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美国两颗核弹为啥不扔延安地区
在博文《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打败日本鬼子》中有一评论：
《你自嗨的还很高兴！没有美国的核弹，苏联的铁流，中国这些戏法能把日本赶出中国？恐怕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美国，轰炸了夏威夷珍珠港的战舰和军事目标。350余架日本飞机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实施了两波攻击，投下穿甲炸弹，并向美国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发射鱼雷。美军毫无防备，他们在爆炸的巨响中醒来，仓促进行自卫。这场先发制人的袭击在90分钟内结束，彼时，日本炸沉了四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炸毁188架飞机，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则更多。攻击中约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另有1250人受伤，这是对美国一个巨大的震骇。攻击过后，日本正式向美国宣战，次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讲，他随后签署了对日本帝国的正式宣战声明。几日之内，纳粹德国与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而美国也迅即予以了宣战回应。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日本入侵中国是：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之后开始。
1937年到1941年，从1941年再到1945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靠的是《美国的核弹》吗？
日本入侵全中国八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十四年，屠杀了多少中国的平民妇女儿童？是靠《美国的核弹》取得抗战胜利的吗？
而《美国的核弹》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扔的吗？
本博是不相信的。恐怕美国人也不会相信是为中国抗日扔的。
美国两颗原子弹炸死了多少平民？
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炸死了多少平民？当然是日本平民。
值得为此感到高兴自傲吗？甚至到今天还为此宣扬点赞，要中国人感谢美国主子吗？
按说，美国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没有扔在延安？
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如此恨共产党，美国两颗原子弹足够全部消灭共产党及亲共的人了。
然而，美国人没有将两颗原子弹扔在延安。
知道为什么吗？
是不是马户又鸟们感到美国人没你们聪明？应该骂美国人啊？
美国人笨吗？不！比你们马户又鸟们聪明多了。
在《美军观察员亲自视察体会地道战》博文中说，
“此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战场却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另一方面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美国政府瞠目结舌之余，不得不考虑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延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国政府瞠目结舌之余，不得不考虑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延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军延安观察组由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派出，目的具有军事与政治的两重性：既要搜集日伪情报，还要考察中共方面的军事实力和探讨将来与之合作的前景。其成员除16名军人外，还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武官代表瑞德上校担任观察组组长。“
“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因此对共产党八路军最初从心底是不看好的。“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延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启示之一：美国政府历来是奉行《弱肉强食》。
美国政府一开始是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
如同今天美国支持乌克兰样。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当年访美和在美国国会演讲，可比乌国泽司机可风光多了。
然而，蒋介石国民党不争气。
美国政府毫不含糊迅速改变战略，放弃蒋介石国民党，转而谋求同毛泽东共产党接触要求合作。
感兴趣的翻翻历史，例子很多。这里没时间和精力全例举了。
启示之二：美国对《以弱抗强又能取胜》好奇。也是务实的。
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强取胜。
美国历史上就是以强取胜的历史。
当看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弱取胜时，美国政府是《好奇的务实的》。
美国政府没有盲目地出兵帮助蒋介石，用美国先进的强大的飞机大炮，甚至可以用原子弹将中国共产党彻底消灭。
而是要评估能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
所以就通过宋家姐妹接触共产党，因此就有了《美军延安观察组》。
美国要的是利益。不管中国人中的哪一派的。需要时用一下，不用了就如生活垃圾一样的扔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启示之三：《美军延安观察组》考察结论，无法将共产党彻底消灭。
原因很简单，村民们拿起枪是战士，拿起锄头可种地。
平时分散在各家各户，战斗号角一吹响，壮年们拿起枪打敌人，父老乡亲妇女儿童进地道躲避。
把敌人打退了，照常该干啥就干啥。
《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美国军官杜伦提出要看部队，村里随便拉出来一个连的八路军，120多人，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枪，还有六挺大正十一式机枪和六门八九式掷弹筒。
村民们全日械装备的八路军连队，让美军观察员杜伦有些诧异，检查了武器和队列后，他又随机而且反复地询问战士们一些问题，然后才非常感慨地表示：
“我在重庆参观蒋介石军队的一个连，实际人数只有四、五十人，其他大都是临时抽调的，武器装备虽然都是我们美国的，但战斗精神差得很。你们的武器全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证明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打了胜仗！”
启示之四：《以弱取胜》，毛泽东共产党的方法。
美军观察员杜伦问：“你们是用什么战术，同具有世界第一流战斗力的日本陆军作战的？”
八路军干部魏洪亮如数家珍地介绍了冀中军民在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运用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所创造的光辉战例。
最后给美军观察员杜伦一个答案：“很简单，我们用的是毛泽东的战术思想，靠的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持。”
杜伦表面没说啥，心底却是相当有些不屑的。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因此对共产党八路军最初从心底是不看好的。
美军观察员杜伦提出要看看这里的地道，九分区作战科长雷溪带队就带着美军观察员杜伦钻进了地道里去了。原文中很洋细描述。
中间还遇到日本小鬼子进村打了一仗。把美军观察员杜伦惊吓了，最后八路军将美军观察员杜伦安全地送回延安。
