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有一条网民评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国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持续热播：“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我们现在每年出境人次是1亿多。“并提出，有别于线性发展的西方政治逻辑与历史经验，独特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现代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这个“文明型国家”的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或是说，人类中的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几千年的旧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的封闭社会、宗法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中国历代皇帝天高皇帝远，高高在上忙于宫庭争权斗争及后宫三千娘们，哪来功夫问问民间疾苦。
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当时中国是被打败了，但是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也割让了土地，赔了银子。
真的给中国人带来更大震撼的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个被中国人过去看不大起的“小日本”。
《马关条约》签订后，1895年5月严复第一次专门写了文章，喊出要“救亡”，然后全国朝野上上下下开始喊出“保国、保种”。然后严复又翻译了《天演论》，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甲午战争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感觉是个“朝廷的战争”，甚至有人称它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到了中国人《义勇军进行曲》喊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抗战，中国人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国土，一扫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毛泽东1949年10月1号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在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胜利后，彭德怀说：“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觉醒的、高度团结的中国人的国家诞生了。
在这期间，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有中国人血统的海外华侨华人们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孙中山喊出“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开始，孙中山放弃了收入不错的医生工作，投入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来。海外的很多华人华侨出钱出力成立同盟会，来到中国南方广东进造反以反抗清军。最后推翻清政府最后一个皇帝。
为什么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虽然中国清朝政府的GDP总量比英国大，但是被英国打败了？就是中国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官员腐败无能，民众一盘散沙。
再看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腐败无能，民众一盘散沙。
走资派的专制导致腐败，腐败导致无能，这是必然的结果。这种专制不是那种君王专制独裁。是一种普遍性的等级制的专制，是每一级的官僚对下级的专制，是一种绝对对上级服从，对上级负责的专制，从来不对下级负责，从来不为人民负责的专制。这种专制所有人都绝对服从官僚，所有人都为官僚贵族富人服务。国家的一切都属于官僚贵族资本家的私有化，劳动人民也属于官僚贵族资本家的私有化劳动工具，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丢掉卖掉。我说的是这种专制。
真正的民主是所有权力都接受人民民主监督的制度。这种制度需要用毛泽东的全民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只有整体的高素质的国民才能保证这种民主能产生最高效率最好效果。
专制官僚是一种权利专制垄断，资本家垄断生存资源也是专制垄断。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任何专制垄断都是产生混乱产生问题的病根。官僚专制权力产生社会问题，腐败，道德沦丧。资本家专制垄断生存资源产生经济危机的混乱。
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一种等级奴隶专制社会，这种社会的人们分成了很多等级的奴隶，不同等级的官就是不同等级的专制奴隶主，同时也是上级的奴隶。
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种等级奴隶专制社会？这就是儒家创造的等级思想文化的功劳。儒家思想把中国人分成了很多等级，君臣父子绝对的专制关系。每一级的官僚的等级专制关系，家庭家族中也是分了很多辈分，按照辈分大小等级实行专制服从的关系。/
儒家的这种等级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是全面的，每个中国人不用上学学习，都是祖传的，人人相传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儒家等级思想文化。这就是一种腐败文化。中国人有权就搞特权腐败，中国人当官就搞特权腐败。中国人都喜欢搞特权专制腐败。
如今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有一种腐败文化。这种腐败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普遍性的文化。这种腐败文化的侵蚀腐蚀。治理不好就被腐蚀烂掉失败了。
中国人有非常严重的奴隶主官老爷专制思想，而且当官就想永远当官，或者当官就成为贵族永久的享受贵族待遇。看看那些建国后的有功大官们不是也有很多想当永久的官老爷吗？这就是干部终生制。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认为他们那些有功之臣应该当永久的当官。被罢官了就等于被迫害了，有功劳就不应该被罢官了。而且最不能容忍被平民百姓罢官。毛泽东让他们接受人民民主监督都非常的不情愿。他们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民主不适合搞建设。他们不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他们想一切为了官僚先富，他们想一切依靠官僚精英专制。
毛泽东是从旧中国的严重官僚腐败现象和中国人的当官做老爷的社会文化看明白了中国必须实行人民民主监督制度。毛泽东多次搞运动整风就是因为这种严重的官老爷作风官僚作风。多次搞运动整风也是治理不好。中国人的官老爷思想极端的顽固。现在有些人夸奖赞颂干部终生制被废除了，但是，《文革》被否定了，走资派当官的不当永久的官了却当了永久的贵族了，而且他们的子女也成了永久的贵族了。还是有特权。
事实证明了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只有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才真正治理了腐败问题，也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时期是官僚主义受到严格控制治理的。这就是毛泽东多次发动运动整风文革的功劳。其实中国的革命斗争主要就是对这种奴隶主官老爷思想的斗争。
国民党管理不好这种腐败文化，所以就非常严重的腐败，所以失败了。所以说，在中国能否管理治理好这种奴隶主官老爷特权思想文化是发展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管理治理不好就会导致腐败，就导致无能奸贼当道。最后只能因为无能而失败。走资派腐败，所以那些无能的奸贼都当了大官，有实干能力的人不善于表演忠诚，所以很难升官。所以走资派的失败是必然的。
中国人的等级思想是一种专制文化，这种专制文化在很多地方都能产生专制特权现象。这种专制特权思想文化使中国的官僚最霸道，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最恶霸。这就是走资派中国当代社会也会产生奴隶工的根源，也是当代中国的资本家制造出来那么多的有毒食品的根源。
这种文化是最极端的自私自利思想。中国人本来就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下非常的自私自利一盘散沙。
在毛泽东时代大力提倡大公无私和斗私批修的教育下，中国人才有了一些公平公正合作的思想。就是这么一点进步思想还是被那些儒家顽固派给否定了。他们否定大公无私思想，他们宣扬个人自私自利成功思想。他们宣扬依靠个人的自私自利积极性促进国家的整体进步。他们说个人的自私自利积极性产生最高效率。
