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莫言笔下的母亲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母亲》是慈母。“失去母亲，等于失掉最遥远的故乡，故乡中的故乡。”因此，有人将祖国比作《母亲》。将大地比作《母亲》。翻身的农奴将共产党比作《母亲》。
莫言笔下的《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呢？《母亲》和八个男人睡过。《母亲》又生了八个女儿。这是不是就是莫言的母亲。他的母亲和八个姐姐们不是被男人睡，或是借种，就是被日本兵集体操，都是自觉自愿的。唯独被八路军是被强奸的。详细不说了。
详细说说《我把党来比母亲》。原创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是由姚筱舟（笔名蕉萍）作词，朱践耳谱曲的歌曲，该曲创作于1963年，最早由任桂珍演唱，后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由胡松华演唱，经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绎后广泛流传。
《唱支山歌给党听》，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种深厚的感激之情顿时油然而生！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感人，旋律动人心弦。表达了人民对党的深情，是一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难忘的旋律，让人久久回味。这首歌历经60年，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是谁？作曲是谁？又是谁把这首歌唱火六十年经久不衰。
这首歌的原词作者是姚筱舟，1933年，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4月下旬，铅山解放。年仅16岁、正在铅山中学读书的姚筱舟与几十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
1951年冬，又随部队高唱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江，停战后才归国。
不久，姚筱舟转业到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焦萍煤矿当了一名采矿技术员。在与工友们朝夕相处中，他了解到旧社会的煤矿工人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新社会的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当上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经常用纯朴的声音表达对党的感恩之情。
热爱音乐和写作的姚筱舟，用手中的笔，记录着煤矿工人的故事和心声。1958年的一天晚上，在工棚昏暗的煤油灯下，姚筱舟饱含激情地一口气写下了三首小诗，想表达煤矿工人们心中对党的感恩之情。《唱支山歌给党听》便是其中一首。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曾先后刊发在《陕西文艺诗传单》、《新民歌三百首》之中。
当雷锋看到这首诗歌后，一下子就被这首诗歌的歌词深深打动，他想起了自己在旧社会苦难悲惨的童年，再看看自己在新社会党的光辉照耀下茁壮成长。雷锋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这首诗摘抄在日记本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雷锋在摘抄这首诗的时候，把原来“母亲只能生我身”，修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把原来的“党号召我们闹革命。”，修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几个字的修改，充分表达了雷锋对党的恩情无比深厚，对闹革命的决心无比坚定。
雷锋牺牲后，雷锋的日记被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读到这首诗后，深为感动，对于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人们来说，雷锋的文字具有强大的共鸣力量。朱践耳也是在这种共鸣中，以对党充沛的感情，短时间内完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谱曲工作。
很快这首歌就由上海实验歌剧院女歌唱家任桂珍首唱。1963年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才旦卓玛，在由食堂回宿舍的路上，从校园广播中第一次听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一下子她就被这首歌所感动，她急忙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希望老师能教她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声。
才旦卓玛出生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庭。在农奴制度下，农奴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农奴主手上，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为农奴主耕地终生，而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奴主不仅可以任意买卖农奴，并且任意对农奴实施种种严酷的刑罚，鞭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刑罚。
195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百万农奴大解放，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人民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旦卓玛和许许多多的藏族同胞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
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旦卓玛第一次在校园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便获得成功，她饱含激情、如泣如诉、铿锵有力声音把这首歌演唱的感人至深。这个节目获选在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一年后，她又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这首歌。从此，才旦卓玛把这首歌唱火祖国大地。
六十年来，《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一直在被歌唱，一直没有被遗忘。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就能深深地感染你，激励你。
该曲歌词由姚筱舟创作。在1958年的一个夏夜，他创作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作。当时，他写得比较顺手，只有第二段中“鞭子”这个词，让他想了很久。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姚筱舟反复思考，总觉得“三座大山”不够味，他随手翻起一本小人书，看到上面有个提着鞭子打长工的胖地主，顿时来了灵感，他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穷人的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于是他马上提笔改为“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 诗歌发表在《陕西文艺》杂志的《总路线诗传单》专栏，署名为与焦坪煤矿同音的“蕉萍”。
1962年，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这本书，便把这首诗抄在自己的日记里。雷锋在日记中将原作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1962年，雷锋因公殉职。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了这首小诗的前两段，随即谱成曲子。
1963年3月，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7000人的学雷锋动员大会，在大会召开前20分钟，上海歌剧院领导让任桂珍学会并献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任桂珍接过歌谱后，轻声哼唱几遍，就登台献唱。任桂珍的表演打动了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班学习的才旦卓玛，她找到老师王品素，要求演唱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所打动，便费尽周折找到曲谱，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并请朱践耳为她的演唱把关。
在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才旦卓玛演唱了该曲，之后又灌录成唱片，该曲自此推广开来。同年，朱践耳还打听到该曲真正的词作者是还在焦坪煤矿工作的姚筱舟，姚筱舟的名字才出现在歌名后面。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的歌词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党的光辉照我心。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过程：