交战中“杜伦更慌了，大声叫嚷起来：“日本陆军的攻击能力是世界闻名的，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因此你们必须把我送出日军远程火炮的极限射程之外，我的生命才有保证。”
魏洪亮极力安抚杜伦，请对方放心，说我们多少次反“扫荡”都是这么做的，这也是我们从血的教训中摸索出的经验。敌人的夜间长途奔袭，已经不足为奇，被我们打回去的次数多了！既然此地八路军的最高长官这么说，杜伦提起来的心稍微放下，接着又问准备多少部队掩护转移？
魏洪亮回答说，一个警卫班，再加上一个侦察排，足够了。杜伦急眼了，你们的警卫力量才四十多人，敌人是我们的二十倍，司令官先生，您太年轻了，军事上您不懂，这点兵力在防御中……“
一听这话，八路军魏洪亮有点生气了，非常严肃地对杜伦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抗日军民的力量，也不懂我们的作战特点，要不是为了您的安全，我完全有把握在这里打退日军的进攻。”
启示之五：《军民一家》《全民皆兵》只有毛泽东共产党做得到。
战争中的平民“国民党可以不管不顾，共产党作为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却不能这么办。如果没有一条路，那共产党人就用生命为代价，闯出一条路，来保护平民。山沟里可以有马克思主义，冀中平原上一定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因为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有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怎么样强大的敌人，都不可能征服我们，不管它是土豪劣绅，是军阀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东西两洋的各路洋大人。“
资本社会里的军队是用美金作为工资征用的，有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征用，自愿签约合同征用以及专业的雇佣军。这样的军队示打仗为挣钱，一种工作。
而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保家为国。拿起枪是战士，放下枪就是平民。人民的军队只为保护平民，保护父老乡亲妇女儿童。用飞机大炮狂轰烂炸之下，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从而就开始怨怨相报，永无终点。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的？《是谁说的》还重要吗？《是谁说的》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谁做了》。
《几千个人的一个医院里混进了敌人，就对整个医院狂轰烂炸》。《几百个人的难民营里发现有敌人，一导弹全给灭了》。《十几个人坐在救护车里，据说有一个敌人，全车人归天了》。还有多少？不得而知。几百万人一直居住的地区，发一通知要求离开，不离开被狂轰乱炸死了的自认活该。
没有谁承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了。而是做了。还有无所条理由说，该这么做。理由之一是：里面有敌人。打仗就是要彻底完全消灭敌人，有错吗？战争是残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过有看点的是：近期发生两场大的战争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标准。
当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制定的。《人》分阶级。各自都可制定出法律来对付对方。谁掌权谁说了算。因此，法律没有泛人类的。就如《爱》一样没有泛爱。
翻开近代史，《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事例很多。有一个共同点是：不说！只做！
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两核弹。
中国有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不乱杀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都不杀。《优待浮虏》。
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来自于《孙子兵法·谋攻》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在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展现了毛主席的独有智慧。
毛主席主张总体上优待俘虏，根据战俘的表现和意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者特别处理。无论是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都充分体现了战时人道主义精神，在宣扬我军“正义之师”的同时，壮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成为我党的一把锋利武器，为赢得战争、巩固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毛主席战俘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从中学习毛主席的另一个伟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被动宽容”。
土地革命战争长达十年，每次战斗无论孰胜孰负，都免不了有对方的俘虏。如何对待俘虏，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赢得战争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知历朝历代兴衰的规律，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初，他就曾明确规定：不搜拿俘虏的财物，不打骂、不侮辱俘虏，给俘虏与红军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发路费给要求回家的俘虏等。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遭受重创后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分战士面对秋收起义的惨状，产生了消极情绪。
毛泽东当即做出规定“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
这一规定是毛泽东有关处理俘虏思想的重要根据。内战双方的士兵，几乎都来源于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或参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当人对待，这一方的士兵就愿意冲锋陷阵。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红军，瓦解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订了处理俘虏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到达遂川，在此活动期间，针对部队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军纪。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不搜俘虏腰包” 这条规定，旨在尊重俘虏的人格和保护俘虏随身携带的钱财或贵重物品。
这项规定很快运用于战争实践。1928年2月18日，红军与敌军500余人（朱培德部一个营和靖卫团）在宁冈新城激战，全歼该敌并俘虏100余人。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个别战士打骂俘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不久，即制定了既尊重俘虏的人格，也保障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去留问题上尊重俘虏意愿的4条政策。
它的实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虏视作误入歧途的难兄难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作战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费，也很难顺利回到家乡，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视或迫害。