这种儒家自私自利思想正好符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自私自利思想。那些腐儒跟迷信资本主义自私思想的洋奴才们联合起来攻击否定大公无私思想。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并不是极端自私的，他们很有社会公德。只是那些洋奴才没学来，只学来了亚当斯密自私思想。因为那些书呆子洋奴才只会崇拜洋权威，背诵洋权威的理论。不会在社会社会实践中学会有用的好东西。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最高效率是依靠集体公平合作才能激励所有人的主动积极性，他们不懂得公平的合作能产生一种凝聚起来的创造力，这种凝聚起来的集体创造力才是最高效率的动力。那种自私自利思想是导致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根源，是产生等级奴隶专制思想文化的根源，是产生特权腐败的病根，是产生奸贼当道导致无能政府的根源。
官僚主义作风就是专制，也是腐败，也是产生无能的根源，因为他的支持者都是无能的马屁精。这种官僚主义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存在。很多有权力的人喜欢接受一些人的建议，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建议让他们感到舒服，而不是因为这些人会让他们认真思考。那些真正对政策有影响力的人通常是最会拍马溜须的人，而不是最好的分析师。
一个合格的分析师，但肯定不是一个称职的拍马屁师。看来全世界的官僚都是喜欢马屁精的，所以当代中国都是马屁精当了精英经济学家。官僚用了无能的马屁精当智囊团，这个官僚政府肯定是个无能的政府。美国的无能官僚政府喜欢那些吹捧市场经济的马屁精经济学家。所以发生了经济危机 。因为美国的民主是马屁精精英做主的民主。不是人民民主监督的民主。
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监督子制度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种等级专制思想文化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文化，是一种祖传的人人自然传播的文化。
中国人对“官“有一种从众心理的服从惧怕，中国人是最怕官，也最喜欢自己当官让别人怕。
有点权势或者依仗权势也会搞特权腐败仗势欺人，人人喊反腐败，几乎人人参与腐败。当然幼儿不能腐败。
中国人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的保护下才有了胆量监督官僚，罢免官。
中国老百姓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多年里才真正的做了国家主人。
可以说中国人只做了二十八年有人权的人。
是在毛泽东的保护下才获得了人权，获得了监督官僚的权利做国家主人。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但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那种力量就是凝聚起来的力量。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的力量。
国家的强大不是富裕有钱就强大，而是一种全民团结公平合作的主动信仰凝聚力。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的强大力量。
人们的幸福也不是因为富裕有钱，人只有在有人关心的情况下才能感到幸福，有钱只能获得快乐，快乐不是幸福。
有钱的人不一定有真心关心你的人。也许都在算计你的财富想掠夺。
只有公平的和谐合作的社会才会有更多的人人互相关心。
人们都学雷锋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最幸福的社会。也会是最团结的国家，也会是最强大有力量的国家。团结才会最有力量，不是最有钱有最先进武器最有力量。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农民在农村《造城》，缩小城乡差别。而不是如走资派们让农民《进城》，而荒了农田。
在农村人民公社多功能综合发展的设计中，开办工业企业（“草根工业”，即社队企业），既是题中之意，也是其发展之翼。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公社工业化，就地转移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
面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规模狭小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
同时，人民公社工业化也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
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公社要工业化”，旨在通过农村的小型工业企业，以增强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复轻工业部《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中确定：“人民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
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广泛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由此，农村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决策的出发点之一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难免经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盲目流入城市，或成为雇佣工人，或流落街头，或死于贫困饥饿的痛苦。
在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毛泽东力图摆脱以城市现代产业的发展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漫长而痛苦之路，以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的方式，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955年，他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就指明：“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那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
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要拥人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
毛泽东的思路，不是农民进城，而是农民《造城》。
1958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经他仔细斟酌修改后颁布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将“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
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
而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怎么才能使城乡生活水平一样甚至更好呢？“
有了人民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
每个人民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
毛泽东认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为此，毛泽东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人民公社发展工业。 人民公社工业化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与农业社不同，首要的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五业，而是要同时举办工业，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农业与工业的差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就应“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正如迈斯纳所说，“中国正如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先进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存在着差别的问题更急迫了”，而“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仅是要解放群众的生产力，而且还要使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打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分工格局和工人务工、农民务农的社会角色分工，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和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一再提醒，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别。我们的农村工业化，是要“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使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