上海实验歌剧院专职作曲家朱践耳的作曲。朱践耳解放前曾在新四军前线剧团工作，建国后给上海、北京等电影制作厂作曲。一九五五年，朱践耳远赴苏联，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巴拉萨年门下，潜心钻研交响乐创作，并创作了《节日序曲》、《英雄的诗篇》（歌词选用毛泽东的诗词）等优秀音乐作品。雷锋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充满激情的音乐家，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另辟蹊径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谱上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随后，朱践耳就把这首歌寄到了《文汇报》。
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歌，并附上了300字的唱法说明。为了配合宣传“雷锋精神”，标题也改成了“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这首歌最初由著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后来才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当时，才旦卓玛正在上海学习音乐。有一天，她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这首歌，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为她这个藏族翻身农奴写的。于是，才旦卓玛就找到了她的老师，著名声乐教育家王品素，向他请教这首歌的唱法要点。在王品素的精心辅导下，才旦卓玛在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饱含深情地演唱了这首歌曲。没想到，这首歌一经唱响，就引发了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才旦卓玛和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夜间家喻户晓。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是谁？雷锋在日记里记载《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的时候，标明了“抄录蕉萍原词”。但是“蕉萍”是谁，一时众说纷坛。给《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朱践耳同样也想搞清楚“蕉萍”到底是谁。朱践耳通过多种渠道打听，终于将“蕉萍”锁定在了陕西铜川矿务局。于是，朱践耳就给陕西铜川矿务局寄了一封信函，希望矿务局能够帮助找到“蕉萍”本人。
朱践耳的信函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后，立即引起了矿务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然而，经过多方查找，“蕉萍”本人始终没有现身。很多人也开始表示疑惑：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红歌，怎么会出自咱们这个穷山沟呢？就在寻找“蕉萍”陷入困境的时候，有人向局领导“举报”，说被下放到焦坪煤矿井下挖煤的姚筱舟总喜欢背着人写写画画，还时常看见他把自己写的散文、诗歌向外投稿。
姚筱舟于1933年出生自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铅山解放的时候，16岁的姚筱舟和十几个同学一块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朝鲜战争爆发后，姚筱舟又作为一名铁道兵，奔赴到了朝鲜战场。朝鲜战争结束后，姚筱舟随所在的部队，来到了陕西，成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一员。姚筱舟终于承认自己曾经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
“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姚筱舟对党有着深厚的情感，特别是他被下放矿井的那段岁月里，是党和工友们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让他感到了党的温暖。在当时，矿井里流传着矿友们自己编写的顺口溜：“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怀着对党的无比热爱，姚筱舟根据矿友们口语相传的顺口溜，并根据童年时期听过的江西民歌，创作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歌。
姚筱舟后来回忆说：《唱支山歌给党听》全诗共有12行，以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俗浅显，朴实无华。在创作中，我借用和提炼了平时矿友们的顺口溜，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是借自顺口溜“党是咱是妈”。只是诗中的“鞭子”一词让我想了许多。起初，我写的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新社会推倒大山作主人”，这样写出来总觉得味道不足，难抒胸臆，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句子。苦思冥想中，随手翻开了一本小人书，书中地主正用皮鞭抽打长工。顿时让我茅塞顿开，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于是，就有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的经典诗句。
兴奋不已的姚筱舟，就以单位名称“焦坪煤矿”的谐音署名“蕉萍”，把这首诗寄到了省城。1958年6月26日就被发表在了《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后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汇编到《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全诗文如下：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现在，我们无法考证雷锋是通过《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还是《新民歌三百首》发现这首小诗，并工工整整地抄录到了自己的日记之中。不过，雷锋在抄写的时候，将其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了“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朱践耳在《雷锋日记》中看到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诗歌，就是雷锋改写过的。
1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并在北京举行了颁奖晚会。由于姚筱舟未能被通知前去北京出席颁奖大会。事后，文化部将一套《毛泽东选集》寄到了铜川矿务局，并由矿务局领导转交给了姚筱舟，作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奖品。
1997年，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上海开幕。东方卫视邀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曲作者朱践耳和演唱者才旦卓玛相聚东方明珠，并同台演绎了这首红色经典歌曲。舞台现场，当《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姚筱舟首次与相知30年却从未谋面的朱践耳、才旦卓玛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观众热泪盈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汪精卫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旁边夫人赶紧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又装得一阵头晕，倒了下去。
谭、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他们觉得，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精卫夫妇在寓所突遇兵变，一时束手无策。忽听警卫来报，说谭延闿、朱培德二人求见。汪精卫眼睛一亮，因为这两位分别是第二军和第三军的军长，是他所企盼的实力人物。但是跟他们说什么呢？陈璧君建议：不知对方站在哪一边，你不妨装病，听听对方怎么讲。
谭、朱二位受蒋介石之托，转呈一封蒋给汪的亲笔信。信中说：共产党图谋暴乱，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汪主席原谅云云。
躺在床上的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旁边夫人赶紧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又装得一阵头晕，倒了下去。
谭、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他们觉得，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仍很激动，要和谭、朱同去。陈璧君担心汪遭暗算，焦急地提醒：“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汪马上改口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内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掉的!”