因此，对这些俘虏而言，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来当红军。
据盛仁学等回忆，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第八项，即优待俘虏项。
另据老红军杨至诚回忆，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由此可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泽东所部就已执行了较为明确、系统的优待俘虏政策。
优待俘虏政策，对创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枪炮无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兵两事。”
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打破了敌入“共匪见人就杀”的恶劣宣传，尤其是敌方中下级军官，如营长、连长、排长俘虏过来后，经过一番宣传，有些返回敌方后，不仅起到击破敌军谣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在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些愿意留在红军的俘虏，给红军提供了兵源。
1928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红军最初的起义部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从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虏兵中改造补充。甚至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俘”来即用。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汇报红军士兵情况时提到“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许多俘虏在宽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部队，俘虏甚至在红军人数中占了很大比例。
对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对此办法有“毒矣哉”的感叹。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战斗伤亡和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等原因，红军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虏之外，兵源难以得到补给，此种政策的实施，也是万般无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留下来”、“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他强调对俘虏应“不搜身”、“不侮辱”，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与我军一视同仁的生活、 医疗待遇等，认为这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必须让全军高度重视。
会后，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优待俘虏问题做了四项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确立。
1930年6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以条例的形式对训练和教育俘虏兵做了具体规定。
1936年3月2日，鉴于个别红军战士对被俘的军官有剥衣服等侮辱性举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重审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要求加大优待俘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战士明白其中的战略意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俘虏参加红军。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彭德怀等，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弃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并将投诚的敌军官兵和各红军部队在前线的俘虏全部送到后方，由军委加以训练。这为处理俘虏确定了量才录用的重要原则。
据统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仅两年多的时间，红军共歼敌五十一万余人，其中俘虏将近二十万人。绝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这既壮大了红军，又在无形中削弱了国民党军。
另外，正确的俘虏政策不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革命队伍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优待俘虏的策略，尽管红军遭遇到过多次重大的挫折，也总能抓住时机星火燎原。
《中美》“这麽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衝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想改变对方》？是中国想改变美国？？？还是美国想改变中国？！
奴才对皇上说，奴才不想改变皇上，皇上一耳光打上来，奴才还是，一个独裁者。
走资派篡权上台四十多年来，什么时候想改变美国了？
走资派邓小平奴才式的访美，是以小学生的身分向美国学习的。
这次走资派习近平的发言，象不象一份述职报告。拜老油条会听吗？这是两国之间的外交。不是太监向皇上述职。
走资派江朱以出卖中国利益得到美国允许入世贸。
走资派胡温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在经济上救了一次美国。
这次习又在战乱中救了拜老油条或说是美国一次。全世界都在抗议种族灭绝之际，中国走资派习近平支持美国。
走资派习李汪以美中为夫妻关系，嫁夫随夫。想改变美国吗？
而美国想改变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而且还很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哪一个不是美国各届政客手中的玩物。
每每出于某种需要打中国牌要用时，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招之即来。每每需要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向别国警告时，就以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为《杀鸡禁猴》来用。
以耍猴式地玩弄于股掌之中。狠狠地抽几个耳光，又假惺惺地用手摸一下，问：痛不痛？奴才回答，不痛！奴才该打。乐此不疲。
真是奇了怪了。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这种奴才式的思维，是不是看清朝电视剧多了，还是无知，无能？还是白痴。
《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是在自言自语。是在对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自己说。对美国说，有用吗？美国能听吗？
一个妇女遇到强奸犯，妇女说，在月经期，双方不想干不可以干行吗？
这种无知白痴的话还反复出现。上述这话己在多次讲过。在国内有前后三十年不否定。世界命运共同体等。
《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他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这个地球容得下加沙平民妇女儿童吗？
