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了，再杀人由中央批准”。
毛泽东说：“以前都是讲‘镇压和宽大’，是我改成‘惩办’的。‘镇压’那个事情吓人，人家一想，镇压就是杀人”。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要么就你灭掉我，要么就我灭掉你，没有第三种办法，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法。我们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把从前当权的、犯过错误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灭掉。”
毛泽东说：“不论反革命，敌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给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这就是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共产党特赦政策后的经验和启示：
回顾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特赦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可得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一)新中国的特赦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和巩固政权到执政和从事建设的巨大转变。
如何对待罪犯，不仅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政策问题，还关涉到毛泽东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针对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毛泽东说：“以前都是讲‘镇压和宽大’，是我改成‘惩办’的。‘镇压’那个事情吓人，人家一想，镇压就是杀人”。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了，再杀人由中央批准”。
一词之改，反映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角色转变的自觉意识。
毛泽东还说：“中国历史上，要么就你灭掉我，要么就我灭掉你，没有第三种办法，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法。我们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把从前当权的、犯过错误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灭掉。”
毛泽东还说：“不论反革命，敌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给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这就是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以极富创造性的“第三种办法”对待“被自己推翻的人”，这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对待罪犯的办法，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不仅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而且要改造全部社会关系，包括改造人与人的关系，从而真正解放全社会的生产力的本质特征。
(二)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特赦决策的酝酿出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和意愿为执政决策的基本立足点。
从毛泽东共产党的党中央酝酿、提出和实施特赦决策的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意愿置于第一位。
1955年酝酿“大赦”未果，因为毛泽东担心“人民不高兴”。
1956年制定处理办法，中央提出方针，周恩来说“还要在人民中去解释”。
因群众意见分歧大，毛泽东说，放早了“不好向老百姓说明”，遂暂时放弃宽赦。
之所以要对一小部分日本战犯判刑，周恩来说为了“对中国人民要有一个交待”。
1959年决定实施特赦，毛泽东认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
可见，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意见一致不一致，是毛泽东、党中央决策的着眼点。
从这个角度看，新中国特赦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崭新风貌。
(三)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体现了民主人士参政进言、党内党外共同协商的民主氛围。
从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开始，赦免政策的每一次酝酿与讨论，都是党内党外民主协商、共谋国事的过程，也是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典型体现。
而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从大局出发，发表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发挥议政参政的积极作用。这种党内党外民主协商的气氛，使党的决定、政策、决策的制定实施更符合客观实际。
(四)对战犯在特赦前后的教育改造和生活安置，彰显了革命人道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对于危害国家、民族利益及危害人民的人，不采取简单惩办和消灭的办法，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是革命人道主义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说：我们对罪犯的改造“要搞人道主义。搞人道主义干什么呢？还不是要把他们改造为有用之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3日。
1975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上校刘衍智说：“为了保证革命人道主义的贯彻执行，政府宣布‘三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
从1957年到1975年的18年间，管理所确实是完整而准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改造政策的，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创造了古今中外的人间奇迹。”《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194页。
为此，前苏联一名曾管理过伪满战犯的军官说：“中国管理战犯，是世界上改造人的工程的奇迹，他们在人道、人权上是无可挑剔的。”《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第90页。
毛泽东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和慰问获赦罪犯，使很多人得到鼓励、重振信心。
凡是特赦释放的罪犯，“不论是有家可归或无家可归，均应当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好，给以必要的适当照顾”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二批拟特赦和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的请示报告，1960年10月17日。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强调：允许战犯来去自由，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
“为了应付起见，你们可以骂我们……如果你们骂完了我们，你们要回来，还是允许回来。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4日。
从尊重人格到改造思想，从关心生活到关照前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根本思想和价值追求。
(五)新中国实施特赦为正确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矛盾创造了成功范例。
毛泽东和党中央通过特赦这一灵活的社会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革命战争遗留下来的敌对势力这一特殊矛盾，这与毛泽东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胸怀和视野是密不可分的。
特赦的实施，与党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是相一致的。
周恩来在谈到处理罪犯问题时曾说：“我们的革命是要把整个社会彻底地全部改造好。我们这一辈子要把道路开出来，这要大家努力，不是一个人的事，要使我们的后代看到我们的确为他们解决了问题，不要留下问题，将来又是历史案，我们要把整个历史解决好。既然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是先进的，就能够改造整个社会。”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5日。
正因为毛泽东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秉持着对子孙后代、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不长的时间里成功地解决了古今中外都难以解决的这类特殊矛盾。实践证明，新中国特赦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大决策。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那些砖家叫兽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总在不停地控诉文革, 抹黑文革，颠倒黑白文革。如果细心留意一下都是在为《自私自利》招魂辨护, "我被......." ， " 我父母被........" ，"某个大官被......." ， "某个砖家叫兽被....... " ， "某个人被........."等等。这些砖家叫兽们难道没有一丁点儿的错和私吗? 而这些砖家叫兽被什么什么的几乎都是在庙堂上坐着的。
鲜有听到某某工人, 某某农民被什么什么的。而在文革人群中占大多数的人应该是那些工人农民吧。走资派邓小平否定抹黑《文革》是为他篡权上台找合法性，不为私心？为他的儿女们先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改革开放中的所作所为，不都证明了《文革》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是对的吗？有人说，只可惜"心太软"，"要文斗不要武斗"，以至养虎为患呀。 所以一切走资派砖家叫兽牛鬼蛇神假洋鬼子马户又鸟们都怕文革，都在控诉文革。
如果任凭"私"字泛滥, 人类必将走向灭亡!《文革》中"斗私批修", 就是首先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身内部做起, 斗争那些"自私自利”的不利于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事,批判那些修正主义分子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的当权者, 始终坚持走人人平等, 共同富裕的路.《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说人人心中都有私心杂念, 人人都要求斗私, 人人都相互监督, 因此社会上沒有那些不良现象!