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对突发而来的兵变也无法理解，纷纷出面，了解和调解危机。当天上午，除了谭延闿、朱培德之外，何香凝也去见蒋介石。何质问蒋：“你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这番义正言辞把蒋介石镇住了，尤其是“投降帝国主义”这顶帽子，让他意识到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蒋在辩解时，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到了下午，通过跟李之龙、邓演达、宝璧舰舰长、海军局值班科长等多人的初步对证，蒋介石终于发现原来自己“捕风捉影”——根本没有预谋绑架自己这码事！傍晚时分，蒋介石解除了对苏联代表团和顾问团的包围，也释放了多数被扣留的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坏到极点，如同将要被判死刑一般。
苏联代表团当然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耍弄一通，这个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来头不小，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命令副团长拉兹贡找蒋介石交涉。当拉兹贡见到蒋介石时，发现蒋全无昔日的威仪，表情非常沮丧。
拉兹贡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对待代表团，蒋说：“我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处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我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对第五团团长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调查。”他还辩解说：“我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我行刺。我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信中要我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
拉兹贡说：“这信肯定是伪造的。李之龙决不会写这样的信。”
中共在广州的党员们更加愤慨。当晚，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等在一起碰头，大家分析后认为：黄埔军校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6个军中，5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他们试图得到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支持，但季山嘉早已从跟蒋介石对立的立场上后退了，推说合作不能破裂。
这边蒋介石心绪烦乱，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他已没有与汪精卫彻底闹翻的勇气了，只能走一步是一步。当天傍晚，他以探病的名义去见汪精卫。汪以病为由，不肯交谈。第二天上午，蒋打算以书面的形式向汪汇报和解释，可当他下笔之时，才发现怎么写都不好：如果和盘端出实情，自己的形象就显得非常不堪；如果编造一些情节，又不符合修身养性的自我要求。最后只好罢笔。
3月21日晚上，蒋介石没有按照前一天的许诺前去布勃诺夫的住处会谈，说因事务太多，来不了。此时，布勃诺夫又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继续进行他已经发动的事件。这使布勃诺夫感到情况严重，他立即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州市内的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而省内力量对比对我们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为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要留住蒋介石。为此，他们决定采取让步措施，下决心撤掉不受蒋介石欢迎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
很多非左派的国民党人士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苏联顾问的住处道歉。朱培德、谭延闿等军长访问了季山嘉，表示蒋介石此举为反革命行为，提议严厉惩罚。甚至一向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纷纷表示出亲善的态度，如孙科设宴招待了苏联顾问们；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首次访问苏联顾问们的居住地，并设午宴招待第五军中的苏联顾问。
可以说，此刻只要布勃诺夫点个头，蒋介石的命运将从此改写。但是，布勃诺夫并没有这份信心，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是保证自己不成为阶下囚，布勃诺夫和代表团做出了妥协，中共方面的强硬主张被否定了。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而主席汪精卫却称病不起，因此会议就在汪的寓所举行。汪精卫躺在床上，大家围床而坐。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伍朝枢、朱培德、宋子文、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列席会议的有李济深、张太雷、卜世畸，另外苏联顾问萨洛威亚夫代表顾问团列席。
汪精卫在会上提出，军事当局没有奉党的政治领袖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而蒋介石在事前未征求他的意见，擅自行动，他表示大为不满。蒋介石的表情很不坦然，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那天更少开口。有的人认为他还在倔强，也有的人认为是他愧怍使然。
由于苏联方面的妥协，汪精卫本指望打击蒋介石的愿望落空，失望至极，于是要求休假疗病。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后，会议做出如下决议：第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第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第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与此同时，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苏联代表团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他们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对于蒋提出的解聘苏联顾问和制裁李之龙的办法，均表赞成。
蒋介石如释重负，方感到自己一身冷汗。他不但躲过一劫，而且发现：除汪精卫尚有与自己争斗的政治意图，其他中央大员形同墙头草，随风而倒，实不足惧也。
为了让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尽快消除，蒋介石在3月25日对军委会呈上一文，说是：18日中山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前，伪称奉校长命令来守候；19日该舰又于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扰乱政府，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严讯，派军队于广州附近戒严。由于事起仓猝，来不及报告，不得已而临机处理，专擅之罪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
而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并从原住所西华二路搬了出去。随即，汪精卫消失了，不知行踪。
蒋介石得志之际，更增强了自己对汪精卫的判断。他在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至此，蒋介石已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权谋之术，38岁才初试锋芒，就力挫那班政治老手。
纵观莫言近四十年的文学表演，浓缩了中国文坛一个”吃饭砸锅”的怪胎。
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给了这些文人生存的机会，人民国家又给了他们铁饭碗(全民所有制，公务员或事业编制) ，还有众多的福利。正是锦衣玉食。
可是，他们偏说没得到全民所有制的好处(何作麻)。有的同敌对势力相勾结，污损毛主席，要推翻党和国家。成了砸锅党一类。
原作协主席铁凝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大概叫《母亲》。
说的是，有母女俩，女儿放荡不羁，无所事事，吃妈喝妈，打妈骂妈。濒临危亡时，呼妈救命。得救后，照打照骂不误。直到把母亲折磨死。当她再遇险呼救时，也再没有人救她了。
小说虽短，但很深刻。形象的刻画了砸锅党。
我料，作者是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对党，国家，社会主义虚无的人们的批判。
这当然是爱国之举。
可，在她麾下的伤痕干将，后来的三反文学的打手，如莫言之类，同那个堕落之女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此，我们这位主席也无可奈何。
这说明，我国文艺界的砸国黑党，已经霸占我国诸多文艺陈地，甚至左右我国诸地文艺方向。有着庞大有力的后台，保护伞。
他们软刀子割肉，杀人不见血。实行资产阶级专致。
莫言的文章，这么反動，已同明仗执丈的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无大区别了，他们还死命的护着。
教材上的反国家的插图，人民愤怒揭发批判，他们照印照发不误。
历史教课书改来改去，证明斗争的尖锐激烈。
是谁给他们这样的胆子，这么大的权力？大家还不请楚吗？
这些问题大都超越了思想意识的范畴，普遍触及到了刑律。
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政治思想领域的问题是科学的，严肃的。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和国家严格区分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给出路的政策。思想之辩，路线之争，从来不动刑。
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冲击了那么多干部，除个别人外，基本没有组织上法律上的结论。以待后期处理。