在这个节点上，抛开美国之前对中国的打压不说。抛开美国强烈坚决支持以色列不提。就是看到加沙死亡的平民妇女儿童的份上，避开见面一言不发，也算是对这些加沙死亡的平民妇女儿童的同情，对整个加沙乃至中东百姓的安慰。
是的，加沙乃至中东地区的资本家地主也都是想投降西方列强的。
然而中国《习近平称，他和拜登是中美关係的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对人民》？中国的人民。
中国这么富，怎么容不下工人农民们的免费医疗？
中国这么大，不想容台湾独立？
资本家这么富，不想给打工人多发点工资？
《对人民、对世界》？
对加沙的人民？《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走资派习近平：《中美关係要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爲两国人民带来福祉，爲人类进步展现担当。》
《爲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中国这么富，都富了哪些人？富了的财富都去哪儿了？中国几亿人每月收入不到一千元？这是大走资派说的。还说，人在做，天在看。
别总在《中国梦》中不醒。无能换个人做试试也行。
编者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优待浮虏》《不杀战犯》就是不要怨怨相报永无止境了。
《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1956年，日本战犯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被告席。前排右一为铃木启久，右二为藤田茂。
从7月3日开始，国家档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第一个公布供词的战犯叫铃木启久，侵华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从他的供词中截取一段，就足以骇人听闻：“只我个人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毁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1956年，铃木启久等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了正义的审判。这次审判，没有一名日本战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战犯免于起诉，释放回国。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日本战犯的表现：所有战犯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伏法，甚至主动要求以死谢罪。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全体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1000余名经新中国改造的日本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以罕见的勇气和坦诚，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在日本为“中日永不再战”奔走呼号。
当年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管理所，被他们称为“再生之地”。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豢养成的嗜血恶魔，在新中国找回了良知，一个个被战争机器扭曲的灵魂，回归人性。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开来的闷罐列车驶入了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火车站。
通常，国际列车要在这座车站进行换轨。苏联铁路的轨道宽度为1520毫米，中国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而这趟列车要交换的不是轨道，是“乘客”。密不透光的闷罐车中，装载着969名日本战犯。
中国的押运专列就停在站台另一侧的标准轨上，等待着把这批日本战犯运往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一下子抓了60多万日本俘虏。这些俘虏被悉数押到苏联境内。二战期间，苏联丧失了2000万人，日本俘虏们被用来填补劳动力的巨大缺口，多数送到了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后来，苏联逐渐遣返日本战俘。据苏联方面的统计，共有 577567 人被遣返回日本，另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日本战俘因为气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商定，苏联将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按照新中国的法律进行处理，以宣示新中国主权国的地位和权威。
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是苏联方面认定的“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中苏双方的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今改市)机关的会客厅进行。文件手续履行之后，中方宴请了苏联拘留管理局押送战犯的负责人。据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时任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董玉峰回忆，当时正是“中苏友好万岁”的时候，双方极为亲近，频频举杯，他很快就被苏联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干部记得，苏联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热时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这样的评判，无论是一句酒话，还是出自他们关押日本战犯时的真实感受，都不会影响中国方面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中国方面接收日本战犯的要求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这是周恩来总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时特意嘱咐的。
董玉峰负责监管，他接受任务时就对这个要求有顾虑，“一个不跑”容易，“一个不死”有难度。这些战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累累血债，他们自然会猜想中国人民惩治他们的下场，路上难免发生意外。
苏联方面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用一个谎言稳住了日本战犯——至少在交给中国之前能够稳住。不止一个日本战犯曾回忆道，苏联人将他们押送到闷罐车上时，给他们通知的是“途经中国返回日本”。
苏联闷罐车的车厢门在20日打开，押运人员点着名把日本战犯一个个提出。中方接收人员在站台另一侧重复着他们的名字，日本战犯一一应声，在荷枪实弹的中苏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国的押运专列。
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赵毓英也在中国一侧的队伍中，注视着日本战犯惊恐、犹豫地走过几步之遥的站台。她回忆说，那些战犯们一个个缩头缩脑，要么低着头，要么四下张望，一看就是特别紧张、惊慌。再加上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苏联闷罐车像桑拿房一样，这些日本战犯衣衫不整，汗流浃背，蓬头垢面，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只有几个穿着马靴的高级军官，还在腆胸叠肚地撑着门面，可是那身军服又脏又破，一块一块地印着汗渍，实在衬不起他们装出来的形象。
赵毓英出生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沈阳，她说自己有一个“亡国奴童年”。看到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成了中国的阶下囚，“我心里那个解恨，你们也有今天!”