毛泽东说：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能文能武，亦工亦农，“进厂是工人，下地是农民”，“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因此，中共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地写明：“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这是一条使农民、农村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是十分明确的：借助于人民公社举办工业企业，将庞大富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吸收，通过建造农村城镇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这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一种设想和价值诉求。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有国情依据的，也是有远见的。然而，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又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成效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不少地方便是从当年人民公社体制下简陋的社队企业起步，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形成加工一条龙、产品系列化、一业带着百业兴的局面，较显著的有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河北晋州的周家庄等等。
观察当下广大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农民“进城”（而不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就地“造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方面，这些进城的农民大部分由于没有技术而仅靠出卖苦力挣些微薄收入糊口，同时缺乏各种社会福利保障，还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为老弱者、年龄稍长的妇女及因特殊原因不能外出打工者，农村因劳力不济而使农耕粗放、土质劣化甚至抛荒耕地的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日益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反观毛泽东当年的种种设想，就不难理解其深远的价值诉求了。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制度体系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广”人民公社并将它设计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结着他对中同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这种诉求在于，通过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统筹农、林、牧、副、渔，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民文化素质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赋予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体”综合功能中，十分重视“学”，即公社办学。在他看来，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奠定了新中国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基础之后，接着要进行的是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大办文化教育，以“能者为师”，开展识字扫盲，办业余红专学校，办幼儿园、小学、中学特别是农业中学，乃至办农业大学等，使人人有书念，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而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内容与形式。
首先，开展识字、扫盲运动。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农民学文化，在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并要求在教学内容、形式和时间上都要切合农民的实际。农业“四十条”提出：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全国基本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据此，各农村人民公社号召在校学生和一切识字的人都参加扫盲工作，培训民师，组织志愿扫盲工作队，突击编写、印刷、出版扫盲识字课本，大力开展扫盲运动。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间，山东省共扫除青壮年文盲370万人，1965年全省共有扫盲班学员261.5万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万人。尽管当时存在急于求成、浮夸等问题，但扫盲力度之大，普及面之广，可以说是达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几乎让所有农民，无论青少年文盲，还是中老年文盲，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机会。
其次，开办幼儿园，普及小学，举办初中。毛泽东强调．：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
据此，人民公社开办了大批农村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并尽可能举办初级中学，使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适龄儿童大都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儿童入学率比1958年前增长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学生总数由1958年时的88名增至556名。
安徽霍丘县夏店公社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秋办起民办小学32所，吸收了1570名学生入学，普及了当地的小学教育。
湖北省荆州地区高坪、黄龙两个公社通过建立教育网，并“把学校办到了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在147个生产队都开办了幼儿班，上幼儿班的3-6岁儿童达3040名。
此外，许多地方还兴办了耕读小学。如江苏句容县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办起了47所耕读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同年，江西南昌县也兴办了许多耕读小学，使90%以上学龄儿童入了学。
再者，兴办农业中学。
1957年3月，毛泽东分别同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和七省市教育厅长谈教育工作问题，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1958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动员群众力量办农业中学，使不能进普通初中的小学生毕业生都能升学，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毛泽东：“农业中学可以把几十万几百万小学毕业生，训练成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力量”。
由此，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都举办了农业中学。如江苏省在1958年春季办起了6000多所农（职）业中学，入学的学生达30多万人。这些农业中学大都是依靠群众解决校舍设备问题，如献工献料，送农具、校具等。
农业中学在创办之初，便显示出对于农业生产、推动技术改革方面的促进作用。全省农（职）业中学共种38844亩高额丰产试验田，开办各种小型工厂12340个。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在掌握了某项技术后，马上向社员推广，农业中学成了农村革新农业技术、推广先进经验的重要平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肯定了农业中学的重大作用，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培养农业中学的师资、因地制宜学以致用地编写教材，并且明确指m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担负着不同任务，两者发展并重。
最后，建立业余红专学校和农业大学。红专学校是为扫盲毕业学员升入高一级学校而设立的一种政治、技术、文化“三合一”的学校，属成人教育、工农业余教育的一种形式，县、公社、大队都办，学制有长短，由学校自行掌握。