但是，对触犯刑律的人也决不姑息。
原来刑法上”有反革命”一罪名(现改为破坏国家安全罪)，就是惩治公然胆敢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罪犯分子的。
莫言的行为已不限于思想意识范筹的问题了。
根据刑法的规定，他的许多问题应该定为犯罪。
莫言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人民武装力量，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漫骂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虽然写在小说里，但，决不会金蝉脱壳。
某出版社在回击群众置疑时还有这样一句话:莫言书中的三反言论“只能代表该人物在特点(定)时代历史环境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代表作家本人的立场和观点。”(百度搜索)
照这样说，只要说是写小说，只要随便按上一个人的名字，就可随便说话而不承担责任了。照这样，谁都能以写小说为名，加害任何人了。天下还有什么秩序可言。
可见，这个出版社也是象莫言一样，行无章法。
关于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毛主席有六条标准。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
莫言大多小说都是明目张胆的漫骂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语言之恶毒，令人发指。
如果这些话既使不是莫言的立场和观点，但是，由于处理不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莫言也应承担责任。
更何况这些恶毒的话虽出自别人之口，但是作者莫言对此不表明立场，或加以赞赏。这就是莫言的观点立场了。
这就是利用小说反党。
长期以来，莫言在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是釆取这种方法从事三反活动的。
某出版社对莫言的掩护是无知，无力，无效。
他们出莫言的书，亦应承担连带责任。
在封资权贵一切向钱看的修正主义路线误导下，包括出版发行部门，众多意识形态领域，为了钱，什么作品都敢推销。
连解放前被禁的教人学坏的《厚黑学》，一度从北京王府井大书店，到乡间的书摊，都极力兜售。
有的党政干部当圣经摆在案头。
其他，如莫言那样攻击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书刊报随处可见。
这样，我们的党风政风民风能正起来吗吗？
思想解放，这是一个重要内容。
莫言的三反言行，同用文艺的形式帮助党和国家克服缺点不同。
善意的批评都是一分为二的。大前提是对党的领导地位和成就充分肯定的条件下，提出批评意见。
莫言咬牙切齿，对毛主席，党和国家是全盘否定，看不到光明，毫无善意。这怎能说是关心帮助说呢？
对此，莫言狡辩道，其意是揭露人性的丑恶一面。
人性本善。这是由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的。恶人是在私有观念驱动下，失去人性的表现。
莫言在这里把他漫骂的共产党员，称为恶人，再一次证明他的反党实质。
莫言犯了破坏国家安全罪，其中包括污损英烈的罪行，是确定无疑的。这应接受国家的审剡。
莫言必须接受党纪国法的严惩，莫言的黑书必须下架，莫言的谬论必须批判。
当然，依党的政策，对犯了罪的莫言，也要给予出路。
起诉莫言，党和国家到底怎样处理莫言，在这里并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通过对莫言的追究揭露出我国长达四十多年的文艺黑幕，及这个黑幕掩盖下的三反逻辑及其社会势力和保护伞，肃清他们文艺黑论的流毒，实现文艺的思想解放。从而，打开政治思想解放的缺口。实为全党的思想解放奏响了序曲。
起诉莫言的意义即如此。
胡锡进们为什么害怕起诉莫言？为什么拼死保护莫言？
根由在此。
经历大中小全程教育的胡锡进，又留过洋，在官场也混了几十年，莫言头脑再灵光也没有他狡猾。
老胡们清楚知道，如果给莫言定罪，他们也不远了。
他，马立诚等，常用模糊语句，表达三反立场的言行也藏不住了。
马立诚在《历史的拐点》中，污蔑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是杀人放火，也难逃其责。
老胡前年在美国疯狂要推倒我们党时，居然狂称不恨美国，并历数美国对中国的“善举”。这是两国交锋时在舆论上资敌。难道不是犯罪吗？能逃避清算吗？
那么，是谁，用什么手段支撑保护马立诚，胡锡进等利用党和人民的平台，向毛主席，共产党，人民的国家发难也就昭然若揭了。
对此，可能有人会跳出来大声喝道:你们还想搞笫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是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文化大革命虽被中止，但并未结束。
一些人用自己的暴行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又栽赃于文化大革命，企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永远阻止文化大革命。
这是徒劳的。
毛主席发动的旨在清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封资腐败权贵利益集团，涤荡腐朽的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是永存的。
半个世纪以来，人民经历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继续揭露打击封资腐败权贵，继续批判腐朽的意识形态。
解放思想，刀郎吹起了号角，毛星火演奏了序曲，雄阔壮观的大合唱即将响彻中华大地。
以俄语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情况为中心谈一下这个奖项的时事政治性：
西方人自己认为，欧洲文学有三大高峰，第一个是传说中的希腊时代，其代表作是荷马史诗;第二个是文艺复兴时代，其代表作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第三个是十九世纪，其代表作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诺贝尔奖设立的时候，托尔斯泰是公认的欧洲文坛的领袖。但是，其却连续多年一直到去世，都没有获得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宣称，托尔斯泰虽然是公认的“文学比赛的桂冠”，但是其作品中“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赞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任意改写《圣经》”，“对于他那种罕见于一切文明样式的狭隘和敌意，我们觉得无法忍受”。也就是说，不给托尔斯泰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不是因为文学原因，而是因为政治原因。
其实，评奖委员会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是。当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活动正在俄罗斯如火如荼地展开，托尔斯泰虽然并不赞成革命，但是其主要的谴责方面是反动派对于革命的镇压，因此如果是把奖金颁给托尔斯泰，其实也就是纵容了所谓的“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敌视”的革命活动。
俄语世界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在1933年，评奖委员会把它颁给了号称最坚决的反共分子，流亡的白俄作家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评奖委员会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宣称蒲宁“虽然和前辈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正统”。也就是说，颁奖给蒲宁并不是出于文学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正统主义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自打耳光的现象，如果要说代表俄罗斯文学正统的话，难道托尔斯泰不是比蒲宁正统的多吗?如果要是仅仅出于正统主义来授予蒲宁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蒲宁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年代初以前写的，为什么一直延续到1933年才给他奖呢?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时事政治性的作用，1929-1933年，西方爆发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到1933年时也就是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同一时期，苏联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两相对比之下，社会主义出现了难以遏制的感染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高涨，被人称之为“红色的三十年代”。在这种情况下，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作家蒲宁，或多或少都可以冲抵现实中革命浪潮的兴起。
在后来的诺贝尔奖颁发过程中，这种时事政治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帕斯捷尔纳克，其获奖时间是1958年。很多人仅仅看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共立场，然而忽略了一个问题是，反共的作家多的是，为什么到1958年的时候才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呢?其实如果要是带有一点时事政治敏感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57年的时候，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对于西方世界起了一个巨大的冲击作用。当时毛泽东主席的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表示，这是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甚至西方世界自己很多人也认为，西方在从东方的竞争中落后了。因此，为了弥补这种软实力的损失，重建西方的舆论优势，在1958年授予一个苏联反共的西方粉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是不是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倒是无足轻重。