为什么《文革》那个时代沒有吸毒贩毒的, 沒有妓女红灯区, 沒有流浪汉, 沒有讨饭的, 沒有贩卖儿童妇女, 沒有无人照顾的留守老人和儿童, 沒有剝削, 沒有压迫, 沒有地主资本家, 沒有黑社会黑帮组织黑帮头子,沒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如此多的贪官, 沒有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沒有毒食品, 沒有污染水源污染环境, 沒有混浊空气, 沒有包小三小四, 沒有这么多人离婚, 沒有这么多人得癌症得传染病, 没有性病, 没有爱滋病, 没有看不起病,沒有无良医生和无良医院, 沒有假药, 沒有传销组织, 沒有上不起学, 没有一切造假的学术论文, 沒有蒙拐骗抢偷盗等现象。
这些走资派砖家叫兽牛鬼蛇神假洋鬼子马户又鸟们都是自私自利之人会说文革好吗? 自私自利之人会说文革好吗?《文革》是什么？《文革》是一把刺向"私心"的利剑! 《文革》是一把点燃”私字"的火炬!《文革》是人类"自私自利"世界里大公无私的烛光! 《文革》是能使人类得到重生的典范!自私自私之下培养出许许多多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比贪官污吏更加可怕, 因为贪官污吏在庙台表面上人人看得见, 而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在每一个人的身边, 或者说就在每一个人的体内。全人类放任自私自利无限泛滥,人人都是一个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会如何?
时至今日, 有些走资派邓党的小跟班砖家叫兽亦或是在文革中被刺痛了的在变着法还在骂文革, 其实骂文革可以休也。邓家特色党己不需要你们的帮忙吹捧了。第一二代的走资派邓家特色党们的先富大事早己完成钱己到手, 足亦! 还能见到先富起来一群人的影子吗。现在台面上还在骂文革的也就是在邓篡权后不同时期搭上邓家发财先富大蓬车的这些大小资本家即得名利者又是大富大贵的这一群人,也算是对走资派邓小平的回报吧。至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己不重要了, 走资派邓小平时代后尤其自从高考以来大学培养了如此多的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接班人,崇洋迷外的假洋鬼子们足亦。
如今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爱国者同卖国派已经合流。官僚资产阶级中的爱国者之所以同卖国派合流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建立一个由本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后者的目标则是由外国资本家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制度。所以，正如有人所言，他们之间有斗争，也有合作。二者合流的根本原因，在于到了所谓的改革深水区，也就是说，如果不把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对于前者而言，就不能说完全恢复了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对于后者而言，如果没有外国的支持与保护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执政者说得很坦率：“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
中国特色执政者说所谓的“改革有风险”，其风险在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所谓的“不改革有危险”，其危险则在于，如果不出卖国家主权经济，取得美国的保护，一旦全国人民觉醒，鲸吞全国人民财富者必然会面临全国劳动人民清算之日就是走资派的灭顶之灾。或许有人说，特色政府执政者并没有说寻求美国的保护。但是，没有说寻求美国的保护，不等于不是寻求美国保护的逻辑，因为，如果不是寻求美国保护的逻辑，就不会让美国控制21个产业（总共才28个啊），不寻求美国保护，就不会花巨资请美国的精英来为瓜分国企来造势。而且，也不会有借国企私有化之名，让美国把中国打回到农业经济时代。
由以上种种事实可以看出，如果修正主义（还是延用这个说法）不否定毛泽东思想，其恢复剥削压迫社会制度的努力，在理论上说就是非法的。所以，改旗易帜是其必然方向，再则，否定毛泽东思想，或者用有的人话说，叫先把毛泽东思想旗帜卷起来，放下，从本质上说就是明明是白旗，偏偏说成红旗而已。走资派们之所以把白旗说成红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如果一旦把白旗说成白旗，走资派们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
正如有人早就预言: 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如果人们敢于面对现实、勇于面对现实，就不难发现，所谓的国企改革，就是两个不同阶级残酷斗争拉开的序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官僚。
毛泽东晚年关于修正主义就在共产党内，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批邓，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修正主义分子胆战心惊，加之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心中的绝对地位，使他们如芒在背，在大搞私有化的同时，纵容网络汉奸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大肆造谣，对民众进行洗脑，换言之，就是走资派们即需要执政的合法外衣，又需要在鲸吞全国人民财富的同时，实现恢复剥削压迫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目标，但毛泽东思想的根基太深啦，否定毛泽东天下必乱，这才是走资派资改派们暂时没有改旗易帜的根本原因。
文革如同一声巨响惊吓到走资派牛鬼蛇神假洋鬼子们的感觉中枢之中的“怕中枢”, 四十多年来只要有一点点文革式的言行, 走资派牛鬼蛇神假洋鬼子们的“怕中枢”就会产生惊吓性收缩，什么"文革来了"、""文革2.0来了"、"文革余孽"、"文革语言"等等的控诉咒骂耍懒都来了。走资派邓小平特色党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亦即是彻底否定晚年的毛泽东思想？ 当然这里不是指那些在文革中戴过高帽受到过批判的,至今为止还在骂骂叽叽变着法子控诉文革, 这也不对那也不是的小跟班们, 这里指的是邓小平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后, 在掌握实权发出八一年”决议"的中央高层的几个人! 那么以邓小平为首的他们几个人为什么一篡权上台后不顾一切后果急急忙忙首先要否定文革呢?
