜欢用鲁迅笔下的人物来嘲弄底层人民，然而，阿Q固然早已知道自己是阿Q，可是假洋鬼子们这辈子大概都不会知道，自己可实在是远比阿Q更阿Q得多了。
今天，台湾国民党几近灭亡。马英九阿Q自嗨：“我们国家“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执政八年，没有让“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如今过气了的马英九能成吗？是不是要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扶》一下这个“爱中国爰台湾“的马英九国民党在《五二0》宣示求职上台执政实行“和统“。
走资派“特色党“也改名为《国民党》。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还证明不了《国民党》是什么习性？四十多年走资派的《患台政策》喂饱了台湾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了吗？
国民党在强大时容不下共产党。如今失势了还“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马英九国民党的“国家“在哪里？
马英九掌握着全台最高机密，这次能与走资派习近平实行“和统“吗？以满足走资派习近平“和统“的梦想。
也让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来大陆剥削工农赚大钱。
不过，国民党和走资派习近平“和统“了，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来大陆剥削工农赚大钱了，会不会也要在全中国继续屠杀共产党人。
蒋介石国民党流亡台湾时期，继续屠杀共产党人，或是同情共产党的平民百姓。几十年使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多行不义必自毙。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也算是蒋介石对自己错误的一次反省，只是为时晚矣。
1949年10月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退守台湾，在这期间他除了在大陆展开全面的破坏行动，还指挥特务部门在他曾经的陪都重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屠杀……
渣滓洞里的大屠杀：
1949年11月，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命令毛人凤将关押的革命进步人士速予屠杀;违纪的军统分子，案情轻微的予以释放，严重的并与屠杀。毛人凤接到命令后，派保密局第六处副处长徐钟奇到重庆清理该所人犯，除释放大部分违纪的军统分子外，最后报蒋介石批准屠杀的共30余人。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批示后，令陆景清于同月25日执行屠杀。
渣滓洞看守所在重庆解放前夕实行了两次大屠杀，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杀了140多人。
第一次屠杀了革命人士42人。这42人都是中共干部及党团员，有工委、市委、地委、县委及军事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革命人士，是于1948年春由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和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合作搜查《挺进报》，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组织，由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而被捕的。
第二次屠杀了100人左右。徐远举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属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会同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执行。
郭旭对屠杀时的场景进行了回忆：“先将该所判处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间大房子内，将铁门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屠杀，然后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了……当机关枪扫射时，被屠杀的烈士们，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当时没有被打死的被火烧死了，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连刽子手钟铸人都说：“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用机关枪射扫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扫射，这个玩意真不好干啊!”
大规模暗杀：
国民党还对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行动。1949年年初，蒋介石、毛人凤炮制出一份暗杀名单。在这张名单上，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龙云、白崇禧、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人都榜上有名。一时间，国统区暗杀行动连绵不绝，人人自危。下面以杨虎城被暗杀为例，对蒋介石集团在这一时期实行的暗杀行动作一简要说明。
蒋介石因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对自己实行软禁而对杨虎城恨之入骨。1949年8月，蒋介石杀杨虎城的决心已下。毛人凤接到指示后，秘密将杨虎城运往重庆。他们杀害杨虎城的办法及过程极其残忍。