赵毓英那时候刚刚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毕业，而且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人生轨迹本该和监狱、囚犯没有任何交集。而在她毕业的前一天，学校通知她和另外两个品学兼优的同学一起去东北战犯管理所报到，临时执行3个月的秘密任务。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这项秘密任务就是去接收日本战犯，当时也想不到，从此和日本战犯有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赵毓英等专业医护人员随行，只是中国接收日本战犯的安全准备之一。中国的接收人员已经给他们的行程做了周详准备。
接收日本战犯的火车是东北铁路局安排的专列，不是苏联所用的闷罐车，而选用了客车车厢，每个人都有座位，舒适得多。车厢窗户都被锁死，并且用报纸糊上。此举既是为防范战犯跳窗，也是为避免他们遭遇伤害——如果备受日本侵略荼毒的东北群众看出这列火车的“乘客”，很难保证不会有过激举动出现。
每节车厢有一名看守员值班，但不配备武器。车头到车尾的押运指挥所架上电话，以便处理意外情况。
给日本战犯准备的食物是在哈尔滨购买的几千斤白面包和几百斤香肠、咸鸭蛋。苏联的押运人员看到这些食物都眼馋，比他们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后，直接张嘴用他们的咸鱼干换走了几箱面包。
在中国的火车上，日本战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饭和东北大炖菜。赵毓英记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丝毫不顾形象。一个战犯告诉她：“已经五年没吃过这样的饭菜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苏联期间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的食物只有1斤黑面包加盐水汤。饥饿之下，他们吃过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国看守人员严格却并不凶恶的态度，让日本战犯们心里安稳下来，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战犯突发急性阑尾炎。赵毓英等医护人员在牡丹江车站下车，将他送入医院及时救治。
两天一夜之后，专列于凌晨3时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已经作好接站准备，沿途所经路面实施短时间戒严，除将官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两层高的主楼只是一个黑黢黢的轮廓。日本战犯行进的队列中忽然一阵骚动，有人认出了这座建筑，以及它曾经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森恐怖。
战犯管理所。矗立在日本战犯眼前的战犯管理所，在他们的口中原本叫做“抚顺典狱”，是1936年日本关东军修建的。14年前的监狱建造者，14年后沦为狱中囚，历史的巧合，像一个巨大讽刺。
更为巧合的是，这一行日本战犯中有个大村忍，曾在抚顺典狱担任了10年典狱长，对这里的恐怖与血腥再清楚不过。
抚顺战犯管理所保留着大村忍的笔供，里面记录着他担任典狱长时的所作所为：“我曾亲自审问，加以拷问，方法是戴手铐脚镣、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当处理尸体时，没有将部下监督好，埋得很浅，尸体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经验，凡是被关进这座铁牢的人，必然经历的是残酷折磨，最终结果多数是死亡。
即便是没有到过抚顺的日本战犯，也大多对这个伪满洲国时期重要的煤炭产地早有所闻。在苏联期间的几年苦役生涯让他们猜测：“完了，要在这里挖煤了却一生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刘家常告诉记者，很长时间以后，这些战犯才袒露了他们进入管理所时剧烈的心理波澜。“他们想得太多了。”刘家常笑着回忆，管理所选址在原抚顺典狱，既没有羞辱他们的意思，也没有让他们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这个选择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关押条件。
不过，若是对抚顺典狱寻根问源，这些日本战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关押违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了伪满洲国，并撤销了日本的治外法权。这不过是为了配合伪满洲国政权成立的一场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戏倒是做得很足，抚顺典狱就是一个戏码——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权庇护，也要进监狱。于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当时的“模范监狱”，建筑、牢房的标准比一般监狱要好很多。
典狱长大村忍最清楚，这座监狱关押过的数千人中，没有几个违法犯纪的“日本臣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抗日志士。“模范监狱”的外表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抚顺典狱原有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筑是用做刑讯的地方，仅刑具库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讯室、绞刑室、试验室、“镇静间”等，一个接一个。
在接收这批日本战犯之前，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万元对这座监狱进行了改建，给监房安暖气，扩大窗口，新建礼堂、医院和浴池等，彻底清除各种刑具和刑讯室，处决犯人的刑场被改建成运动场，用于折磨抗日军民的“镇静间”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狱中甚至还辟出了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进入修葺一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们依据职务被分派监舍。
狱内共有7栋监房，其中第五、第六栋监禁校佐级以上战犯，6人一个监舍;第三、四栋是尉官以下战犯，12人一间;第七栋安排病患战犯;第一、二栋留给同样从苏联引渡回来的伪满洲国战犯。一个月之后，溥仪和他的“皇亲”、“大臣”们住进了那里。