人们似乎困惑但仔佃观察走资派们的言行，很快就发现走资派邓小平特色党集团并不害怕马克思主义，走资派邓小平还是打着共产党和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但走资派邓小平唯独害怕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害怕晚年毛泽东继续革命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的思想，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害怕？如果不否定文革走资派邓小平之流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 文革的核心就是批中国共产党内最高层的复辟资本主义论的! 其次的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理论浩繁复杂，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浩繁复杂的基础上简单化，直指本质，比如，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其实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什么造反有理？毛主席也是直指本质，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彻底否定文革的最终目都是为邓小平能篡权成功后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走资派邓小平持色党集团就可以一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另一手极力恢复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如果不彻底地用尽一切下作的黑白颠倒甚至造谣说谎来否定文革, 走资派岂不是一边卖矛一边卖盾又何以说得通呢？ 所以，为了忽悠人民,
邓家特色党就容许下面的跟班们使尽一切恶心的手段丑化毛泽东也好，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也罢，邓家特色党的目的只有一个，复辟资本主义恢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然后制造混乱混水摸魚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为鲸吞全国人民前三十年积累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一切条件。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推出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总意思就是让他们那些在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剥削压迫思想的几个人，但还没有拥有亿万财富的人拥有财富, 这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论"。谁能先富? 不就是有权有势的走资派能先富。四十多年后走资派们都先富了。所以，四十年后的现在还用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来概括现在中国的问题已不合实际了。因为，现在的事实是，原来概念上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己成现在的资本家不仅具有剥削压迫思想，而且每家每户都拥有亿万财富。从这一维度看现实，人们不难发现，过去的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蜕变为一个剥削压迫阶级。那么，面对这一现实，如果人们再套用修正主义的概念反对之，就有陷入本本主义之嫌。
现在的中国执政党己成为资本家统治集团, 从江泽东开始的三个代表就允许邓家党的先富起来的资本家们都可以入党了! 狼己经用不着披着外婆的外衣作伪装了! 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当初的话说当资本家阶级形成后“既成事实改回去也不可能了"! 现在的中国亿万富豪千万富翁大大小小资本家布满了全国各地, 尤其是全国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的富豪村中,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富可敌国的资产阶级。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个即得利益者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理由, 一定会坚决地捍卫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的。否则的话这些暴发户们的财富来路就不能名正言顺了, 什么砖家叫兽就一分不值了,文革中没有潜规则不可找小三小四, 他们也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这就是今天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假洋鬼子怕文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在中国想往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工人农民和低层劳动人民, 今天同文革中的修正主义走资派的斗争，实质上已经转变为是同官僚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不再是文革中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不再仅仅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当然，在这场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中，即有思想的交锋，也有路线问题的交战，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为残酷的斗争。
四十多年来走资派以及右派砖家叫兽们对毛主席一直都在穷兇极恶地无耻仇恨着。特别是那些屁股里夹着屎，《文革》中犯过罪，特色改开年代里黑着心肝又罪加一等发了大财，一贯以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自居的走资派，以及右派砖家叫兽们凭借着用阴谋篡夺到手的权力， 大量网络总想开历史倒车的精蝇、人渣败类，提拔重用不知人民疾苦走出家门就进学校门，走出学校门就进机关门，走出进机关门就进宾馆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精于贪腐享乐只为资本服务，不为人民服务的四门干部抱团起暖、沆瀣一气，肆意篡改历史，造谣诬蔑，颠倒是非，蒙骗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粉碎“四人帮”为突破口，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主攻方向，疯狂地丑化毛主席，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英雄的革命人民，图谋最终达到颠覆党、国家 ，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目的。
他们编造谣言，无中生有为“四人帮”定下“十大罪状”的同时，又紧锣宻鼓地在召开的各种阴谋会议上、文件里、“决议”中，把毛主席“三七开”为“建国无能、不懂经济”，“ 饿死三千万人”的罪人。晚年推行“极左”路线，“脱离党的组织，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 ‘浩劫’中有一千多万人被批判斗争，有四百多万‘老干部’、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致伤、致残、致死”。反动透顶的大右派，汉奸卖国贼更是咬牙切齿地咒骂毛主席“晚年不仅犯了严重错误，而且是罪恶滔天”！
云南这个多民族边疆省长期表现出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线的斗争同样异常尖锐激烈，走资派反毛、诽毛、污毛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新中国解放的前夕，蒋家王朝眼看即将被推翻的大好机遇首先让一些出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头脑灵活”、“年轻有为” 、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 ，甚至双手沾满鲜血的土匪头子潜伏下了。云南和平解放后，因为民主改革的不完善、不彻底，于是，地下共产党组织，滇桂黔武装支队，滇中独立团，以及云南軍阀队伍后来起义、反水编入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构中，便成了这些投机分子入团、入党升官发财的用武之地。
这些人对毛主席共产党重来就有家仇旧恨耿耿于怀。混入党、政、军各级领导层后他们如鱼得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看风使舵，左右逢缘，忽而当高参，忽而当打手，拉帮结派，捣乱破坏。
“文革”开始后他们更是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充当那些曾经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进城后位高权重，只想做官当老爷，不想再继续革命了的、脑满腸肥的《李自成》们的座上宾。为《李自成》们忠实推行刘、邓资反路线，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出谋献策。