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肖洛霍夫，其获奖时间是1965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1964年，苏联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极力主张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联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为斯大林平反还是延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路线，带有很多不确定性。而肖洛霍夫是紧跟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的代表人物，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颁发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话，可以为苏联的内部发展定下一定的调子。果然，苏联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高度评价肖洛霍夫的文学成就，自然也就谈不上为斯大林平反的事了。于是，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种子便在这时候生根发芽了。
第四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索尔仁尼琴，其获奖时间是在1970年。如果要是对于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在六十年代末的时候西方的形势非常不好，由于越战走向失败以及国内的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了大量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而1970年又是列宁诞辰100周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纪念列宁的活动，红色革命的幽灵在一次徘徊在西方世界的头上。因此，把一位攻击革命最尖锐的索尔仁尼琴树立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
第五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布罗茨基，此人的名言是如果俄罗斯成了瑞典的殖民地，就可以享受先进的西方文明。其获奖时间是1987年。众所周知，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回归文学”的浪潮也已经开始，但是苏联社会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在1987年这个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对于文坛上的一些乱象进行了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授予流亡美国的这位俄语作家，极度崇拜西方的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特别是其文艺政策的最大支持。果然，布罗茨基刚刚得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就支持文坛上的自由派刊物发表布罗茨基的作品。随后，苏联“回归文学”的浪潮从个别刊物席卷全国。这为苏联解体制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
第六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白俄罗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其获奖时间是2015年，距离上一次俄语世界获奖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颁发给俄语世界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没有必要通过颁布给俄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来引导俄罗斯的国内舆论了。而2014年至2015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与叙利亚等问题上与西方叫板，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大国雄风。在这种情况下，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个靠丑化苏联与俄罗斯军队成名的女作家难道不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吗?
有的朋友可能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不光是俄语作家的情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代表着一种鲜明的时事色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波兰发生大动乱，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立竿见影的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流亡美国的波兰反共作家米沃什。甚至就华人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两位作家来说，也是有鲜明的时事政治色彩的。像1999年中国取缔邪教圈圈功，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马上就在2000年把奖金授予了内容主题全都是攻击中国“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高行健。而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中国的前途还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把奖金授予莫言，就好像1965年时把诺贝尔奖授予肖洛霍夫一样，可以起到强大的舆论引导作用。幸运的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上西方国家的当，相反，习总书记还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上公开批判了追求在西方获奖的现象：
“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时事政治性，就会明白让某些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只是一个简单地文学艺术性质的评价。
在当前世界大乱，而在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显露的这种情况下，授予一个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以引导中国国内舆论搞乱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高行健一类的纯公知模式的作家不一定能够得到欣赏，如果要是给予一个体制内身居高位又激烈反共的作家，效果会大得多。
事实上，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西方控制的舆论机器还有很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1992年连续设了四个文化年：1989年是阿赫玛托娃年，1990年是帕斯捷尔纳克年，1991年是曼德尔施塔姆年，1992年是茨维塔耶娃年。这可以说是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高得多的荣誉称号，对推动苏联解体起了很大作用。这四个人也是越往后的越敌视十月革命。而影响要比他们大得多的马雅可夫斯基1993年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却没有设文化年进行纪念，显然也是跟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关于这些人在苏联时期受到所谓“残酷迫害”的真相，以及苏联文艺界和平演变的情况，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微博名"说真话的毛星火"指控莫言的作品涉嫌侮辱英雄先烈、美化日军侵华，各大平台皆蹦出来为莫言站岗的文章，文章标题五花八门，其观点却基本一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对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这是文革思维、人生攻击，是对文学创作的扼杀。保护莫言，就是保护文学创作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文明底线。
对此，文学作品固然允许虚构，但既然选择历史题材，就应该、也必须尊重历史。
莫言的作品多以历史为题材，他是否尊重历史，我们今天不谈他的作品，来谈他的演讲。
自从张艺谋推出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其原著作者莫言就名声大噪，先后被多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搏士。
2005年12月，莫言在香港公开大学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典礼上，作了口若悬河的演讲，大谈特谈其童年的贫穷和饥饿。
他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
莫言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童年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演讲中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自然指的是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前些年，"三年饿死3000多万人"的谣言一度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个谣言不是在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1962年就出现的，而是在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之后才出现的，是有人把1959—1960年的死亡人口合计后，减去1958年的死亡人数得出3000多万人缺口的结果。
这种计算方法，显然犯了严重的教条错误。
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数字，为何会有3000多万人的缺口呢?