杨虎城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挟持着一同上去。……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调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多行不义必自毙。1950年，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也算是蒋介石对自己错误的一次反省，只是为时晚矣。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冤魂多列榜中央，全岛飘红警报长。
万户噤声犹祈祷，明朝亲友莫上墙。
“二二八”事件后，许多青年的思想陷入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琇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
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1949年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
为严防“匪谍”渗透，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5月颁布实施戒严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连坐”制度。此外还重建特务机构，最终归于“总统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彭孟辑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至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是共产党人的者当然死路一条，左倾或有些牵连的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吴石案”。
1949年9月，国民党情治机关在一名基隆学生身上搜到一张中共基隆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国民党当局侦破了中共基隆工委会，负责人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视死如归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破获了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等处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开始遭到破坏。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会”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员朱枫(即朱谌之)商议，尽快想法让身份暴露的同志内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的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蔡国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后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枪杀。
蔡孝乾被捕后最终叛变投敌，这位参加过长征、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国民党。“台工委”诸多分部被一一破获，四百多名地下党人被其供出、抓捕。
国民党对吴石的怀疑，开始于蔡孝乾首次被捕时的笔记本上的“吴次长”字样，国民党情治人员立即扑向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的住宅，并从其房间搜出签发给中共女特工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吴石被捕，时间是1950年3月1日。
其实，吴石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之前已将大批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朱枫由香港传到大陆。毛泽东知晓后大加赞赏，表示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案”牵涉的人员大都被投入了监狱，受该案牵连而被捕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联络人朱枫、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中校参谋方克华、参谋江爱训及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
国民党情治机关曾多次在台大医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医师、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和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同时被捕。1950年9月，军法处裁定许强与郭琇琮、吴思汉、王耀勋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谢桂林医师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处死刑。这是“台大医院案”。
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最终全体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决无期。此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七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传阅中共文件书籍，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判处死刑。此为“桃园事件”。