“文革” 深入开展以后，他们又在云南全省各级党政机构中阴煤策划成立了全国仅此一家的、对抗党中央，煽动武斗，破坏生产，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的走资派造反兵团—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毛主席逝世后从这个反动造反团中历练出来当上省长、省委書记长达十七年的叛徒、阶级异已分子普朝柱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人类几千来用生命、鲜血和泪水书写而成的生存史。人在整个社会关系总和中产生出来的爱、憎情感的表露，都源自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根。
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一代伟人，为中华民族和世界革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他一生谦虚谨慎从来不居功自傲，人民永远是上帝，是真正的英雄，是他的老师；他威望崇高，权力至高无上，可他从来没有为家人为自己谋过特殊私利，走时两袖清风干净圣洁。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让人民能在没有剝削压迫，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生活，他晚年本该享受天伦之乐时，却把两千年前商鞅为了改变西部蛮夷秦国贫穷落后面貌图強变法，被官僚权贵集团車裂，五马分尸的惨烈教训拋于脑后，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一场大革命，是对旧有思想意识形态推陈出新的伟大创举，它乱了敌人，暴露了党内走资派，锻炼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为中国人民奠基了千秋伟业，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宝贵遗产。
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要刻骨铭心地深情怀念着毛主席，人民的敌人走资派为什么总是要加倍疯狂地诽谤、污蔑、抹黑毛主席的真正原因。
一生肮脏丑恶的、复辟资夲主义的、充当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总司令的邓小平，因为行为不端， 怕见陽光，一生都在阴暗恐惧中生活。为了封妻荫子的荣耀、子孙后代的安全， 他死后还不忘把那些经过精心选拔培养出来的新走资派，万般仇视“文革”，竖持诽毛、反毛、污毛的牛鬼蛇神推上特色改开的前沿继续为非作歹，祸国殃民。
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这十类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分子：1、中国共产党内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大小走资派。2、不愿意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砖家叫兽。3、新生的封建官僚资本家。4、还想变天复辟的地主阶级的残渣遗孽。5、横行覇道与人民为敌的謷匪黑恶势力。6、欺压百姓收刮民脂民膏的地痞苍蝇。7、美帝国主义及其豢养在中国的走狗。8、迷信鬼神，腐蚀祸乱国家的牛鬼蛇神封建余孽马户又鸟们。9、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卖国贼。10、潜伏在共产党心脏里和国家政权内的贪污腐败分子。
事实证明：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尊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宝贵遗产的这场憎爱分明、水火不相溶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绝对不会因为毛主席的仙世，文革的暂时失败消停下来。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胜利的前途是光明的！
应当坚信这句大实话：搗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团体，如果把“欺骗”作为准则用于行动长此以往，其罪恶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中国特色改开四十年，谁是在中国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欺压人民、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至今毫无侮改之意的迫害狂、暴君？谁是披着人皮吃人不吐骨头、抢遍大江南北无敌手至今仍然不收手的犲狼、汪洋大盗？！
无情的亊实真相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机关算尽，好话说完，坏亊做绝，抹不黑的毛主席在阳光下更加光彩照人、英明伟大！涂不红的邓小平在阳光下更加丑陋不堪成了“四不像” 的妖魔鬼怪。一位评论家说得好：“蒋介石成就了毛主席前半生的伟大；邓小平成就了毛主席后半生的伟大！”这才是久经实践捡验撼不动人心的真理！！
在文革中红卫兵派别《联动》的组成： 高干子女。从中央到地方。他们的后台： 是他们老爸（走资派和特权阶级）名称： 清华附中红卫兵。口头上号称： 捍卫毛泽东思想。本质： 扛着红旗反红旗。 貌捍卫毛泽东思想，其实是服务于走资派，故意挑起矛盾，制造混乱。迫害老干部 。煽动武斗~ 破坏文革。理论： 反动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标榜出身论 划分成分 主张武斗。典型罪行： 迫害老舍先生 陷害谋杀遇洛克。迫害老干部 等等（查清华附中红卫兵所有劣迹）。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像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地富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
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招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
同样的走资派邓小平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着它，砍死了造反派，砍死了红卫兵！这不是复辟吗？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高干子女联同他们的父母辈都是走资派右派砖家叫兽们的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利，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又妄想借《出身论》捞取机会，当作让少数人先富的资本，如今都成了权贵资本家和走资派。这些走资派宁当李自成不想继续革命，不想为人民服务了。他们住进豪宅开着豪车喝着茅胎玩着女孩过着花天酒地生活。哪管工人农民死活。
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谁说的？是列宁说的。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多数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只有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在多数人受蒙蔽的情况下，少数人知情的情况下，真理才在少数人手里。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创建者。他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转变为伟大实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是列宁说的 。
列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是苏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联总理）。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
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
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
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界限是什么呢?
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
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
说而不服怎么办?
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
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
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
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要看站在那一边?
一边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边是：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
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边呢?