有人口专家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户籍制度并不完善，直到1958年才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严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户籍漏报现象，其中涉及死亡漏报这部分的漏报率在15%——18%之间。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了死亡漏报人口约710万人左右。即人死了，户口没销。
二、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约1140万人。也就是说，这些进城工作的农村人口，在城市上了新户籍，却没有注销在农村的老户籍。
三、1960年前后，因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困难，城市开展大规模人口精简运动，不少城市居民被迁往农村生活。在这一运动中，约有1515万人的户籍在城市被注销，但他们之前没有农村户籍，在农村又没办理迁入手续，成为了没有户籍的人口。这就等于又有1515万人“人间蒸发”了。
综上所述，造成我国统计数据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合计减少了3366万人。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一人数的减少诬陷为3000多万人“饿死”，并以此为"核弹"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
戳破了"三年饿死3000多万人"的谣言，我们再来分析莫言的这段话。
按照莫言"经常死人，最高纪录一天死了18个人"的说法，他家乡平安村的人不出半年就该死绝了，而且的确是死绝了，"村周围是一片荒原"嘛。
莫言口中笔下对饥饿的演绎堪称登峰造极，又是"像狗一样逮着什么吃什么"，又是"亮晶晶的煤块越嚼越香"，又是"1960年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
可是，何以他莫言一家十几口人就没饿死一个呢?何以连他体弱多病的母亲都活到了70多岁呢?何以连他日夜劳累的父亲都活上了90多岁呢?何以按他口中和笔下的逻辑人口应该早已死绝的平安村反倒人丁兴旺呢?
显然，他在撒谎，而且还是谎话连篇。
有意思的是，对于莫言嘴上无时无刻、笔下无处不在的童年饥饿论，有好事者和较真者相约去了莫言的家乡，找他家乡的老人们求证，他们求证的结果是：山东高密曾经饥饿不假，但根本没有人饿死。
本来就是嘛，凭啥饿死的总是别人家的人啊?
记得艾跃进教授生前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党和政府应该实行两追，一是追讨贪官，一是追杀汉奸。某些人为什么能在西方获奖?不就是靠骂社会主义获得西方反华势力美国干爹的青睐吗……"
艾公此言，赞：贪官理应追讨，汉奸理当追杀!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从根本上修正了当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的性质和目的。所表现的日军从高密县城到乡下不是去“扫荡”，去烧杀掠夺的，而是下乡做好事，开展亲善活动的。
其指挥官和军医都像菩萨一样，热心救活了上官鲁氏(即所谓母亲)一家的三条人命。
其军队也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既未掠夺老百姓的财产，也并不强奸妇女，即使对上官鲁氏家那几个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日军也未动淫念。
你反倒是大写了八路军的一个班长孙不言强奸了上官家的一个姑娘，又写了抗日打鬼子的黑驴鸟枪队的几个战士，在教堂里轮奸了上官鲁氏。
当然了，为了掩盖过分美化日军的嫌疑，也虚晃一枪提到了日军第二次到东北乡时，杀了司马库家十几个人。因为司马库不肯做亡国奴，率人炸毁了日军控制的一处铁路桥梁，日军迫不得已，也就杀人有理了。
《丰乳肥臀》书中还通篇着力表现了被日军救了命的上官鲁氏和两个子女上官金童、上官玉女，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过着悲惨的“猪圈一般的生活”(诺奖《授奖词》之语)。
玉女饥饿难忍，又无援无助，只得投河自尽。
金童上小学五年级时，因撞坏校园内一棵小树苗而被开除了。青年时期的金童则被诬陷为强奸犯而入狱劳改15年，出狱后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二年。改革开放期间金童办起了一个乳罩公司，结果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流浪失所。年老的上官鲁氏则靠着拣破烂艰难度日，死时连一只骨灰盒也买不起，而且无葬身之地，因为所有土地都是共产党政府的。
瞧，被日军友善救活的上官鲁氏母子三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却没有活路，只能惨死而终。莫言在颂扬和美化谁，在仇恨和反对谁，谁会看不明白呢!日本人看后必定会大加喝彩，而且也同样会给颁一个高档次奖项。如果说现在还会出现犯罪的汉奸文学的话，那就是非你莫言之作品莫属了!
再譬如，莫言“攻击”和“修正”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亵渎、辱骂毛泽东。这是被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拍手叫好，啧啧称道的。
莫言几十年前就已打了头阵，叫嚷着要打倒毛泽东这个人间的神。还在《丰》书中特意描绘了一位女大学生胸前戴着一枚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说这位女大学生的乳房像死面饽饽一样坚硬，可以砸破狗头。所谓的“狗头”，一般读者是不会加以琢磨和留意的，莫言却是蓄意而写，指向明确，痛快地报了当年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的深仇大恨。
莫言在另一部自称是“巨大的寓言”式的小说《檀香刑》中，还借古讽今，将清朝末年“首席刽子手”赵甲，与新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比喻毛泽东也杀人不眨眼，杀人取乐。又写到赵甲的儿子赵小甲为了看清人的本相(隐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就四处寻找什么神奇的“虎须”(隐喻马克思主义)，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根“虎须”，赵小甲就把这根“虎须”含在嘴里，于是就观察到了人的各种面目。为此，莫言自夸说，这是你首先发出的独特的声音。
何止于此呢!