除了这批苏联移交的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还收押了地方公安机关查补送监的4人、1956年在太原判刑转监的9人。与此同时，还有一百多名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抓获的日本战犯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新中国共收押了1113名日本战犯。
日本战犯在管理所的第一夜，夹杂着在长途行程后的疲惫和对陌生环境、未卜前途的惶恐，算是平静地过去了。等到第二天天亮，看清监舍墙上贴着的通告，一些日本战犯炸了窝。
战犯还是战俘?通告的内容只是管理条例和活动时间表，不值得大惊小怪，让日本战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战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战犯”这两个汉字。从1945年被俘虏之后，他们都是被当做战俘关押、劳役。苏联在1949年组织了伯力审判，对12名实施细菌战的日本战犯审理宣判，并没有涉及到移交给中国的这批战犯。直到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俘。
战俘和战犯，是两个不能划等号的名词，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战俘无关犯罪，战争结束后就应该被释放、遣返，苏联人给过他们这样的承诺。战犯，意味着犯有战争罪行，要被审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一字之差，对这些日本战犯来说事关生死。一些人当即把公告扯碎，叫嚷着“抗议”。一些人暗中煽动，撩拨狂躁情绪。很快，日本战犯们骚动起来，监舍内聒噪一片，甚至有人开始绝食。
战犯管理所马上展开应对，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围墙内负责警戒的战士端起了长枪，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员的巡视变成了五分钟一次的高频率，特意穿上军靴，走路“咔咔”有声，造成威慑之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做给日本战犯看，战士们的枪只在越狱或暴动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真正给他们的惩戒，只是减少自由活动时间，少数几个带头闹事分子被单独关押起来。
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但这些日本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战犯身份。战犯和战俘不但区分着未来，还定义着过去：他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犯罪。
《杀》死敌人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但让战犯认罪改过不是一件容易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不杀战俘不杀战犯。
日本战犯们对自己罪行的否认，心态不尽相同。有些人明确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但把这些罪行都推给国家和战争，试图以此开脱自己。更多的战犯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培植出来的恶之花，压根不认为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是犯罪。他们没有任何对罪行的悔恨，甚至对战俘身份都觉得羞愧，认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顶撞管教被当成了“勇武”。
闹监很快平息，但交锋没有停止。
一天，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见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金源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给两人担任了翻译。
藤田茂不但是这批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从苏联的战俘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和当过多年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战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说。
据金源回忆，藤田茂在进入管理所之后很长时间，都保留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标志性的仁丹胡。面见孙明斋时，藤田茂态度嚣张：“我要见你们的毛主席，请安排一下。”
孙明斋又好气又好笑，耐着性子说：“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藤田茂要说的，就是声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应该释放遣返回日本。
孙明斋明确告诉他：“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
藤田茂当然不承认，两个人针锋相对。孙明斋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孙明斋站起身来，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读一读《帝国主义论》，搞明白帝国主义是个啥东西，对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战犯。”
藤田茂回去了，饭盛重任又来了。他担任过伪满洲国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权威”自居，满口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就是要证明他们是战俘而不是战犯。
日本战犯们不再大规模闹监，转而开始联名写《抗议书》，还要把《抗议书》递给联合国，声称自己受到“非法对待”。
刘家常说，日本战犯刚开始搬出“国际法”的概念时，管理所还真是有些挠头。那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国际法”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计找来了相关的资料，首先让管教干部学习。
“学了‘国际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气不打一处来。”刘家常说，“那些对战争罪、战犯的定义，条条款款都能套在这些日本战犯的头上，他们居然还敢谈国际法?”