还有发生于1950年3月的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案”。据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蒋介石与台湾》一书披露：台湾当局深恐官营企业高级职员受到主管负责人已投奔大陆的影响，特向最大的糖、电企业开刀，杀鸡给猴看。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沈镇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枪毙，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状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也均遭杀害。刘晋珏的罪状是其子在台大因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才来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据资料披露，抗战时期“抗日义勇队”队长，当时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牵连被枪杀;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语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秦风在《岁月台湾》一书曾披露这样一个插曲。那些被禁监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东十八海里的绿岛上。高峰时期，这里的囚徒共有三个大队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柏杨。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外还有一女生分队。他们天天被重复“洗脑”，过着没有自由、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囚徒生活。
诞生于1954年夏天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唱遍了包括绿岛监狱在内的台湾每个角落，这首歌曲调优美，人人会唱。
在《万维读者网 》上，有位作者《 七使2022 》，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公知群起力挺老五毛莫言，这是中文圈大笑话》中说：“就这么一个满脑子嗜血和兽欲的九流作家，居然成了公知们的保护对象。这不是笑话，什么才是笑话？“
文章开篇就说：如果老想着跟蠢人讲道理，他们不但绝不会听，反倒会拉低你的水平让你越变越蠢。
文章又说：譬如最近一个毛血旺要起诉莫言，一堆沙雕网红公知就含泪式蹦跶发文，“要为莫言鼓与呼”，然后大批蠢粉就在朋友圈批量转发，一副“我不为莫言喊冤，天地就此崩塌”的模样。这些网红，包括了押沙龙、六神磊磊读金庸、雷斯林、海边的西塞罗、何三畏、王五四、何思云、严锋、理记、余秀华、胡锡进……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为莫言站台就算了，他俩本就是一路货色，你们这些连作协大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的网络公知们又跟着汪汪叫作甚？活脱脱的流浪狗冒充官宦看门犬。
文章中说：莫言早在2016年就当过作协副主席，这是副部级高干，所以人家是莫部。真蹭上了他，别说区区一碗饭，给你们个小官当当有钱吃日料鱼生寿司还是很容易的。想当年，莫言就是靠吃日料起家的。他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讲的就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一帮土匪如何“英勇抗日”、“英勇就义”的故事。故事讲述者的奶奶九儿，有个很可能“上过奶奶的炕”的老相好刘罗汉，因为铲伤了日军运输牲畜，被日本人下令剥皮凌迟处死；讲述者的爷爷土匪头子余占鳌奋勇抗日，到处攻打伏击日伪；讲述者的二奶奶遭日军侮辱，死前咬掉了一名日兵的鼻子；讲述者的奶奶给抗日部队送饭，中了日军几枪，壮烈牺牲。
文章中说：我看过很多国军将领写的抗战资料，没听说日军侵华时期有过剥皮凌迟的行刑法，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宣判二十几个被告有罪，也没听说他们或他们部下犯了在大陆犯下了剥皮或凌迟的罪行。但还没当上副部长的莫言，却非要说“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骡马被劫掠一空。农民刘罗汉，乘夜潜入，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
文章中说：嗯，估计莫言版的高密县志还记载了他爹余占鳌是怎么在高粱地里与别人的老婆九儿野合，可歌可泣地勾搭成奸的。凭着改编电影《红高粱》一炮而红，莫言从此几乎在每部小说都要加插若干日料。我说的“日料”，是莫言挖空心思向壁虚构出来的“抗战史料”的缩写。实际上，莫言就是今天满网反日仇日自干五的祖师爷，在蔡洋举起u型锁之前二十多年，莫言的“爷爷”就在山东高密用鸟枪歼灭了无数日寇了。我所知道的众多伪公知里，只有一个李单眼是对莫言有微词的，但他东拉西扯一通郭沫若赵树理沈从文，引用完了莫言2013年“蚍蜉撼大树”的著名讲话，没两句马上兜回来说”事实上我对莫言尚存善意”。一看而知，虽然扯淡连篇，单眼锅对莫部挨骂也不如他的伪公知伙伴那样痛心疾首，但还是最终表示同情，总体立场与伙伴们保持一致。
文章中说：这一长串踊跃力挺莫部、不知真愚还是假愚的伪公知们，我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完整看过莫部的任何一篇小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莫部虚构史料肆意攻击“洋鬼子”的，绝对不止三十年前的《红高粱》，更有名的是《檀香刑》。在这部臭名昭著的小说里，德国鬼子侵略山东强修胶济铁路，“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德国技师还调戏良家妇女，摸了“猫腔”戏子孙丙的老婆，孙丙用棍打死了德国技师，惹来德国洋鬼子兵“血洗村庄”，烧房子、杀女人、刺刀挑儿童，孙丙投奔义和拳，纠集千把人到处“扒铁路，烧窝棚，杀洋人”，最后被抓，袁世凯讨好德国人，下令孙丙的亲家赵甲行刑，用檀香木插进孙丙肛门里，让其坐桩而死，而且必须坐桩满五天，直到德国人举行铁路通车典礼才能死，而孙丙唱起“猫腔”戏曲，缓缓慷慨就义。