学校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集中生产、食宿，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实际是生产专业队性质。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读，学员文化水平不一，办学也不正规。
三是县办的较正规的农业学校，半工半读，多数与县初级农校、农场、拖拉机站合并，学员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公社举办的大学一般为业余大学，如人民公社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锋”——河南省孟津县的翟泉红专大学，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州的黎明农业大学等。
据《光明日报》报道，到1958年10月1日，广大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有2000余万人在这些学校里学习。
山西省办起业余红专学校和文化技术学校共23653所，入学人数达200万人，红专大学7478所，入学人数近129万人。
1959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诚然，在办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一哄而起、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但从效果看，当时的红专学校和业余大学在提高群众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其既劳动又生产、就地取材、能者为师的做法是适合当时实际和需要的。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负载的价值。
首先，“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据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6%，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
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谈到：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
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毛泽东借用列宁的话说：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
因此，普及和加强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当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题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简章中，对于文化教育都作出相关规定，如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16岁以下的男女儿童必须在学校学习，要使社员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试行简章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其次，农民“迫切地要求学文化”。
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在过去长期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当中，地主阶级不仅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垄断了教育与文化。
因此，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就有这种可能了。
而现在农民有了合作组织，有了人民公社，就更“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
这种经济上的需要诸如：
要合理建立生产队账册、搞好集体经济的财务，就要懂簿记、会计。
有了电，就要有人会操作和掌控。
要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就要有人会使用农药，等等。
并且，由于人民公社是多业同展的较大规模组织，其经营管理需要各类人才。
再者，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农业机器的使用提供了组织条件。
而农业机械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拉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机器等等，从这些农业机械的操作、维修到改进和研制，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并且，在人民公社组织当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科学种田以及实施农村计划生育、移风易俗、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都需要文化。
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础，这就对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农村人民公社办“草根教育”，是毛泽东思考农村问题的十分重要一环。
再次，教育事业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不仅对公社办学寄予厚望，并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了规划：“在教育方面来说，每个基层单位将有自己的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推荐的《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出了更详尽的设计。
简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为此，必须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毛泽东对发展教育的规划是：公社实行与劳动密切结合的普遍义务教育。要普遍地设立小学和业余的补习学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入学，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小程度。
毛泽东要逐步做到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业余农业中学，使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中程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学校或者大学。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扫除文盲、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经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教育水平，或者说是农村教育水平达到了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少见的高水平。
据统计，1980年中国小学入学率为94%，初中入学率为73%。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83%，初中入学率为30%。73%的初中入学率大约低于发达国家（通常在93-80%之间，但意大利当年为70%），低于同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苏联达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韩国(78%)，中国高于所有现在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大约在30-50%之间），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5 -30%)。
可见，中国在人均GDP并不高的时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与印度相比较，印度的高等教育优于中国，但民众受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有着识字率较高的民众群体。在有着庞大农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当低的国度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当年人民公社办学紧密相关。
谷歌中国籍男子在美国被之指控杀妻，据报道妻子头部被打伤致死，是被男方一拳一拳打死的，现场惨烈。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
夫妻二人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同一年入学，学的都是电子信息工程，随后他们出国留学，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进入谷歌。虽然不能说是青梅竹马，可也是多年两小无猜，既有感情基础，又有共同事业，更有光明前途，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案？
国内围绕案件产生不少张冠李戴的内容，信息不对称以讹传讹。有的说因为被谷歌裁员，有的说男主因为影响申请绿卡行为失控，等等。