既然日本战犯打出国际法的名义，那就用国际法来回击。管理所组织日本战犯集体学习，特别是二战后审判战犯时制定和应用的一系列法律条文。
从纽伦堡审判启用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的种类和等级，甲级战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战争策划者，日本的甲级战犯已经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得到了审判。关押在抚顺的这些战犯，属于乙级和丙级。
单就“战争罪”这一条，这批日本战犯就没有一个人能脱身罪名之外：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对所占领土或占领地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奴隶劳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的谋杀或虐待，劫掠公私财产，实施非军事需要的破坏……
其实，那几个搬弄国际法的日本战犯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的学习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但是对大多数特别是低级别日本战犯来说，他们原本也不知道国际法中对战争罪和战犯的定义。这样的学习让他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战犯成了无可推脱的身份。
接受战犯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认罪的开始。
以德报怨
日本战犯在战犯和战俘的身份上纠缠，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则经历了另一番内心纠结：这些日本人是仇人还是犯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员，多为军人出身，很多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日军真刀真枪地生死相搏过。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副所长曲初都是老革命，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残疾就是拜日军所赐，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写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泪账”。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叫王兴的看守员，10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即便是最年轻的赵毓英等人，也对日本侵略有切身体会。他们看待日本战犯的眼光，难以克制地带有仇恨。但是，作为管理所工作人员，个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所长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审判定罪前关押战犯的地方，是一个还不能叫做“监狱”的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意味着阴暗、冰冷、残酷、恐怖。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优待得多。
最初几天，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粮、细粮搭配，以高粱饭、窝头为主。以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不说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也是这些。
个别日本战犯却对这样的优待不领情，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把饭菜倒进马桶里，继而发展到绝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气，有人说：“他们不吃就是不饿。这顿不吃粗粮，下顿还这么做。”有人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看他们能挺几天。”
但是，连续几天，几个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绝进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战犯饿死了，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管理所赶快将情况向上级汇报。
很快东北公安部转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将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具体的伙食标准列出来，让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要远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的“牢饭”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份。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条纸烟;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接受体检;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赵毓英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还给她分配了新任务：“营养护士”，就是要给战犯调配食谱，保证营养均衡。
每天，赵毓英开出菜谱，负责后勤采购的高震照单采买。高震后来成了赵毓英的丈夫。“那时候我们俩可没少吵架拌嘴，他对我满腹牢骚。‘你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里有西红柿卖?’‘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鱼，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赵毓英笑着回忆。
抱怨归抱怨，高震还是会想方设法把菜谱上的东西购置齐全。炊事员也有情绪，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净就上锅。这个情况很快被发现，遭到了管理所领导的严厉批评，从此杜绝。
赵毓英说，每次大会小会，领导们都要强调一遍“三个保障”，严肃纪律。我们也逐渐理解，优待日本战犯，不但是实行人道主义，更是改造他们的方式。要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反省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说的是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此人极端顽固，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
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武部六藏四年不曾离床，却连褥疮都没有生过。
在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最终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顽石点头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安全起见，战犯管理所曾暂时迁往哈尔滨。1952年，管理所迁回抚顺后，中央发来了新的指示，对日本战犯要开展认罪悔罪教育。
其实，认罪悔罪教育从战犯们进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比如组织理论学习，认清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实质等等。而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发罪行，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具体罪行。
并不是每个日本战犯都能老老实实地坦白。他们或是怕供认罪行会招致严惩，或是仍没有褪掉军国主义的幽魂，有人推诿隐瞒，有人直接对抗。
为了打开局面，管理所把号称“大和魂榜样”的鹿毛繁太作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长，在其任内，制造无人区、抓捕残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进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规，不服管，挑衅看守，恐吓认罪的同监，闹监最凶。在一次公然辱骂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单独关押起来。
刘家常告诉记者，管理所如果只有优待怀柔政策，那些战犯中的死硬分子只会更嚣张。我们杜绝了所有的肉体刑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惩戒措施。单独关押就是一种惩戒，类似于关禁闭、关小号。
鹿毛繁太是单独关押的常客，起初并不当回事，以为关个两三天就会放他出来。但这次，放他出来的前提是写检讨，写认罪书。
单独关押两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来句话的检讨，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写。反反复复写了四遍，才算通过。而这还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体战犯面前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慌了神儿，请求管教允许他“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广播器里传出了鹿毛繁太忏悔的声音：“我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行……”
“大和魂榜样”成了认罪悔罪的榜样。
像这样通过惩戒手段才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润物无声的感化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良知唤醒，邪恶褪去。
“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多年后，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的岛村三郎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写道。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里，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些人的面容一次次浮现脑海，“想起了自己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想起了指挥活埋俘虏、亲手砍杀无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烧死时的惨叫声;想起了众多被塞进卡车送给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们……”
日本军国主义将他们变成战争机器和嗜血的魔鬼，鲜血和暴行是他们在战争中的兴奋剂。战争结束了，军国主义阴魂消散，一遍遍回想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
古海忠之，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被称为“二号太上皇”。武部六藏瘫痪后，他成了日本战犯中文职代表，“文看武部”变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战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发自内心的忏悔：“我过去完全是一个人面兽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夺取千万中国人宝贵生命、掠夺中国亿万财富的重大责任的。”“我千死万死也洗不净自己的罪责。”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认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广岛，他知道原子弹在自己的家乡爆炸，而看到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惨景，却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电影《原子弹》。这个最顽固的日本战犯开始思考：“日本的悲惨现实是怎样造成的?中国以前的惨状又是谁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暴虐：“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他给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