《檀香刑》的结构是多个人物角度叙事，基本全抄福克纳的名著《我弥留之际》。这个轮不到莫部不认，别以为穿插了什么“猫腔”曲词就能忽悠别人。而在思想方面，《檀香刑》宣扬的就是扶清灭洋，义和拳运动代表了人民福祉，孙丙成为义和拳高密首领后到处杀人放火是正义的，他被德国鬼子和二鬼子袁世凯合谋酷刑处死，简直就是苍天没眼，大清子民务必牢记此恨。
只要懂点历史就知道，义和拳是白莲教、八卦教等邪教变种，趁当时大旱导致民不聊生，暗戳戳崛起准备反清，但山东巡抚毓贤对其十分纵容，将黑帮义和拳提拔为官方的民团，允许他们到处设场授徒，招纳拳匪，于是义和团就摇身一变，成了“扶清灭洋”的公开组织，到处焚烧教堂和医院，杀害教士教民。如有地方知县保护教民、捉拿拳匪，毓贤就派兵镇压，反过来查办知县，继续纵容拳匪杀人放火。多国公使见状，要求满清撤换毓贤，于是清廷才将袁世凯调来当山东巡抚，镇压查禁义和拳，使其逐渐不能为祸。这就是当时的大背景。
具体到《檀香刑》所说的“高密遭德国鬼子血洗”，实际情况如下：山东历来教案高发，这是因为自从清廷被迫允许传教士入华后，由于教会免费提供食物，所以大批贫民纷纷入教，灾难之年尤其如此。而当地的官员士绅碍于治外法权管不着教民，所以怀恨在心，经常策划反对教会，造谣教会收养孤儿是要对他们挖眼取心抽脑髓配药，借此煽动无知群氓焚拆教堂、劫掠杀害教士教民。莫言的老家高密也不例外，在官员士绅煽动下，当地人深信胶济铁路的建设会带来洪涝、破坏风水，于是极力反对，阻挠施工，攻击德国技术人员和华人小工，围攻德国公司。德国总督决定派兵保护铁路并缉拿凶徒，但受到阻挠，于是开枪镇压，打死打伤十余人。过了几个月，1900年1月，高密县官亭村出现了一个叫“孙文”的义和拳小头目，到处发揭帖，招引来了一千几百个拳匪，与当地数千群氓结合成恐怖武装，带着抬炮、火枪、单刀、花枪，到处袭击德国铁路公司分局，烧毁工地房屋，“平路毁局”。到了5月，袁世凯的官兵终于抓住了“孙文”。但到了6月中旬 ，高密“ 西乡一带渐有蠢动 ”，大批义和拳匪来了，6月底“两日之间，濠里啸聚，千百成群，驱逐小工，搜杀洋奴。动则施放枪炮，更欲劫夺孙文”。袁世凯的武卫军“调行至柳沟河边，乃被横截”，“刚过半队，匪人枪炮齐施”，最终武卫军“当场格毙数十名”。次日，“奉谕斩孙文”。
义和拳在山东被镇压后，一边去了毓贤任巡抚的山西，协助毓贤在太原将传教士191人全部杀掉，另杀害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另一边，慈禧本人公开支持义和拳，下旨让其合法化，还默许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等亲信，将义和拳匪引入河北直隶，再引入北平，要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将洋鬼子赶出满清。于是，数以十万计的拳匪头戴义和团红巾，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入北平，伙同慈禧卫队董福祥部当街杀害日本公使还开腹剖心马蹄踏尸，德国公使亦被射杀，随后在内城焚烧教堂，杀害教民。拳匪还随意屠戮百姓，连使用火柴的户主都称为“三毛子”，是通敌卖国，一家八口全杀掉。打洋伞、戴眼镜的也要被杀，卖洋货的商店统统烧掉，店主也得挨刀。最后，拳匪和清兵合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慈禧发给义和团两万石米，还让庄亲王载勋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这就导致了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长驱直入，攻陷北平，解救使馆人员。义和拳匪一夕之间作鸟兽散。慈禧吓得仓皇跑到西安，下诏罪己，让李鸿章与联军议和，签下《辛丑条约》，才得以灰溜溜返回北平。这一长串踊跃力挺莫部、不知真愚还是假愚的伪公知们，我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完整看过莫部的任何一篇小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莫部虚构史料肆意攻击“洋鬼子”的，绝对不止三十年前的《红高粱》，更有名的是《檀香刑》。
文章中说：当年的老公知们被莫言打油诗骂得狗血淋头，尚且知道反击，今天的小公知们却非要迎狗血而上，争着抢着“保卫莫言”，殊不知这种犯贱之举，在莫言眼中，只不过是集体“窜稀”罢了。
如今的小伪公知们，其实没几个真读过莫言的小说，只不过看到别人“窜稀”，自己也跟着“窜稀”。这种“窜稀”，与他们的流量相关，与他们的良心无关。如果他们真有良心，看到莫言挨毛星火揍，应该在旁边看笑话才对。莫言自八十年代出道以来，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五毛，仇外、为义和拳唱赞歌，是莫言贯彻始终的思想。小五毛读不懂老五毛的小说以为老五毛是反贼所以怒揍老五毛，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
小伪公知们肯定要反击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恰恰证明了西方价值观对他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肯定，你在这里瞎说八道，是在蓄意混淆视听，破坏莫言的高大全形象！我只能回一句，蠢蛋们之所以蠢，不仅仅在于他们没见识，更在于他们没记忆。十二年前莫言刚获奖，马上掀起了巨大的质疑潮，海内外的学者和公知都在质疑，写了无数文章。著名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的英文本是译者葛浩文改写过的，整段整段重写，有些篇幅甚至直接删除，整本小说基本等于葛浩文重新创作，这才能忽悠到那些根本不懂中文的读者和评委。
细看《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就知道了，里面全是对莫言作品的误读。
莫言“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对跃进、饥荒和各种灾难只是一掠而过，它的重点在于对女性胸部和哺乳过程反复而细致的描写，主人公是个到几十岁还只会吃奶的弱智男，还坐过牢。这种角色设定直接来自福克纳名著《喧哗与骚动》里的白痴儿班吉。
授奖词提到的莫言另一部小说《酒国》，“讥讽的对象”既不是“独生子女政策”，也不是“吃人肉的风俗”。恰恰相反，莫言是用一个从开始就喝醉的侦查员的胡思乱想来解构了“食人俗”，到最后侦查员以为自己扑向一艘画舫喝酒吃人肉，结果却掉进粪坑死了。整个故事穿插着莫言本人和读者李一斗的书信来往，最后酒桌相见，字里行间明示着整个“吃人肉”的故事是两个醉汉瞎编的。