现在事情基本清楚了。两个人都是27岁，结婚只有一年多。男生是个极端控制狂，据说猜疑女生出轨——控制狂都有疑心病，即便是完全子虚乌有，哪怕妻子跟某个男人有眼神交流，他也会醋性大发，把自己想象成帽子变绿。
谷歌有不少清华人，大家聚会时就发现有问题，男主形影不离跟着妻子，公开场合就吃醋，搞得气氛尴尬，后来甚至跟闺蜜们逛街也不允许。女主耐心磨合大半年，实在弥补不了，提出离婚。这应该是招致杀身之祸的理由。
男子这种偏狭的性格，女孩婚前没有看出来？甚至相识这么多年，都没有蛛丝马迹？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是没能察觉。一个人在婚前婚后的确有反差，但是不应该这么巨大。
作为女生，择偶时一定要学会分辨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这是“渣男”中的战斗机。
1、疯狂的占有欲。
一个朋友讲过她的亲身经历，征得她同意后放在这里。多年前她刚刚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人在外面闲逛了一小时，然后到新天地喝饮料咖啡。男生上洗手间，邻座一个男人看到她一个人，和她搭讪了几句，只不过是极其平常的聊天。这时候男生回来了，突然大怒，质问她“为什么跟其他男人说话”。邻座的男人惊呆了，女生极为尴尬。
女生拎起包就走，男生追上来，拉拽她的胳膊，她赶紧甩开，拦了一辆出租车开门上去，没想到男生居然追过来拍车门。她对整件事情的最后一个记忆是：她从包里翻出一百块钱，摇下车窗朝他扔过去，大声说“你不要烦我，我不欠你什么，神经病”，一边喊司机快开走。这样的人，越早离开越好。
有个电视剧《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男主冯远征就是这个类型，他爱梅婷到了疯狂独占的地步，跟别人说句话都不行。
2、极端的控制欲。
与上一种稍有不同的是，这一种侧重精神控制，代表人物是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他的妻子蘩漪明明没病，但是他命令她一定要喝药，对繁漪的不驯服不服从，他绝对不能容许。在这个富有的家庭里，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一样东西：自由。
周朴园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所有的暴君，都是这个特点，他认为这种专制是对你好。他理解不了，为什么我宵衣旰食，夜寐夙兴为你操碎了心，你却不领情？
这种事我们也经常见到，母亲对儿子关怀备至却害了孩子。她不是没有爱，她是爱到过分，爱到畸形，爱到包办孩子的一切，她那种爱，是把儿子捆起来，然后喂饭给他吃，以至于儿子上了大学，还不会系鞋带，不会叠被子。然后儿子继承了她的一切，成为另一个暴君。
3、绝对的个人为中心。
哲学家说，个人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个性主义，另一种是极端的自私主义。社会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谴责极端自私主义。
代表人物就是诗人顾城。没人能否认顾城的文学才华和诗歌成就，但他不是一个好伴侣，他只可以仰观，当作众多少女的崇拜对象，但不可以成为一个丈夫。新西兰那个岛屿，被他当作世外桃源，但这个岛矗立在现实中，他成了岛上唯一不会英语的人，作为汉语的诗歌失去了根基。顾城生活在一个幼稚的乌托邦里，他这个天真的“孩子”认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他。
谢烨能想到吗，她绝对没有可能改变顾城，只能和他一起走向毁灭。
4、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
代表人物是金庸《天龙八部》里的康敏。这是一个自私主义集大成的心理变态：爱她的男人她瞧不起，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不爱她的男人如萧峰她恨之入骨，所有的男人都神魂颠倒，你萧峰竟然不看我一眼，视我为无物。她唯一满意点的人物是段正淳，可是段正淳沾花惹草，动不动就出轨，康敏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
金庸塑造的人物是瞎编的吗？生活中分明有康敏的影子。她把邻居女孩的新衣服剪烂，这和清华大学朱令被下毒，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仅仅因为你美，我就要毁掉，没有别的理由，而且不需要别的理由，我这个理由就是正当的！
人性至此，真的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恶。
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的唯一意义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反面教材。小男生小女生在择友的时候应注意辨别。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黄蓉那样的眼光，一眼就发现了大智若愚又始终如一的郭靖，但是找一个厚道人、情绪稳定对你负责的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一方面对农村：一学校宿舍发生火灾，13个小学生遇难。一个受伤。（此次火灾的英才学校一间宿舍住30人左右）。“撤点并校”实施20年（从2001年到2020年），全国的小学校数从491273所减少到162601所。20年间，小学数量缩减了三分之二，平均一天消失45所小学。
遇难的均为小学3年级男生，没想到，现在3年级的孩子，也就八九岁，都开始住校了。出事宿舍疑似为教室改建，宿舍里的床还都不一样，除了上下铺的钢制床外，还有部分为木制床，宿舍内住着小学三年级的30多名男生。没想到他们的住宿条件这么差。出事的独树镇砚山铺村英才学校，是一家私立学校。
很多私立学校，都是封闭式管理，学生住校。这意味着更严格、更高压的管控，相应的，成绩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类拔萃。英才学校就是这样的学校，什么“先进单位”，什么“文明学校”，密密麻麻的奖状，贴满了一墙。当家长不得不背井离乡，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不如交给学校：封闭式的管理，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而能提升成绩，又满足了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
成绩，是私立学校的生命线，没有成绩，私立学校就没有立足之地。于是，学生成了学校提高成绩的工具。至于你的情感需要，你的精神状况，甚至你的物质需要，都会因为耽误成绩，而被家长和老师刻意忽略。
另一方面对权贵：贵族学校，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2010年至2019年，这十年中预计建校346所，其中公立学校国际部131个，民办国际化学校193所，外籍子女学校22所。这是中国国际学校遍地开花的10年。公立学校的教育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父母对于中国应试教育的切身感受使得他们更渴望改变下一代的教育成长路径，于是对于国际化教育的需求变得尤为强烈。公立国际班，民办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中国大型城市生根发芽。
河南南阳，一学校宿舍发生火灾，13人遇难。在几天前，河南还发生了一起事故，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发生一起事故，遇难人数也是13人，另有3人失联。
转发《13名小学生火海遇难背后,是农村撤点并校的难与痛》
离放寒假仅剩一周，离过年不到一个月，一个周五的晚上，14名三年级小学生，在学校的宿舍里遭遇一场无情的大火，13名孩子遇难，1名孩子受伤。
这起火灾事故背后锥心的伤痛，完全不敢想象这些孩子在火海之中的绝望挣扎……
20年前，我也曾是农村学校的寄宿学生。当时我读初一，整个学校400多名学生里有大约50人寄宿，学校抽出两间大教室分别给男生女生作为宿舍，高低床也没有，搭的通铺，一间屋里住20多个孩子。防火设施，根本不存在的。
2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孩子因为上学路远而只能寄宿，而且还是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的小学生……。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场全国范围内持续了20多年，至今仍在推行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行动。那些原本在学生步行范围内的农村小学、初中，因生源持续减少或政府教育规划调整等原因被撤销，学生被集中到乡镇中心或县城里更大的学校上学。
以南阳市和方城县为例，在寄宿制乡镇中心学校已经比比皆是的基础上，市县两级政府仍然在大力推动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
方城县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推动农村小学撤点并校、中心化、寄宿制，初中高中向县城集中，每个乡镇建设1-3所寄宿制学校。这也是为什么南阳的这所英才学校会让3年级不到10岁的孩子寄宿。实际上，不止是南阳，全国范围内的撤点并校一直在高速推进中。
据教育部网站公开信息，“撤点并校”实施20年（从2001年到2020年），全国的小学校数从491273所减少到162601所。20年间，小学数量缩减了三分之二，平均一天消失45所小学。
地处镇中心的英才学校离农村的家太远，这里上学的孩子没法每天回家，甚至没法每周回家，所以学校采用的方案是每10天给孩子放假4天用于回家团聚，所以才会出现周五的晚上孩子们还住在学校宿舍的情况。
这和高中寄宿学校的学业紧张不一样，和自主择校去上寄宿制贵族学校也不一样，这些小学生只有这一所“最近的”学校可选，而“离家最近”的学校也只能两周回家一次。