得到的回答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核心》。
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毛泽东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把它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回答的。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也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问题”，更是为了揭露“资本之谜”，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历史之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和命运，从而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斗争。
在此意义上，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论》“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恩格斯强调《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到工人们《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到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全民社会福利。
当列宁在前苏联实施之后，当年马克思主义运动高嘲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也起来罢工造反，逼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负担得起的福利住房》等社会福利。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延续至今。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还把工人们扶上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工人们当然很开心。但当资本家不涨工资时，工会组织领着工人们进行罢工。倒也相安无事。
当然不是工会的工人就没这么幸运了。老弱病残儿童妇女也就各自为之了。对于那些流浪的，吸毒的，妓女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世界上还有许多贫困落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地方。有数亿百万计的穷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在炮弹的狂轰乱炸下被死去。而人类历史上唯一为穷人低层劳动人民发声的《马克思主义》，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只看站在那一边?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
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
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
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
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
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
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
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
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
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
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
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
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
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 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被特赦战犯后对象的体验和认识。作为新中国特赦战犯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被特赦对象得到的体验和认识更为深刻。特赦战犯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认同。
1959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中将杜聿明说：“特赦令使党的宽大政策恩惠到我们一切罪犯，特别是涉及我这个罪无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图报之情罄笔难书。这是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胜利给我带来的光明前途，是无产阶级伟大人道主义的体现。”《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第134页。
1975年获赦的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特赦大会上说：“我的新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赐给的，我誓献余生报人民。新生开始，不是改造的结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改造的开始，我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190页。
特赦使他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对比中体会到党的政策所显示的现代执政理念。
1959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中将宋希濂说：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六年将300多名准备赴死的囚犯放回家，让他们料理后事，结果全部按期归还，遂赦免了他们。唐太宗确实了不起。可唐太宗的做法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待战犯的做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唐太宗纵囚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我们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却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要比唐太宗的做法更具有积极性，进步得多。参见《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20页。
溥仪在给侄子的信中说：“蒙到特赦，完全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真是任何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事情。这只有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页。
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看法和态度。新中国特赦政策的实施，使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坚信，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团结的各方面代表都联系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著名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张难先看望获赦人员时说：“我张难先活到近80岁了，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之后，才有了我晚年的真正出路。共产党人待你们亲如家人的照顾，采取的思想改造方法与生活设施，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们同我一样，算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我祝福你们从此踏上大道，这是一条新中国人民共同要走的光明大道。”《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160页。
1959年特赦令公布后，一位战犯的妻子写信说：“我们都很好的，孩子也工作了，就是希望你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获释，当初我还怨你没带我们去台湾，现在我们为没去台湾庆幸，我们等你出来。”《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湖北一个刑事罪犯获赦后，回家第二天就下地劳动，后来还试制成一种小麦条播器，提高了劳动效率。周围群众感慨说：“同样是两只手，没有改造前，给人民造下多大灾难；经过了改造，为人民做下了有益的事。”《人民日报》1960年4月10日。
海外的舆论和评价。新中国实行的特赦政策，受到海外媒体和西方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等都进行过报道和评论。在香港，大陆特赦首批战犯的消息公布后，刊登内容最详的《大公报》、《文汇报》一时呈现抢购的局面。
第一次特赦时，很多西方观察家对一次特赦1.2万余名罪犯“感到惊奇”，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同时也“可能是配合对台湾进行的新的和平攻势”。《参考消息》1959年12月11日。
共同社评论说，中共领导人实施特赦“是中国庆祝建国十周年的一个做法”，但“它是一个一箭多雕的手法”，其用意在于“对外界展示中国十年间建设发展的实际成就”。《参考消息》1959年12月8日。
1975年3月26日，曼谷《新中原报》就第七次特赦发表题为《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社论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
新中国特赦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
一位印度商人给我国有关部门来信说：“此举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而不是消灭具体的剥削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叫我们心服口服，引起我无限向往。”《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美国耶鲁大学华人教授赵浩生说：“特赦证明中共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再也不相信反华大合唱的信口雌黄。”《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第385页。