《酒国》一书充分凸显了创作者莫言的奸猾意图：既要用“吃人肉”这话题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借此提升销量，另一方面却从头到尾都用莫言自己的话来消解“吃人”故事的真实性。这叫赚了便宜又卖乖。
莫言从来没有如授奖词所说，“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发起攻击”。恰恰相反，他是用垃圾般的语言狂欢讥讽和嘲弄了真实的历史，而把虚构和谎言酿造而成的假酒硬灌给读者和评委们喝。《檀香刑》就是最最典型的勾兑粪水。
莫言的小说从来没有自己独创的结构，都是从各位世界级大师直接“拿来”的，如福克纳、乔伊斯、略萨，还有一些后现代作家。莫言小说的语言是他的硬伤，农民话本式的拖沓啰嗦，比民国的还珠楼主还差起码两个档次。莫言小说里的“苦难”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用来包装肉欲和酷刑的细节描写的。有些人天生就心理变态，从小喜欢亲手弄死各种小动物，以满足其嗜血欲。莫言很明显就是这种人。他在《酒国》结尾就津津有味地描写如何主动要求店家当着自己的面宰杀活驴。顾彬指出，莫言没有思想，因为莫言自己曾公开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其实不对，莫言是有自己“思想”的。他的思想，从《红高粱》中期的《丰乳肥臀》到《檀香刑》，一以贯之，就是仇外和力捧义和拳。在《丰乳肥臀》中，他还不忘编排出义和拳祖宗们的“抗德英雄事迹”，说他们往几十个德军头上浇屎。
就这么一个义和拳基因深入骨髓溢于毛孔的老五毛，就这么一个满脑子嗜血和兽欲的九流作家，居然成了公知们的保护对象。这不是笑话，什么才是笑话？
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一直没有放松过他们的“渗透”“演变”和“颠覆活动。请认识一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领，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明显地把中国当作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情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对中国行动纲领呢？
根据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
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种种秘密情报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就仍将是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活动的重点对象之一。
美国中情局这《十条诫令》是根据形势需要不断修改、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极其准确、严密的，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实质。这《十条诫令》是极好的反面教材，读懂了它，你才真正认识到莫言的作品是什么货色？你读懂了莫言的作品，你才真正知道《十条诫令》是干什么的玩意儿？二者联系得就是如此紧密、相得益彰！
过去和现在批判莫言的文章是相当深刻的。
第一，莫言对毛主席抱有刻骨的仇恨。他的小说丑化抹黑共产党、八路军、革命群众、社会主义以及党的土改政策等，其根本目的是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莫言曾急不可耐地写道：“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欢呼毛主席去世，从莫言这儿开始。掀起反毛恶浪，莫言难辞其咎。直到现在还砸毁毛主席塑像的人必定与莫言同流合污。莫言模范地履行了《十条诫令》第五条。
第二，莫言是分裂中国人民思想感情、污染青年们心灵的祸首。由于莫言采用所谓”暴露”的表现手法，抹黑共产党、抹黑八路军、抹黑革命人民、抹黑社会主义，给广大的读者造成极大的情感上的冲击，使不少人对党对领袖离心离德，丧失信赖。文艺作品改变人的感情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十条诫令》把分裂中国人民的感情与分裂中国的地区和民族并举，是有它的深意的。事实是，只要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被分裂，中国的领土、民族就不会被分裂。感情是和物和人最牢固的纽带。莫言是如何分裂中国人民的感情的？仅举一例，请看下面莫言书中的一段描写：
莫言：“黝黑的乡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的尽头的破烂房间里，挂着几盏汽灯；摆着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桶、扫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把白发苍苍、脸肿得透明的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们难耐刺骨的疼痛，挣扎、哭嚎、哀鸣， 汗水从们的身上涌出，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死了，瘫痪了，才放下，用凉水泼醒......“
这是八路军和民兵拷问、吊打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的描写。什么叫”暴露”？这就叫莫言对八路军的“暴露”。写得何等“惊心动魄”、“骇人听闻”？请问：那些新中国才出生的青年读者们，读了这段描写有何感想呢？你们的感情是否受到极大的冲击，是否发生分裂呢？
莫言写色情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看他的描写：
莫言：“我”（金童）不分长幼亲疏摸弄哑咬一切女人的乳房，几个亲姐姐也不放过。我在六姐招弟结婚时，兽性大发，想冲上去，用刀子划破她的裙子，然后贴着底盘利索地把她的乳房旋下来。
在所谓‘雪集’上，‘我’装扮雪公子，一次摸过120个女人的乳房，以后我奸淫女尸被判了15年。出狱后，仍然恶性不改，没有乳房摸就大病，在母亲帮助下，上了比她大得多的‘独乳老金‘’’的床，以后又靠外甥的资助，每天招来三拨21个胖的、瘦的、大的、小的、白的、黑的、黄的、红的女人，亮出胸膛让“我”“检查”，摸到最后一天，“我”的手脖子已经软弱无力，手指上磨起了血泡。“
......