造成13个孩子不幸遇难的火灾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管理责任当然也会被追究，但全国范围内还有数百万因撤点并校被迫寄宿的中小学生，他（她）们的处境大概很难因为这起事故的教训而有所改善。
据《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农村共有3276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寄宿，其中寄宿制的小学生高达1100万人。最新的数据我没查到，但当下的农村寄宿小学生至少也在500万以上。
撤点并校导致的寄宿学生，是比农村留守儿童更严峻的社会问题。
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家里起码有老人照顾温饱，打理卫生，孩子身体上有点不对劲的地方能及时被发现，身边每天能见到至亲之人，心理上的安全感总归还有个依托。
可是寄宿学生，连这些基本的身心健康保障都很难拥有。
四年级的男孩，手上长了冻疮，指甲里全是黑泥，你猜他会不会向老师求助？你猜，一个人要管50个孩子的生活老师能不能发现得了？
六年级的女孩，月经初潮弄脏了内裤，你猜她会不会去问老师自己这是怎么了？你猜，她的羞愧、恐惧、好奇、煎熬心态要怎么排遣？
这还只是基础的身心健康保障，更严重的情况是寄宿学生遭遇重大挫折时身边没有家长可以求助。
被同学霸凌、孤立，学习成绩大幅下降，在宿舍里被大孩子猥亵，甚至被教职工性侵……这些对孩子来说不啻于“天塌下来”的事情，如果每天都能见到家长，精神状态的异常大概率会被家长察觉到。如果是发生在寄宿学校期间，一周甚至10天才能回家一次的孩子，要独自承受多大的压力和痛苦？
不到10岁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经历这一切？
农村寄宿学生还面临更长远的价值观道德观扭曲问题。
女生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一群10来岁的男生日夜相处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脱离父母和老师的视线，他们会通过那几个“最像大人的孩子”接触到怎样的观念冲击，形成怎样的风气，我是完全能够想象的。
不夸张地说，把十几个中小学男生安排到一个封闭的宿舍里，天然就会形成一个“坏蛋培训班”，和少管所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此次发生火灾的南阳独树镇英才学校，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农村寄宿学校里还算是硬件条件比较好，管理相对不那么拉垮的。在那些硬件与管理都更糟糕的寄宿学校里，孩子们度过的会是怎样一个乌云密布的童年？
那么，不搞撤点并校，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就近上学可行吗？很遗憾，也是不可行的。
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力推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村空心化，农村生源向乡镇和县城大量转移。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读小学的时候，我所在的自然村覆盖大约2000人口，孩子们都在村里上小学，6个年级加起来200多名学生。而现在，村里的常住总人口已经不足200人，我曾读过的小学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改成了村委会办公楼。村里的孩子，要么被家长带到县城里读书，住在县城，要么在镇上寄宿读书，一周回家一趟。这样的现状，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都差不多。
即便政府不强行推进撤点并校，一个村里剩下十几二十个小学生，也不可能撑得起一所学校。即便我们抱着“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就必须把学校坚持办下去”的观念，教师资源的配置会形成极大的浪费，教学质量也不可能得到保障。
南阳这13名小学生在宿舍遇难的底层原因是农村小学的撤点并校，但在现实中，撤点并校是不可能停止的。
可以考虑的改善方向，只有国家大幅增加基础教育经费投入，让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孩子能住上消防与安全设施都合格的4人间（此次火灾的英才学校一间宿舍住30人左右），让每20个孩子能拥有一名全职的生活老师。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与财政状况下，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真的是太难、太痛了……。
附：农村人民公社时：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推荐的《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出了更详尽的设计。
简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为此，必须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毛泽东对发展教育的规划是：公社实行与劳动密切结合的普遍义务教育。要普遍地设立小学和业余的补习学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入学，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小程度。
毛泽东要逐步做到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业余农业中学，使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中程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学校或者大学。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扫除文盲、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经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教育水平，或者说是农村教育水平达到了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少见的高水平。
据统计，1980年中国小学入学率为94%，初中入学率为73%。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83%，初中入学率为30%。73%的初中入学率大约低于发达国家（通常在93-80%之间，但意大利当年为70%），低于同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苏联达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韩国(78%)，中国高于所有现在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大约在30-50%之间），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5 -30%)。
可见，中国在人均GDP并不高的时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与印度相比较，印度的高等教育优于中国，但民众受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有着识字率较高的民众群体。在有着庞大农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当低的国度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当年人民公社办学紧密相关。
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基因就是复仇内斗，更直接地说，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复仇内斗分子，借助外人甚至借助中国人的共同敌人，来帮他们这一部分中国人复仇斗倒另一部分中国人。即造成中国人一盘散沙的。
中国人成一盘散沙，正是中国人的敌人们所期盼的。正如美国人基辛格就讲过，上帝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中国人，包括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和最聪明的大脑，凭借这些最优越的条件他们本来能够统治世界，幸亏上帝给了他们内斗内耗这个缺陷，由此而拯救了其他所有国家。
有学者：“目前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半，他们已经把中国人分成了三大块，捍卫毛主席的人民大众，反对毛主席的汉奸右派，坚持对毛主席三七开的官僚集团和知识精英。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还会分为越来越多的碎块，最终根本不需要美西帝国主义大动干戈，单凭这种内斗内耗和内部仇杀，就足以让中国人亡国灭种。“
《内斗》，其实不只存在于中国人之间。各国各群人中都存在。
例如：美国的川普和拜登可谓是内斗得“你死我活“的。但有两点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斗的。
其一，内斗归内斗。在对外，尤其是对待敌人时，是一致的。当了总统之后，前任的对外政策也是一致对外，而且是延用前任的。
其二，双方内斗。双方各自都不会借用或求助或以投降投诚又或以出卖本国利益，以乞求或以“卖身“敌方来换取帮助，以至达到内斗取胜对方。
再例如：美国人美国情报机构泄密者斯诺登，因泄密被美国政府追剿而逃。美国人爱德华·斯诺登，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技术人员，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监听公众通讯的泄密者。他在脱离美国之后到的第一站是香港，在当地一家酒店藏身，目前居住在俄罗斯。