1975年，一位在香港的前国民党将领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黄维等国民党战俘被特赦释放，生活工作又有照顾，而且他们愿意回台湾的还可回台湾，这说明了共产党对待战俘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样广阔的政策胸怀，只有共产党才有。”《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第103页。
佛教认为，人皆有佛性，作恶之人弃恶从善，即可成佛。后来发展成为劝导作恶之人停止作恶。
《放下屠刀》是应用几学方法论中的辟析法与喻析法，说明要涤除妄想，放下执着。
这里的《屠刀》，指的是心口意三业及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颠倒、分别、执着。
《妄想》是人类逐步生成与建立在私心贪欲小我基础上的一种后天意识形态与心智思想。
《妄想》是心意修持当中最大的障碍物，影响身心健康。
只有放下执着于疾病、烦恼等各种负态能量因素《妄想》，将自私自利的私心、过度的贪欲真正认识清楚，校正自己的意识，不做脱离现实的梦想，人类本身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获得解脱。人类才能不《怨怨相报，永无止境。》。
古人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用怨恨来回报怨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能够宽恕别人的地方就尽量宽恕。做事不要做绝，须留有余地，也不要与人结怨，理解是相互的，误解也是相互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毛泽东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新中国实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条件和根本目的。
新中国实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条件是：
首先，新中国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新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为实行特赦政策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党中央提出：从宽处理，“从情况和原则方面来讲，也是可以这样办的。从国内形势来看，现在我们不但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革，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已经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其次，新中国的特赦，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1959年9月17日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说：“我们这次对罪犯的特赦，不同于我国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大赦，也不同于近代各国的大赦。我们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确实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是否确实改造好了为主要标准。”
新中国的特赦，与不问罪犯悔罪与否的赦免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有条件的赦免，既说明了中央制定政策的严肃谨慎、尊重和维护法律秩序与司法权威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也充分体现了以挽救人、教育人为宗旨的党的改造政策。
为什么实行“特赦”而不是“大赦”，毛泽东是有深层考虑的：“大赦是危险的，老是赦，一定有问题，一定是统治不巩固，要靠赦来争取群众。我们是对真正改好了的才赦，没有改好的也才有希望。”毛泽东在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的讲话，1959年9月15日。
实施有条件的特赦，对在押罪犯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有利于增强罪犯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号称“死顽固”的原国民党中将黄维回忆说：“第一批特赦时，周总理点名要特赦我，可是被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别的战犯不服呀！后来继续接受改造。1968年以后思想有了较大转变，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
原国民党军队某师参谋长魏煜焜说：“特赦，对长期关押改造的战犯来说，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每个人都觉得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特赦、新生、重新做人。这在继续接受改造的人的心目中，就产生了特赦是非常光荣，非常幸福的，也就暗暗下定决心要认真加强改造，争取特赦。”
在1961年的特赦座谈会上，马上就刑满释放的原国民党某军政工处长田文奎提出：“不争取到特赦，虽刑满也不走。我改造了十多年，还争取不到特赦，说明我没有改恶从善，我有何面目见家乡亲友和妻子儿女呢！”《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239、114页。
田文奎言词恳切、态度坚决，终于得到所方的同意继续改造，并于1966年获赦。以长达4年的监管生活换取“特赦”殊荣，这确实是中外历史上罕见之事，也充分说明党的特赦政策的巨大感召力。
正如毛泽东所说：有条件的特赦，“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1959年9月14日。
新中国实施特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
第一，为了创造安定、和平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中央明确指出，从宽处理国内战犯，“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瓦解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1956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对反革命的政策问题时也说：“对反革命不杀的政策有国际意义，可以减少仇恨，争取更多的人相信社会主义。”《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7页。
可见，宽大处理国内战犯，是从为新中国创造和平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考虑的，这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第二，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积极因素。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一个不杀”方针时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周恩来也说过：“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4日。
换句话说，严惩战犯，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建设丝毫无益。
相反，如果实行特赦政策，他们还有可能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6页。
事实证明，很多获赦罪犯改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且对社会有用的人。实行宽大处理，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为了体现和贯彻党关于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毛泽东曾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周恩来也说：“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页。
对已改造好的罪犯实行从宽处理符合党的基本方针。已经被关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的罪犯，“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即便现在没有悔改，但“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6页。。
总之，毛泽东和党中央推动实施特赦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使我们的一切设想都有利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有利于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周恩来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7月21日。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民主集中制问题。(一）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
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
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
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
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
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
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
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
不过有一个区别。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观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
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
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
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
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
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
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有人将《日本战犯》与《日本战俘》混为一谈，或将《日本战犯》等同于《日本战俘》。须知《日本战犯》与《日本战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应当注意《日本战犯》与《日本战俘》的本质区别，万不可随意表述，更不可混淆二者的概念，以免以讹传讹，贻误今人和后人。
还要提防别有用心者借此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中国人应该共同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成果。