莫言自诩为最完美也是最值得你骄傲的小说《酒国》。这个叫酒国市的城市，党、政领导干部已经腐败透顶了，竟发展到烹食活婴儿，享受婴儿宴和活婴儿制成的补品。党、政大权也落到一个名叫余一尺的侏儒大老板手中了。为了调查和解决酒国市的严重问题，上级检察机关便委派了一位名叫丁钩儿的特级侦察员前往酒国市巡视案情。
在这里，莫言是这样巧妙地借检察机关所谓同行们的嘴来恶意诽谤公检法执法人员的，说丁钩儿是“用鸡巴破案”，是乘机来酒国市“放纵一下”的。你接着便表现了丁钩儿到酒国市后首先就和腐败官员的代表人物市委宣传部付部长金刚钻的妻子勾搭成奸了。随后，丁钩儿也像先前到酒国市视察或办案的人一样，一步步陷进了权力、女人和美酒的泥坑，最后竟然醉死在茅厕坑里。
显而易见，莫言是在说：反腐败的人同样是腐败的，再怎么反腐败也挽救不了自己必将灭亡的命运，而且灭亡在茅厕坑里——遗臭万年呢!这就是你莫言所揭示的当今这个人吃人(共产党领导干部吃活婴儿)可怕社会的“奥秘”哟!
这还不算，莫言还把丁钩儿和风骚女人胡搞乱淫的过程，比做“男人和女人漫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类似阶级斗争的历史，有时男人胜利，有时女人胜利，但胜利者也就是失败者”。
莫言无疑是在告诉人们：丁钩儿的下场，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结局。可见，你创作《酒国》貌似反腐败，实则是打着反腐败旗号，有恃无恐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莫言还有一部长篇叫《红松林》，有人读过，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小说比《金瓶梅》还金瓶梅!这或许是莫言擅长在文学作品中向美国人学习性描写的代表作吧。
从上述所解读的几部作品中足以看出，莫言在政治倾向上，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在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表述上，所竭力宣扬的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哪里还有什么正能量可谈呀!你因此而得到了诺奖评委的高度赞赏，获得了诺奖，完全是有理有据，修行成正果的事情哩!
至于你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外的一系列演讲(包括先后几次在中日韩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所大力鼓吹的各种谬论，如深入生活无济于事论、创作灵感是一种技巧论、写作可以撒谎论、做为老百姓写作从自我出发写自我论、文学游戏论、文学越超政治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害人论、文艺政策是清规戒律论，作家要蔑视左右党论、建立文学共和国论、政治和政治家虚伪论、中国众多作家连做人都不行论、性欲失控而犯罪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贫富与欲望论、欲望失控酿成战争论、战争克制论、科技发展进步是人类瞎折腾论、文学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论及其在这些方面突出表现出来的抹黑中国、颠覆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必须加以清除和批判。瞧，你那首《檀香刑》开卷诗的48个字，甚至猖狂凶狠地要把整个中国踏在你的脚下，把中国人民丑化和讽刺挖苦到了极点!难道广大人民群众能容忍下去，不管不问吗?这里，我有必要将这48个字抄录于此，向社会公众曝曝光：
中国什么都落后
但是刑法是最先进的
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
让人忍受了最大痛苦死去
这就是中国的艺术
针对莫言的5行短诗，我也写了5行，回敬你，反击你：
《檀香刑》字字句句血淋淋
低俗暴力歪曲历史抹黑中国人
莫言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
让人读他的书既恶心又气愤
这就是莫言的艺术
信写到这里，似乎没必要再写下去了。那就打住吧。
祝愿
安康愉快!
革命烈士子弟、离休老干部、山东莱西人氏
民国农村妇女睡过中外八个男人？有吗？多吗？
民国时代的山东农村高密东北乡的妇女睡过中外八个男人？有吗？多吗？有！在莫言的《丰乳肥臀》中。
这个故事讲了一位“伟大的女性”上官鲁氏。
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
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
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
老三是和土匪生的。
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
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
老六是和和尚生的。
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八路军）强奸后生的。
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
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
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
中国特色：《一九三八年的初》。《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和一个洋人瑞士牧师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两人在一起了》，听起来多么象如今的年轻人说的，一对上眼我们就在一起了。民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们也如此开放。
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民国时代的山东农村高密东北乡的妇女睡过中外八个男人？
即使有，是个别还是多数？作者能说明吗？有多少有证据吗？.