曾经在香港采访过斯诺登的记者表示他是个“非常安静、聪明、平易近人和谦卑的人，也是电脑高手。在回答他为何要离开美国时，斯诺登说：“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做出这样的事情的社会……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下来的世界。”
而斯诺登被美国控告盗窃政府财产、国防信息和故意传播保密情报。每一项指控最高可判刑10年。
美国人爱德华·斯诺登，逃离美国之后，没有高调召开记者会或发声明骂美国，没有控诉抹黑美国的任何一位高官。更没有寻求保护国来向美国复仇。只是说：“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做出这样的事情的社会……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下来的世界。”之后，更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的反美人权斗士。安静地生活着。
早些年代，美国人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女核物理学家，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二战美军为加快战争结束进程，拯救正处于被日本法西斯残酷血腥奴役的沦陷区和平居民，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战后寒春思想产生巨大变化，她于1948年3月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
寒春的兄弟威廉·H·欣顿于1937年首次前往中国，战后返回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障碍之后，他于1966年出版的《反身：中国乡村的革命纪录片》一书描述了他对西北占领区的土地改革的观察。
1948年3月，寒春前往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9年，寒春搬到延安，在那里与自1946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阳早结婚，经宋庆龄安排到在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
1952年，世界和平会议在华召开，寒春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她谴责核袭击，呼吁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时，她已与丈夫阳早找到了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发展奶牛培育研究。
离开美国后，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反美活动》。
再说中国人之内斗。
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与蒋争权内斗。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
比汪精卫小的就有很多了。最多的是几十几百万的伪军。可谓是中国一大特色。
说到特色，在走资派改革开放的特色政府治理下的《洋奴才》可多了。遍布于中国大陆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领导机关中。也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中。成为了中国人斗中国人，中国人反中国人的内斗，借助内斗的基因。也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基因。
转发：《张宏良：能否找到克服中国人内斗内耗的统一形式将是决定中华民族崛起或者毁灭的最关键因素》作者：张宏良
其实关于中国人的内耗问题并不是马斯克讲的，而是自北宋以来几乎所有入侵者对中国人的共同看法。基辛格就讲过，上帝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中国人，包括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和最聪明的大脑，凭借这些最优越的条件他们本来能够统治世界，幸亏上帝给了他们内斗内耗这个缺陷，由此而拯救了其他所有国家。
关联视频：《马斯克：如果中国人没有内耗早就超过了美国》截图
在目前世界重新大洗牌过程中，中国能不能免遭北约等西方帝国主义联军的灭绝，以及最后能否胜出，关键就取决于中国人能不能克服这个内耗缺陷。如果能够克服这个缺陷，中国人将和世界所有国家一起走向大同，如果克服不了这个缺陷，中华民族将到此为止，被彻底淘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灭亡的文明古国。
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让中华民族克服了内斗内耗这个致命缺陷，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铁拳，无论砸向任何一个地方，都将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打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却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根本原因。
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懂得这一点。他们知道能够把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拳头的是毛泽东;同样他们也知道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把中国人重新变成彼此互相仇杀的一堆碎块。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离不开毛泽东，只要把一部分人变成反对毛泽东的人，那么中国人就会像伊斯兰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那样彼此互相仇杀，永远团结不起来。
目前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半，他们已经把中国人分成了三大块，捍卫毛主席的人民大众，反对毛主席的汉奸右派，坚持对毛主席三七开的官僚集团和知识精英。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还会分为越来越多的碎块，最终根本不需要美西帝国主义大动干戈，单凭这种内斗内耗和内部仇杀，就足以让中国人亡国灭种。
那么中国人怎么办?还是马克思到毛主席创造的那个老办法，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用99%消灭或改造1%，率先实现国家内部的团结统一，把精神上和政治上已经分裂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以99%的阶级力量逐步向其他国家99%进行阶级大联合，用99%的大众政治文明取代1%的精英政治文明，用99%的国际主义取代1%的民族主义，最终实现全世界99%的普遍解放。
除此而外，中国绝没有其他出路，如果中国人民不想死，中华民族不想绝，就只有走国内外99%大联合的大众政治道路。而今天的互联网也为实现国内外99%的大联合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99%的人民大众完全可以凭借互联网这个最强大的历史纽带，形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民主运动和大众政治革命。
以工农兵为主体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是以工农为主体，是毛主席留给21世纪网络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理念，是最适合网络时代的革命组成力量。如果说农民的结合是农业社会的革命组成形式，工农相结合是工业社会的革命组成形式，那么工农兵相结合就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组成形式，也就是街头革命取代暴力革命的新的历史形式，网络时代革命形式的升级换代。
把40年来再次变成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历史任务，就寄托在了当今这一代社会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上。只要这一代革命青年能够在世界重新大洗牌的前夜警醒过来，中国的崛起和人类的解放就不可阻挡;如果他们在世界重新大洗牌的大幕已经拉开后仍然处于躺平状态，那么中华民族将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愿天佑中华!让这一代青年快快觉醒，率领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走在大众政治文明这个世界最先进政治文明的大道上。
八年国殇涅槃——中国靠全民之战击败凶悍日本法西斯。
没有枪，他们就用长刀、弩箭、砍刀甚至锄头、木棒、石头等原始武器打击敌人，有些民族还拿出了对付野兽和水底套杀的方法，让日本人惊恐万分。
一次反攻中，一个景颇族女救护队员，看因山路陡峭，用担架运送伤员不方便，干脆解开自己的筒裙和绑腿，把伤员兜在背上抄近道，跑得比男人还快。
“这些特殊的战争形态，是横断山南部地理环境中各民族各阶层生存、战斗方式的延展。”耿德铭说，“他们的出现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令人称奇。”