1956年6月21日至8月21日，中国政府对1017名日本战犯分三批予以释放，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需要申明的是，这三批日本战犯是免于起诉，不是无罪释放。
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是日本战犯，不是日本战俘。日本战俘在日本投降之后就己被释放乘船回日本。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人民政府共关押日本战犯1109名，其中，由苏联引渡969名。
移交给新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是苏联方面认定的“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负责移交的苏联拘留管理局克雷托夫中校对中方接收人员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董少东：《化“鬼”为人——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北京日报》2014年8月12日。）
实际上，从1950年7月新中国政府从苏联引渡接收969名日本战犯开始，这些日本战犯就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自己是战俘，不是战犯，应当释放回国”的问题，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方的依法驳回。
作为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重大委托课题《日本战犯口述资料整理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在课题组组长、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带领下，于2013年7月赴日本走访了被中国政府宽释的8名日本战犯。这8名被宽释的日本战犯一致承认他们的战犯身份，一致对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表示认罪和谢罪，一致对中国政府免于起诉并宽释他们表示谢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这8名被宽释的日本战犯，从没有使用“战俘”这个词句和概念。
《日本战犯口述资料整理研究》课题组一行6人从日本回国后，如期提交了课题研究报告。2015年8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连载了课题研究报告部分内容，央视《新闻联播》也制作播发了课题组在日本采访8名被宽释的日本战犯视频节目。
中国政府为什么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羁押的日本战犯，大多数是日军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参军前大多是苦出身，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日本法西斯分子，主要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蒙蔽和蛊惑，因此，只要对其开展入情入理的教育，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改造好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法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立了对日本战犯坚持“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多数，严惩少数罪魁”的政策和法律，（抚顺战犯管理所：《六年来的工作总结》）并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促其转化。
1955年末，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检察侦讯完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指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董少东：《化“鬼”为人——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北京日报》2014年8月12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犯是当时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日本战犯，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同时中美的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中国政府关押、处置、宽释1109名侵华日本军人都是战犯，不是战俘。
这些日本战犯是免于起诉，不是无罪释放。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一条就是“对于非主要的、或显著悔改的日本战犯，免于起诉。”
什么是“免于起诉”？
“免于起诉是在查清这批战犯的罪行的基础上，从法律上认定他们在侵入我国期间的各种暴行已构成战争犯罪，肯定其犯罪身份以后所采取的宽大处理措施。”（东北工作团：《侦查处理日本战犯工作总结》）
中国政府宽释这些日本战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罪行，而是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和悔改表现依法量刑审判，其中“非主要的、或显著悔改的”1017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改造后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于1956年6月21日至8月21日分三批予以释放。
另有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被宽大处理，依法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45名日本战犯除1名病死狱中外，其余战犯后来被陆续宽释回国。
到1964年3月6日，最后3名日本战犯斋藤美夫、城野宏、富永顺太郎被释放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的三批日本战犯简况表
释放时间 批次 人数 总带队人 备注
6月21日 第一批 335 国友俊太郎 佐佐木功惠
7月15日 第二批 328 宫崎弘 小山一郎 武部六藏因病提前释
放，同船回国。
8月21日 第三批 354 三轮敬一 大河原孝一
6月21日-8月21日 总计：1017
对于那些死不改悔的战犯、走资派、或罪犯等，也一个不杀。全部特赦，不要强迫人家改造。放走。后果就是再来反共产党、反毛泽东。
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问公安部长：“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包括“？“指的是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包括在特赦名单上。
毛泽东接着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泽东又说：“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毛泽东接着强调说：“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4年12月，毛主席指示将在押战犯全部特赦。公安部打报告提出有13个人不能特赦，毛主席批示：全部特赦，不要强迫人家改造。1975年3月19日，黄维等293名在押战犯全部被全部特赦。
这次特赦有两大特点：
一是，所有在押战犯无论在改造期间表现如何，均全部释放，一个都不留，因此这也是最后一次对战犯的特赦。
二是，在毛主席的关照下，特赦战犯出来后的政策非常宽松，每人除一次性发放1000元外，全部安排到政协等部门工作。
对于个别坚持不愿意留下来的，毛主席批示：“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给予充足的路费，让他们去台湾。去了之后，想再回来的，随时欢迎。”
允许特赦战犯们回台湾，这是此前几次特赦所没有的政策。
在最后一批被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最终有10人提出前往台湾，他们的请求很快被批准了。
这10个要求台湾的特赦战犯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原150师上校团长杨南邨、原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原保密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原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原青年军204师上校团长张海商、原281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青年救国团南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
周养浩等10人于1975年4月14日从北京乘飞机飞往香港，按照原计划，他们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点前往台湾。到香港后，他们10人去华侨旅行社申请办理去台湾的手续，该旅行社是台湾设在香港的一个机构。
要求去台湾的10人中，有9人都有直系的亲人在台湾（蔡省三除外），他们到香港后，心情都非常的激动，纷纷给台湾的亲朋好友们打电话。
周养浩等10人到香港后，台湾当局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处理。这10人中都是改造战犯中的死硬分子，被特赦后又主动请求去台湾，从台湾方面来说，于情于理都应该接纳这些人。再者说来，如果台湾方面拒绝接受这10人，那么从舆论上也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近人情的。
但是，台湾当局却是不敢接纳这10人，原因很简单，特赦所有战犯，还允许战犯们来台湾，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襟。这10人如果到台湾，被台湾民众了解到实情，那么这么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抹黑宣传不就不攻自破了吗？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经国疑虑重重。
对于到底如何处理这10人，台当局内部也是争论不休，以张群为首的国民党元老，都主张尽快接纳这10人，并应给予奖励；而军方和情报机构的高层则大部分反对接纳。
当时蒋介石刚刚病逝，蒋经国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长时间不表态如何处理在香港的周养浩等10人。
虽然暂时没有接纳的意思，但是台当局还是派出一个联合小组去台湾接触10人，并对10人进行分化离间。
10人到香港后，中方在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酒店后，对他们不再干涉任何事情，他们可以随意见任何人包括记者，可以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对于10人如何去台湾，中方表示任何方式都可以，10人结伴一起去台湾也可以，各自分散前去也可以，想从美国转道去台湾，也都是可以的。
和中方大度的态度相比，台当局显得是毫无格局。就连香港亲台的报刊都忍不住刊文批评说：“台湾到底在怕什么呢？这种统战有什么不好呢？这10个人既然都已经到了香港，台湾方面为何不把人接去，好让他们和家人团聚呢？”