青年读者同志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十条诫令》说的“替他们（指青年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这就是，这就是莫言按《十条诫令》指示“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
文学能唤起联想，书中说，“在我十来岁跟着女人们过敌人的封锁沟的哨卡，到尧城赶集时，凡是女的不论老少，都被汉奸逼迫着到站岗的日本兵那儿检查——敞开胸，看看乳房，脱下裤子看看腿裆，然后才放行。“七十多年前，中国妇女被汉奸逼迫着让日本人发泄兽性、寻欢作乐；七十多年后莫言帮助美国人“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还要污染我们青年人的心灵。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莫言是对党性的叛逆，是对中华民族的叛逆。有评论说，莫言的作品有两个特色：叛逆和审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首先有个坚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莫言作为一个党员作家，他背叛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背叛了党，背叛了党性，他把抹黑共产党、抹黑八路军、抹黑革命人民、抹黑前30年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他的文学使命，实际上他连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第四，《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集中地反映了莫言反土改、为地主还乡团扬幡招魂的本质。莫言为什么咬牙切齿地反土改？土改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中国革命归根到底是土地革命，在国土沦亡的岁月，中国的人民没有生存之地，连公园都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在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土地是农民的血泪和仇恨的代名词。土地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啊，在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革命先烈长眠于地下，有多少革命的先烈的鲜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一寸土地一寸金，土地就是江山，守住它，就守住了江山，就能做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失掉它，就失去江山，就重新沦为列强的奴隶、地主的奴隶。
土地改革，让我国农民懂得了用鲜血换来土地必须用鲜血来守住它的道理；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真正懂得了共产党、毛主席带领人民搞革命，是千真万确地为了人民。全中国人民懂得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就不会保住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土地，就不会使全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息地享受着这属于自己的美丽江山、千里沃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自然的恩赐和禀赋。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莫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的忠实执行者，与莫言之流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要行动起来，坚持持久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
作者： 辛可
中国知识分子都装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
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我把它归结为四化，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有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
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要能弄到大把的资源，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与之相反，官场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譬如国内极为有名的作家A，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铤而走险高考作弊（有人说是被冤枉的）。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钻营，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非但不风流，简直斯文扫地。所谓的象牙塔里，各种型号的“老爷”掌握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
2.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
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所谓的专家。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大名。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据我所知象牙塔里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为什么现代中国会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3.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
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谓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结帮拉派，不知道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倾向。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
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我们的团伙，否则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有点成就，我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不转、没人待见？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不是我们一伙的，想在我们锅里分杯羹，没门。
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4.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
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很多人明明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中国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转《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二）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 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於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三）
堕落，疯狂蔓延，突破底线
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恩格斯致施密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庸人的面孔。