如是少数，也属中国在这方面的“阴暗面“。
有人说了，文艺就是要暴露“阴暗面“。
要暴露这样的“阴暗面“，为了什么？
告诉全世界，中国的“母亲“是：睡过中外八个男人吗？
请问中国的“母亲“们会认同这个说法吗？莫言的母亲会同意这个说法吗？习近平的母亲会同意这个说法吗？
要说在走资派时代的当下，中国有极少数妇女或是有意，或是生活所迫睡过中外八个男人，甚至更多。但那是妓女。
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上官鲁氏“也。
没有原型的文艺，凭容臆想的谎言文艺，是在误导后人，伤害中国农村的母亲们。也是抹黑中国妇女们。
在全世界宣扬的中国妇女，尤其是母亲们，更是农村的母亲们，会是这样的吗？
莫言的书己成中小学教材的内容。中国有孩子的妇女，尤其是母亲们，更是农村的母亲们会买莫言的书来教育孩子吗？
文艺作品可以夸张，可以暴露“阴暗面“。但夸张到不是或没有的“阴暗面“，非要用谎言臆想来造假制造出一些“阴暗面“来，抹黑中国和中国的妇女又或是中国的母亲们，意欲何为？为私利，为出名，为赚钱，为得奖，为讨好外国人？就可以出卖中国的母亲们的名誉？
共产党内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义“理论家”。修正主义“理论家”是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说了许多马列的话，但是转身就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把革命队伍引导到错误路线上去。因为走资派也说了许多马列毛泽东的话，善良的人们会相信他，跟着他走，所以危害极大。陈独秀、王明、邓小平等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王沪宁因为没有名正言顺掌握共产党的领导权，故改革开放错误路线的责任主要不能算在他头上，但是他肯定有相当的责任，因为他是邓江胡习的“核心谋士”。特别是多维网的右派说：“王沪宁是政治局委员，只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说明该机构责任重大。他常伴习近平外访，深受习器重，得习首肯。说明习不但提倡实施‘八二宪法’，早已经着力重新制订新的‘宪法’或说修改宪法，我们理应积极拥护和支持。”（《王沪宁：政改要从反思文革开始起步》，老蜗牛，多维博客，2013-04-09 02:24:41）王沪宁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理论家。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理论则是政治斗争的刀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是劳动人民却一直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当牛作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竟然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虽然无产阶级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进行过无数次斗争，但是都失败了，因为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不能形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是自发的一盘散沙的斗争而不是自觉的团结一致的有效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改变了这种情况，成立了共产党，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从此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开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1864年成立了第一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
但是“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第一国际存在的期间仍然一直有思想路线斗争，后来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又因为统一全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条件已不复存在，经马克思提议，第一国际代表会议通过，在1876年7月15日的费城会议上宣布第一国际解散。
后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又需要统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了，所以在1889年成立了以恩格斯为导师的第二国际。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没有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其主要历史贡献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即毛主席总结的不能分割的三部分：“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
虽然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但是真正有悟性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革命者非常罕见。
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后第二国际被考茨基等缺德少才的修正主义者把持，失去了革命的作用。
这种群龙无首、思想混乱的情况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新旗手列宁诞生并且被公认才结束。
1919年3月2日列宁在莫斯科发起召开第三国际成立大会。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出席会议，通过《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规定其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执行委员会。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共57个支部。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第三国际曾给予过帮助和支持；同时也因策略和指示的严重偏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良后果。于1943年6月被解散。
为什么第二国际领导权会被机会主义者篡夺（虽然是合法的领导，但是因为路线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本质上仍然是“篡夺”）？因为时代出现了新的问题，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及时回答好这些问题，导致思想极度混乱，不能形成战斗力。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1页）到底对不对？不对则应该说明为什么不对和出路究竟在哪里等。这些问题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进入第二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新时代。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理论则是政治斗争的刀刃”，理论正确与否极端重要。
列宁没有来得及研究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历史课题。任何制度都是统治阶级的制度，任何制度想长期存在都必须解决接班人问题。培养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等是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重大历史课题，但是列宁因为去世太早，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研究解决。
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留下许多宝贵思想，例如让工人代表参加党中央和靠工农来监督党中央的高瞻远瞩的思想。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要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页）
为了使党中央不脱离工人农民，列宁还想从工人农民中选优秀分子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他说：“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个至一百人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当经过党的审查，因为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4页）
列宁还说：“中央监察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有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这种工作，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捉拿骗子，但也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4页）。
列宁接着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很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确信，我们都会大笑这种人的。”他还特别强调说：“……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5页）
这些思想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让工农兵代表进入党中央的实际做法如出一辙。但是如何从制度上解决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不完善，因为历史条件毛主席没有明确提出和实际解决。
斯大林因为理论基础和悟性不如列宁，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创建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显示出社会主义巨大优越性，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把社会主义阵营连成一大片等，历史功劳巨大，但是不可否认也留下了修正主义上台的隐患。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斯大林同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以斯大林从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其他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要有一点强过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想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后来变成了现实。为什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双雄不能共存？因为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不完善。这种不完善把正常认识分歧的路线斗争变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传统社会主义从斯大林开始，迄今为止一直是如此，最新的薄熙来事件同样是如此。
共产党内斗争你死我活、无比残酷的情况在斯大林时代表现非常典型，当时可能避免吗？ 基本不能避免，有历史必然性，这从我国非法逮捕和审判四人帮就可以证明。完善了无产阶级宪政制度后，有一线、二线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完善结构才可以避免。
因为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不完善，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等，使得缺德少才的赫鲁晓夫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有小道理，没有大道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了，当然不可能不分裂，因为修正主义者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使毛主席成为继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继续革命的第三个里程碑，人类脱离弱肉强食苦海只差最后一步。
毛主席明确提出了接班人问题，搞了企图教育人民捍卫自己利益和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文化大革命，总结了历史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毛主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因为历史原因，毛主席没有试图通过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来解决接班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里又没有及时纠正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物极必反，后来让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同样因为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不完善，共产党至今不能纠正错误路线，随时可能亡党亡国。
缺德少才者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之际失去斗志，垂头丧气，对内屈服于资产阶级，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他们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思想深处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制度稳定而优越，所以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接轨了。
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掌权阶级不同，运行原理和目的完全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制度，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亡党亡国。搞资本主义要共产党干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从来不需要共产党，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埋葬资本主义，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一旦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意味着共产党的领袖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叛徒内奸卖国贼了。但是除了确有证据的叛徒内奸卖国贼外，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仍然应该批评教育，不能阶级斗争扩大化，要牢记历史证明了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同样危害革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