还有报纸刊文称：“台湾方面除了把这10人全部接回去之后，还应该给他们补发这几十年来的薪水。”
尽管舆论对台当局一边倒的指责，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蒋经国就是不表态，到了后来甚至周养浩等10人和台湾亲友们通电话都受到限制及监听。
6月4日，深感去台愿望难以实现的张铁石，痛哭流涕，在写了一封遗书后，在居住的酒店房间上吊自杀。张铁石之死，引起一片哗然。更让人错愕的是，在张铁石自杀后，台当局居然阻挠他的儿子张润佩去香港处理后事，张润佩冲破阻挠来到香港后，居然发生了台当局派来的情报人员差点抢走张铁石尸体的恶劣事件，经过一番周折，张润佩才非常艰难的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台湾。
到了9月初，其余在香港的9人在长期滞留后，对台当局的冷漠极为心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后，决定放弃去台湾。
后来，赵一雪、杨南邨、张海商毅然选择返回祖国大陆，三人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刁难，被妥善地安排到各自的家乡工作；蔡省三选择留在香港，此后靠写史料文章赚取生活费；段克文、王云沛、陈士章、周养浩、王秉钺五人，先后去了美国，和那里的亲友们生活中一起。
周养浩等10人的”回台风波“闹得沸沸扬扬，舆论普遍对台当局的做法提出指责，连美国舆论都认为台当局的做法”不近人情“，香港的一些本来亲台的报刊，也开始进行反思。
在这次特赦中，原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的表现值得一提。黄维在特赦中表现得非常不配合，被称为”最顽固的战犯“，但是黄维特赦后却拒绝去台湾，他说：“做人要讲良心，共产党对我很不错，我哪里都不去。”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了，再杀人由中央批准”。
毛泽东说：“以前都是讲‘镇压和宽大’，是我改成‘惩办’的。‘镇压’那个事情吓人，人家一想，镇压就是杀人”。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要么就你灭掉我，要么就我灭掉你，没有第三种办法，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法。我们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把从前当权的、犯过错误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灭掉。”
毛泽东说：“不论反革命，敌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给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这就是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共产党特赦政策后的经验和启示：
回顾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特赦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可得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一)新中国的特赦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和巩固政权到执政和从事建设的巨大转变。
如何对待罪犯，不仅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政策问题，还关涉到毛泽东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针对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毛泽东说：“以前都是讲‘镇压和宽大’，是我改成‘惩办’的。‘镇压’那个事情吓人，人家一想，镇压就是杀人”。
毛泽东说：“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了，再杀人由中央批准”。
一词之改，反映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角色转变的自觉意识。
毛泽东还说：“中国历史上，要么就你灭掉我，要么就我灭掉你，没有第三种办法，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法。我们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把从前当权的、犯过错误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灭掉。”
毛泽东还说：“不论反革命，敌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给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这就是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以极富创造性的“第三种办法”对待“被自己推翻的人”，这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对待罪犯的办法，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不仅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而且要改造全部社会关系，包括改造人与人的关系，从而真正解放全社会的生产力的本质特征。
(二)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特赦决策的酝酿出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和意愿为执政决策的基本立足点。
从毛泽东共产党的党中央酝酿、提出和实施特赦决策的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意愿置于第一位。
1955年酝酿“大赦”未果，因为毛泽东担心“人民不高兴”。
1956年制定处理办法，中央提出方针，周恩来说“还要在人民中去解释”。
因群众意见分歧大，毛泽东说，放早了“不好向老百姓说明”，遂暂时放弃宽赦。
之所以要对一小部分日本战犯判刑，周恩来说为了“对中国人民要有一个交待”。
1959年决定实施特赦，毛泽东认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
可见，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意见一致不一致，是毛泽东、党中央决策的着眼点。
从这个角度看，新中国特赦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崭新风貌。
(三)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体现了民主人士参政进言、党内党外共同协商的民主氛围。
从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开始，赦免政策的每一次酝酿与讨论，都是党内党外民主协商、共谋国事的过程，也是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典型体现。
而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从大局出发，发表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发挥议政参政的积极作用。这种党内党外民主协商的气氛，使党的决定、政策、决策的制定实施更符合客观实际。
(四)对战犯在特赦前后的教育改造和生活安置，彰显了革命人道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对于危害国家、民族利益及危害人民的人，不采取简单惩办和消灭的办法，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是革命人道主义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说：我们对罪犯的改造“要搞人道主义。搞人道主义干什么呢？还不是要把他们改造为有用之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3日。
1975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上校刘衍智说：“为了保证革命人道主义的贯彻执行，政府宣布‘三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
从1957年到1975年的18年间，管理所确实是完整而准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改造政策的，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创造了古今中外的人间奇迹。”《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第194页。
为此，前苏联一名曾管理过伪满战犯的军官说：“中国管理战犯，是世界上改造人的工程的奇迹，他们在人道、人权上是无可挑剔的。”《特赦令：中国无在押战犯》，第90页。
毛泽东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和慰问获赦罪犯，使很多人得到鼓励、重振信心。
凡是特赦释放的罪犯，“不论是有家可归或无家可归，均应当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好，给以必要的适当照顾”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二批拟特赦和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的请示报告，1960年10月17日。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强调：允许战犯来去自由，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
“为了应付起见，你们可以骂我们……如果你们骂完了我们，你们要回来，还是允许回来。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4日。
从尊重人格到改造思想，从关心生活到关照前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根本思想和价值追求。
(五)新中国实施特赦为正确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矛盾创造了成功范例。
毛泽东和党中央通过特赦这一灵活的社会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革命战争遗留下来的敌对势力这一特殊矛盾，这与毛泽东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胸怀和视野是密不可分的。
特赦的实施，与党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是相一致的。
周恩来在谈到处理罪犯问题时曾说：“我们的革命是要把整个社会彻底地全部改造好。我们这一辈子要把道路开出来，这要大家努力，不是一个人的事，要使我们的后代看到我们的确为他们解决了问题，不要留下问题，将来又是历史案，我们要把整个历史解决好。既然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是先进的，就能够改造整个社会。”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5日。
正因为毛泽东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秉持着对子孙后代、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不长的时间里成功地解决了古今中外都难以解决的这类特殊矛盾。实践证明，新中国特赦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