康德《逻辑学讲义》：矫揉造作的通俗浮华只是力图博得读者的厚爱，这种科学研究的堕落，像哗众取宠的情妇。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引波德莱尔的诗，翻译的真好：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韦伯《以政治为业》：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侯宁：《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皮海洲：《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北大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人员都是精神病患者。清华教授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就在开会路上。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科学无禁区”变成“道德、法律无禁区”。 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桩没有科学家的幽灵？
斯塔佩尔：科学研究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为了得到经费不择手段。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和林同济《士的蜕变》，考察了“士”从君子到伪君子，从技术到宦术的堕落历程。
鲁迅《流氓的变迁》：“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有知有道之“士”，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流氓教科书。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经内化、渗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
《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经跌落谷底。
赫连勃勃大王《群氓时代》：浮躁而盲动的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
2014年5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书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
堕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虚假的反叛，在荒谬中成长，处心积虑地垮掉。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冲动的狂热分子如今在舒适的公家办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
鲁迅 《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群体激情四溢的状态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旷新年《为什么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到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网民：上帝啊！把这些专家带走吧！路费我掏。
堕落，良币隐退，劣币泛滥
钱锺书《七缀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读者对它们只能起厌倦的感觉,不敢作厌倦的表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证明：名人的劣币甚至假币，也可以成为真币、良币。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着道德的旗号迫使我们忍气吞声，没人敢指责他们篡改真相的事实。在媒体时代，这些制造知识假币的知识分子已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学术造假每天都在发生。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数据造假。哈佛大学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编造数据。《Blodt，伟大的造假者》：超过90篇羟乙基淀粉临床研究数据是编的。东京大学加藤茂名研究组43篇论文撤稿。
堕落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王立军等没怎么念过书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导，一些明星、主持人当了大学的教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2300万贿买院士。
汉字简化，无意中佐证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導无道，鄉无郎。但：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 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
绝望中坚守着希望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万事万物的支点，是所有体系的试金石。
韦伯《以学术为业》：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世界的基础。
郑也夫《信任论》：系统信任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
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罗曼·罗兰：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义理想注定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并代代传下去。
未曾谋面的文友谢小庆《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谢小庆下乡的村落与张承志毗邻，他完全理解“清洁精神”和“无援思想”的坚守。他和张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调：抗拒蜕变（alienation，一般被译为“异化”，似乎此译好些），抗拒蜕变为资本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摩登时代（现代化）”中机器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房奴”、“车奴”。请听《黑骏马》
谢小庆给毕业生的赠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负，自知但不自卑。穷时不失自尊，达时不忘笃敬。有勇有谋。勇敢但不鲁莽，谨慎但不怯懦。审时度势敢战，艰难困苦能守。
联想起《狮子王》的经典道白：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处闯祸。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转《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最绝望的堕落
（一）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 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萨特的《恶心》，再现了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 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
法国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