从1950年到1955年，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1113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他们每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最终的审判，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和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战犯都是执行《一个不杀》的政策。
这些战犯用“罄竹难书”形容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日本战犯做出了“追究犯罪处分”的决定。此后两年时间里，700人组成的侦讯工作团分赴抚顺、太原两处战犯管理所，对全部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审查、侦讯、核实。
即便是把这一千多名战犯的罪行简单汇总，也足以让人瞠目：被他们直接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有857000人，烧毁、破坏房屋78000处，掠夺粮食3700万吨，煤炭2.22亿吨……
曾经被视为“勇武”“忠勇”的行为，现在成了对良知的拷问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也觉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谢罪”，有28人向侦讯工作团递交了处决请罪书，主动申请死刑。
藤田茂是自认必死无疑的日本战犯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内心活动：“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虏要被处以重刑。在国际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有1200多名日本军官因此被处决。而我自己，仅‘秀岭一号’作战一战，就杀害了86名俘虏。我明白，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死刑。”
血债血偿，于情于法都是这些日本战犯应得的下场。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依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最初给中央汇报的公诉方案中，绝大多数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准备起诉的战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严重者足以被处以极刑。
这个已经是宽大处理的公诉方案却被中央否定了。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时作了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定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依据“不杀少判”的中央决策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斟酌缩减，最后确定的起诉人数只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铃木启久第一个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当年7月1日，是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写道：“从开始悔罪时起，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严肃，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审判长宣读完公诉书，轮到岛村三郎自我陈述，他忽然双膝跪地，泣不成声：“在镇压抗日行动中，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我当年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二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有几十个国际法庭、军事法庭，庭审数千次，从来没有过的一幕出现在了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45名战犯，对法庭指认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认，没有辩解，没有推脱。被告席上的很多战犯痛哭流涕，当庭下跪，跪向审判席，又跪向旁听的中国民众。
参加旁听的外国记者评论：“中国的审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战犯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到7月20日，设在沈阳和太原的两个特别法庭，分四次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宣判。出乎这些准备以死谢罪的战犯预料的是，中国法官没有判决一个人死刑。铃木启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先后分两批释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后，被判刑的战犯被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这里从此改称抚顺战犯监狱。他们之中，武部六藏因为身患重病，在宣判后不久即假释回国。另有一人在狱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后3名战犯被提前释放。此时，他们被新中国关押改造的时间总共有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也是14年。
中归联”的遗产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日本战犯归国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1000余名日本战犯被新中国政府宣布免于起诉，他们分批登上了从日本开来的“兴安丸”客轮。4天的航程中，一个名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组织在回国日本战犯中产生。
“兴安丸”到达日本舞鹤港，很多人仍穿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统一分配的服装——那是一身中国样式的中山装。日本当地政府部门为他们送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没有一个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归联”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文中写道：只要认识到本身所犯的错误，那么如何会再次地去犯错误呢?我们绝对反对战争，绝对反对把人们驱向战争道路的军国主义。
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淹没。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十余年，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其实，最先对他们“洗脑”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洗去的是良知，灌输的是邪恶。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也可以说是“洗脑”，这一番洗去了邪恶，唤醒了良知。
为揭露战争罪行、保卫世界和平，“归还者”们还从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写作的《忏悔录》中精选了15篇文章，并配上15幅历史照片，编成《三光》一书出版，该书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占战后日本书籍销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获得新中国提前释放。他回到日本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时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帜。他不断带领会员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讲，介绍中国政府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
“中归联”成立后便发起了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他们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组织募捐，并护送这些遗骨回葬中国。藤田茂先后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返回中国，不停地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后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等人率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包括藤田茂在内的众多老兵已相继离世，亲人们捧着骨灰前来迎接，以了却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总理赠给他的中山装。
1988年，“中归联”会员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立起一座洁白如玉的大理石谢罪碑，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着这样的文字：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归还者”离开了人世。到2002年时，活着的“中归联”成员仅剩100余人，多数也已是风烛残年。这一年，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去世，“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
实体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续。“中归联”宣布解散的当天，“抚顺奇迹继承会”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是“中归联”会员的后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们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的夙愿。
“抚顺奇迹继承会”在证明着，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遗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谢罪碑旁，一簇牵牛花爬满篱笆。
这些花的种子来自一个叫副岛进的战犯。在他获释回国前，中国管教员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告诉他说：“你来中国的时候拿着武器，回日本的时候带着这些花种。希望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是鲜花。”
回国后，副岛进把花种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并将结出的花籽分赠给邻居。2007年副岛进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牵牛花籽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日本战犯的谢罪碑旁，这些牵牛花旺盛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