早在１９３５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当年１２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不久，中国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束敌对状态，为民族存亡合作抗日。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以“论持久战”为核心思想的著名演讲，指出中国能够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几个条件，强调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泽东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从延安到重庆，从东北松花江到西南边陲山岭，从农民到商贾，从国内学生到归国华侨……，当时的中国涌动着不可遏止的抗日热情。而在整个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流砥柱”。
“身着中式对襟褂的中国女人右手拽着双拳紧握的小男孩，受伤的左臂打着绷带，女人和孩子身后是一位扛着枪的八路军战士，三人目光坚毅地往前走”——这幅由美国人绘制的宣传画创作于１９４４年，是当时中国人全民抗战的生动写照。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日本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这样回忆他在著名战役百团大战中看到的情景。
面对日寇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是被孙中山悲斥为“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真正实现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市，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撰文指出。
这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旅居海外的８００多万华侨全力支援祖国，不少华侨和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投身抗战，还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人士，他们以各种形式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
其中，在由苏联空军、美国飞虎队，以及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国际部队”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日本八路”，这是一支先后由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战俘组成的“觉醒联盟”，他们加入到中国抗战的阵营，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它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那天，在保护了２．３万犹太难民的“东方诺亚方舟”上海，一段犹太难民营隔离外墙上，被庆祝胜利的人们画上了中、美、英、俄四国国旗。
这印证了美国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的评价：“中国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的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表面上说保江山社稷，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就如《清史》记载的《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时，道光皇帝那句感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们不觉得对不起天下劳苦大众、对不起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只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家天下而已，仅仅对祖宗负责而已。
这种状态，怎么可能要求百姓与你“万众一心”。
旧中国一盘散沙。《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再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唤醒千万民众，唤醒四万万中国人，团结起来。
苦难的旧中国，国不知有民，不知有家。国人只知家族而不知民族。孙中山先生曾讲过一句话，“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说明，要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家道统，孝子太多，忠臣太少，因此成了一盘散沙。
于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北洋海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然而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没有守住一座该守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没有击沉一舰日本军舰。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只有1.9万人，而东北军19万。中国军队10倍于日本，然而两个多月就丢了东北三省。
常常为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害痛心疾首，可它是清军入关时的“杨州十日”的翻版。据史料记载，该城百姓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80万具。
鲁讯先生为何《呐喊》，是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时看的一部日俄战争电影深深剌激了他。当时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做间谍被日本抓去砍头示众，而旁边站着“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他们“显出麻木的神情”。
从此，鲁讯先生决定弃医作文。他在《自序》中写道，“因为从那一回起，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一扫两百年来中国人的那种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全新面貌的，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为什么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对比一下国共两党就很清楚。国民党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当了汉奸，58位将官投敌。而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投敌的少。
开国领袖毛泽东说，“造就最强大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历代统治者认为人民是羔羊、是奴隶。而毛泽东认为人民是上帝是靠山。爬雪山过草地，历经九死一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的最伟大成就，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唤醒千万民众，结束了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割地赔偿的耻辱历史。这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点。
从此，中国不但了打败了世仇日本，而且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血拼，将他们赶回到三八线；然后，才有了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害怕激怒新生的共和国，中越边境40公里连厕所都不敢轰炸，才有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1979年的中美建交。
新中国为何从一穷而白发展成社会主义大国，就是因为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从而具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起，劲往一处使。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没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声音在耳边回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它不但指中华民族从此把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指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强大和自信。有了那么一股精神，面对动荡不安的周边环境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中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展现民族的血性和狼性，打败任何形形色色的来犯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