韩国崔秀哲《分身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生物，无论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生命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作为个人，这种双重性表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同时需要动感与宁静，作为群体，社会历史是在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的冲突、妥协和调和之中发展。由于个体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两种相反的原则并存，齐美尔认为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们同时面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以达成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要透过“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周国平说：哲学成了办公大楼，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见伏案办公的职员，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技术控制了人。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失去了终极依据。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学者消失了，科学堕落为探究。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缪《堕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战后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里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将绵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强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驴鸡巴”的萝卜。“
“一个中国妇女脱光了衣服分开双腿等待日军人来操......。“
《丰乳肥臀》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
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
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这是在宣扬什么？易文在肯定《丰》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时,指出它的惟一缺点只是“写得粗野一些”。
所谓粗野，是否就指上述描写呢？
那请读者想想，这是仅一个“粗野”打发得了的么？
莫言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叫做《红高粱家族》，绝大多数人只看过姜文主演的那部同名电影《红高粱》，实际上那部电影大大提升了这部小说的境界，并且删掉了很多下三滥的东西，原著只是一部充满臆想和偏见的三流小说，莫言对农民、地主一无所知，对抗日更是一无所知，他只是在编造他想象中的那个“旧中国”。
莫言笔下，抗日的是地主民团武装，不是八路军，八路军不但不抗日，还残杀掠夺“抗日百姓”，以至于百姓不欢迎八路军，反而要杀八路军。
不信，看原文吧：爷爷说：“妈的，我全不信你们（指八路军胶东大队），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
爷爷别别扭扭地掏出枪，瞄得那在万千人头中沉浮的土八路脑袋亲切，勾了一下枪机，子弹正中眉心，两颗绿色的眼球像蛾子产卵般顺畅地从他的眼眶里跳出来。
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张脸上打着鲜明的土八路的印记，是胶高大队！江小脚的人！土八路！
“同志们！冲上去，抢夺武器！”八路在人群里大喊。
清醒过来的黑眼和铁板会员们对准人群，胡乱开枪，每发子弹都咬肉，每发子弹都连续钻透几个肉体才余兴未消地停留在肉体内或沮丧地划着漂亮弧线落在黑土上。
爷爷看到了，在乱纷纷的人海里，土八路脸上鲜明的特征。他们像溺水的人一样拼命挣扎着，他们脸上那种贪婪凶残的表情令爷爷心如刀绞，往日里慢慢滋生的对八路的好感变成了咬牙切齿的憎恨，爷爷准确地打碎一张又一张这样的脸，他自信没有枉杀一人。
老铁板会员眼里的泪水被愤怒的烈火烧干了，他昂着狰狞可怖的头颅，对着同样被细麻绳反剪了双肩的胶高大队（八路军的队伍）衣衫褴褛的队员们咆哮着：“畜生！你们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黄皮子去！打我们铁板会干什么！你们这些汉奸！里通外国的张邦昌！秦桧……”
爷爷和父亲清点了一下子弹，又钻进了高粱地。他们往前走了一里路左右。就听到前面一阵吼：同志们——冲啊——上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过后，军号又嘀嘀哒哒吹起来。好象是两挺重机枪在高粱地里咕咕叫起来。 爷爷和父亲异常兴奋，扑着那重机枪声飞跑过去。到了跟前一看，人影没有一个，只见高粱棵子上拴着两只铁皮洋油桶，桶里有两挂鞭炮正在爆响。军号声和口号声又在旁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来。爷爷轻蔑地一笑，说：“土八路，就会来这一套。”
父亲看到一个持枪的八路跪在地上，对着被洋马撞得乱摇摆的高粱棵子开了一枪，枪声破破烂烂，像摔了一个瓦罐。开过枪的八路拉着大栓退弹壳，怎么也拉不动。一匹洋马冲上去，父亲看到马上的日本兵把贼亮的马刀耍了一个花，对着那个八路的脑袋劈下去，那个八路扔下枪就跑，洋马追上了他，日本马刀把他的脑袋一劈两半，脑浆子滋到了高粱叶子上。
父亲在寻找爷爷的过程中碰到了三个八路的尸体，他们都是被马刀砍死的，他们的死脸在晦暗中显得狰狞可怖。
胶高大队采纳了成麻子的计策，趁着暗夜，偷走了我父亲和爷爷钉在村里断壁残墙上的一百多张狗皮，又盗走了爷爷藏在枯井里的几十支钢枪。他们依样画葫芦，四处打狗，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筹齐了避寒衣——每人一张狗皮。那年的漫长寒冷的春天里，高密东北乡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队。大队长江小脚身披一张硕大的红狗皮——那一定是我家那条红狗的皮，走在队伍前头，小脚蹀躞，狗毛翻滚，粗大的狗尾巴夹在双腿间，狗尾巴梢尖拂动着地面。成麻子披着一张黑狗皮，胸前挂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二十八颗手榴弹。他们披狗皮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狗的两条前腿皮用麻绳捆扎，套在人的脖颈下；狗皮的肚腹两侧，穿两个洞，拴两条麻绳，两根麻绳在人的肚脐处打结。胶高大队因为人人身披狗皮，确实像亢奋的狗群一样往敌营冲去.......
在马店战斗中立了大功劳的成麻子竟吊死在村头一棵柳树上。一切迹象都证明他是自杀的。他上吊时也没把那张狗皮解下来，所以从后边看，树上好象吊着一条狗；从前边看，树上吊着一个人......
熟悉莫言文风的人一眼就会看出他的隐喻和褒贬，这甚至已经不是隐喻了，他小说中地主、民团都是正面形象，甚至日本人都是高大、英俊、有礼貌的，只有八路军的“胶东大队”的形象是极其丑陋的，他甚至把他们比成了“狗”。
莫言描写“二奶奶”面对日本兵时候的笔法，更加奇特；
一阵锥心的痛楚、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使二奶奶清醒了。她脱掉裤子，脱掉裤头，脱掉上衣，脱得一丝不挂，还把那个塞进裤腰的包袱用力摔到炕下，包袱硬梆梆地打中了一个年纪轻轻、容貌俊俏的日本士兵的脸。包袱掉在地上，那年轻小伙子发呆般地瞪着两只迷惘漂亮的眼睛。二奶奶对着日本兵狂荡地笑着，眼泪汹汹地涌流。她平躺在炕上，大声说：“弄吧！你们弄吧！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
我现在想，如果那天面对着二奶奶辉煌肉体的不是一个日本兵，二奶奶是否会免遭蹂躏呢？不，不会，当一个雄性兽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没有必要猴子戴帽，他会加倍疯狂，他会脱掉那些刺绣着美好文章的楚楚衣冠，像野兽一样扑上去。在一般情况下，强大的道德力量会威逼着生活在人群中的野兽用漂亮的衣服遮掩住它们遍体的硬毛，稳定和平的社会是人类的训练所，正像虎豹豺狼在笼子里关久了也会沾染上部分人性一样。会不会啊？会？不会？会不会？我若不是男人，我若手中握有杀人的刀，我要把天下男人都杀尽！也许那天只有一个日本兵面对着二奶奶的肉体，也许他会想起他的母亲或妻子，想到此他也许会悄然而去，会不会啊？
六个日本兵僵持着，像参拜祭坛上的牺牲一样参拜着赤裸裸的二奶奶。谁也不愿离去，谁也不敢离去。二奶奶直挺挺地躺着，像一条曝晒在炎阳下的大狗鱼。小姑姑哭得嗓音嘶哑，音量减弱，间隔增大。日本兵其实被二奶奶的献身精神镇住了，当她以慈母的姿态躺在儿子们面前时，每个人都在追忆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认为，如果二奶奶能够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赢得胜利。二奶奶，你为什么在躺倒之后又匆匆忙忙爬起来穿衣呢？你刚刚把一条裤腿蹬上，炕下站着的日本兵就骚动不安起来，那个被你咬破了鼻子的日本兵扔掉大枪就往炕上扑......
莫言似乎总结出了一种神奇的“道理”，如果二奶奶不反抗，日本兵或许会被她伟大的慈母精神打动？仓皇退却？
莫言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做《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曾经被文坛遗老遗少们吹的天上有地上无，被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甚至是“史诗一般”的文学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