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强迫下岗工人中的女工们

走资派强迫下岗工人中的女工们

 

真相求索不管对以前的观众还是现在的观众，都具有强大吸引力。对于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对国有企业的解散美其名曰“改革“，早已蜕化变质为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铺路，成了古今中外最大的谎言和忽悠，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背判，是反动，是复辟，是伪改革，所以工人阶级尤其是下岗工人强烈反对。

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伪改革意味着几千万熟练工人一刀切地失业，强迫几千万工人下岗。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伪改革意味着新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被强迫解散，成为一盘散沙。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伪改革意味着新中国的工人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全部强行被剥夺。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伪改革意味着新中国的工人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不少工人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被强迫下岗工人中的女工们无奈为生存出卖肉体当了妓女。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伪改革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四十多年来让少数人先富制造了无数资本家。

就是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的伪国企改革时代巨变中工人阶级中的每一个下岗工人的剧痛下。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不久就开始所谓的“国企改革“已经来临，而懵懂的工人们还不知情，他们还沉浸在厂区里工作生活。但被安排好的生活和优越的福利一旦失去，更让工人们无所适从……。或者他们也隐约感觉到了崩塌的前奏，但不愿意去相信，一辈子依靠信任集体，怎么能接受被抛弃。

据报道仅97—98年东北就有12%的工人下岗，冰冷的数字背后全是血泪，没有工资也没有福利了，吃饭都成了问题，那个年代多少东北男人自行车后座上载着卖淫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只好出卖最原始的肉体。《漫长的季节》这部电视剧中也还原了这一悲哀场景。中年下岗的巧云去坐台，陪酒间隙给孩子唱《小星星》，实则她内心的光已经全部熄灭，而生活的压力还是如影随形……。

转载《“铁饭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

《阴云下的女性与家庭》

2002年，社会学家潘绥铭、黄盈盈等人曾在东北进行了一次关于东北小姐的调查研究。在他们访谈的103位小姐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占到95%，她们大多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下岗后，又做过美容美发、按摩、保姆、小商贩、服务员等活计，最后在工作带来的收入、声望、权力等综合回报的考量下，选择了性服务行业。和民谣里唱的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些下岗妹的普遍处境，为了家计，她们不得不出来工作，为了颜面，她们不得不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上班，最后又为了能时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选离家50公里以内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男女都参加工作，共同挣钱养家”成了许多中国人对男女平等的朴素理解，也是中国家庭普遍采取的经济策略。另一方面，女性又需要勤俭持家，承担家务劳动。

走资派邓小平朱裕基们强迫解散国运企业，让几千万的熟练工人被迫下岗，在下岗工人中的女工们下岗之后，被迫破坏了她们获取经济收入的渠道，却没有减轻其养家的负担，在生计与家务的双重重压下，女性大多只能就近找活路。

提供性服务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暴自弃式的对抗，但从潘绥铭的研究来看，性工作恰恰是出于理性计算，女工们并非从骄傲的工人一坠为堕落的小姐，而是从稳定体面的单位跌入缺乏尊严与保障的非正式就业，在洗碗工、小商贩与小姐之间进行转换只是一种“职业平移”现象。因为性的关系，东北小姐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还有很多下岗女工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女性工人们在1970年末，城市劳动年龄内妇女的就业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而在90年代下岗人员中，女性却占大多数，据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在2000年达到57.5%。同期，社会上又刮起了一阵“妇女回家”的风潮，女性再就业比率远低于男性，仅占再就业群体中的38.8%。

要求妇女回家，一来对人们的情感和观念造成冲击，二来，这种看似回归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的做法实际损害了许多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利益，它打破了这种家庭生计的策略，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关系、女性的尊严感和意义感。

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二保一”、“一家两制”的说法，意思是双职工家庭下一个、留一个，一个进市场，一个保体制。总体来说，双职工家庭保工资更高的丈夫，让妻子下岗，下海经商创业的也是丈夫较多，妻子要么留在家中，要么尽力挂靠在体制内，给家庭一个收入稳定的象征和安全兜底。

女性工作的意义逐渐从“劳动光荣”、“自立自强”下沉为“养家糊口”。对比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数据，1990-2000的十年之间，为维持家庭和个人生活而工作的女性上涨了13.6%， “经济上自立”、“充实生活”、“发挥才能”等动机全部呈负指数下降，“为社会做贡献”一栏甚至从40.1%跌落至5.8%。与此同时，2000年，有37.3%的受访女性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甚至于许多当过领导、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赞同此种说法。

蒋永萍和美国明尼苏达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左继平于2005年到2007年间，在北京、上海、兰州等城市就城镇妇女工作和家庭生活进行了调查访谈。她们的采访对象大多都经历了下岗潮，其中已婚妇女按对家庭和工作的投入多少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回归家庭型；兼顾工作和家庭型；倾向工作和事业型。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女性往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有追求，较强的社会家庭支持帮助她们冲破了充满性别歧视的就业和工作环境。这部分女性是少数，更多的还是为了家庭不得不工作，或者在职场大环境对女性不友好情况下退守家庭的妇女，她们的家庭婚姻关系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动荡中经受着挑战。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周舒璇对下岗工人婚姻状况的大体印象。她告诉界面文化，下岗人群中离婚率普遍很高，一是家庭的困难增加了夫妻双方的争吵概率，二来，为家庭生计，夫妻双方往往异地而居，在不同的地方打工或照顾老人孩子，分居离异的案例非常多。

丈夫经济能力强，妻子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也未必能家庭美满。蒋永萍至今记得自己在兰州采访过的一位家庭主妇。黄女士原本所在的单位连续几年走下坡路，2005年，她终于下定决心买断工龄，回家操持家务和子女教育。一方面她的儿子上学离家较远，成绩也不太好，黄女士想花更多时间照顾辅导他，另一方面，自己的丈夫是电视台编导，收入不错，一直在积极鼓励她回家。黄女士在采访之中反复强调相夫教子的必要性，可是又对自己买断工龄的决定感到后悔，长期居家后，她发现自己在社会交往上变得笨嘴拙舌，面对婚姻，又有极深的恐惧，害怕自己越来越配不上步步高升的丈夫。有一次，她问丈夫出差带几个记者，男的还是女的，丈夫只回了她一句话：“你好无聊。”

猜忌、冷漠、贫困、家暴，很多下岗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遇到这些问题，比这更普遍的，是隐秘难言的暗流涌动。考上市重点中学的李默和双雪涛享受着镀金的夏天，骑着自行车满世界借钱凑学费的母亲被他们有意无意地抛在脑后。那是介于儿童和少年之间的年龄，对时代大震荡的一种迂回反馈——目视自己如新星升起在两个行将淘汰的老工人头顶，陶醉于肩上的重担与厂房外的无限可能，同学的哂笑、老师的冷眼、身上的旧衫、父母的命运、旧居的乡愁，通通延迟至夏日的尽头，而停驻进生命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