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下乡巡回医疗培训赤脚医生

专家下乡巡回医疗培训赤脚医生

 

在文化大革命经斗争批判之后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以及各种旧的资产阶级的，不合理不利于工人农民的旧制度的改革时期，尤其是医疗改革以“六二六指示“下，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而“六二六”指示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更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制度也逐渐确立，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巡回医疗。很多知名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农村百姓看病的同时培训和辅导大批赤脚医生。《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巡回医疗》《很多知名专家也纷纷下乡》《培训和辅导大批赤脚医生》《为农村百姓看病》。

到1975年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的70％以上被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毛泽东大办合作医疗的号召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农村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前30年在缺医少药、卫生条件薄弱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公共卫生以控制传染病为卫生工作重点，以预防医学系与卫生防疫站为依托，走群众路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建立了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逐步防治了血吸虫病和麻疹等，基本控制了恶性传染病和性病，保障了人民健康，提升了人均预期寿命，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一是人均期望寿命，二是婴儿死亡率，三是孕产妇死亡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35岁，1978年提高到68.2岁；婴儿死亡率，新中国成立初为200‰，1981年下降到34.7‰；孕产妇死亡率，新中国成立初为1500人/10万人，1989年下降到94.7人/10万人。这三大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国民的健康水平的巨大进步。

总结起来，毛泽东时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卫生成就，其经验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建立公费医疗制度，政府对卫生事业大规模投入。新中国一直将卫生机构作为社会福利，实行低于成本的医疗收费，降低基本药品的价格，保障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得到基本医疗服务。五六十年代三次大幅降低医疗价格。第一次是1956年，药品加成费减少30%，手术费减少60%，接生费减少50%，普通挂号费减少30%。1958年和1966年医疗价格进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逐年增加，到1978年国家每年投入卫生事业费从建国初的1.9亿元增加到22.4亿元，卫生基本建设费由建国初的1.3亿元增加到3.2亿元。60年代初期，我国逐步实施了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等7中传染病的常规免费接种，对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以及子宫脱垂等妇女病，国家免费普查普治。[iv]卫生医疗服务机构都是政府或集体直接创立并管理的公共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卫生医疗服务收入与机构、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第二，建立起成本低、见效快、符合落后国家国情的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养得起、用的动、留得住”，生活在生产单位，半农半医或半工半医，随叫随到，服务热情。虽然只经过短期医疗技术培训，但数量庞大，扎根基层，通常不分昼夜，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赤脚医生为长久以来不愿意外出看病、无钱看病、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民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医疗卫生服务，因而很快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尊重。赤脚医生在落后、愚昧的农村大力宣传卫生知识，鼓励群众移风易俗，发动群众起来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不仅如此，为了对广大赤脚医生进行培训而编写的《赤脚医生手册》，不仅成为广大赤脚医生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而且也成为很多城乡居民维护健康的简明读本。

第三，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向全体人民提供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任何一种公共卫生制度都需要相应的经济制度支持。赤脚医生是建立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础上的，赤脚医生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看病和参加农业劳动都会给赤脚医生记工分，年末凭工分取酬，因此农民们养得起。药品是医疗体系中比较昂贵的部分，尤其建国前30年医药工业还不发达，获取西药往往难度很大。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有限，一般只有止痛消炎针剂、红汞、碘酒、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人民公社会留出一块地，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后来被概括为“四自”），给当地农民治病。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 5 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 5 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么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第四，建立三级卫生网络，覆盖全部基层单位。三级网络即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体系，县级有县医院、防疫站和妇幼保健院，乡级有乡镇卫生院，村级有村卫生室，在城镇三级网络由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厂矿门诊组成。中国的卫生网络是借鉴苏联经验、并结合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进形成的。县一级医疗卫生机构绝大多数是由国家投资，包括基本建设、仪器设备、人员工资和业务费用等；公社卫生院1/3由国家投资建设，其余2/3由集体筹办，国家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大队卫生所全部由集体和个人共同筹集资金举办，国家在预防接种、人员培训以及医疗设备方面给予补助。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以“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承担治病和防病的双重责任)”为三大特征的预防保健体系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卫生工作方式。以山东省掖县为例，全县人口83万，设有县级卫生机构7个，公社卫生院27个，大队卫生所1010个，全县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县、社、队三级卫生医疗网络。到1975年，全国县医院2 324所，病床26.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79 654人；公社乡镇卫生院54 026个，床位6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749 912人，分别比1965年增长了46.15%、368.18%和249.73%。到1983年，全国已有卫生机构19.6万个，卫生防疫站3274个；全国共有乡(公社)卫生院55559个，床位74.6万张。

第五，通过群众运动开展公共卫生事业，改善居民的卫生素养和卫生习惯。卫生工作的对象是群众，但由于卫生工作关系到群众的生、老、病、死等切身利益，因此群众天然地会关心这些问题，从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积极性。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实际上就是把卫生科学知识交给群众，使群众不仅是卫生工作的对象，同时也是卫生工作的主动参与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卫生工作的主体。让群众与自己的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同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过程之中，将能极大地动员卫生资源，降低卫生工作的组织成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央要求着重抓好城市厂矿、农村卫生，并把突击活动与经常保洁结合起来。不少基层单位成立了清洁队，并建立了卫生扫除日等各种制度，保持了车间、居室、食堂、厕所等内、外环境清洁整齐，从而使居民患病率逐渐下降，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第六，大力发展医药工业，并用中药弥补西药不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医药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原料药产量不足百吨，大部分药品依赖进口，药物缺乏且价格昂贵。国家确立了以制造原料药为主、制剂为辅、对中药有计划地进行整理的发展方针。中国医药产业迅速发展，到1965年，六大类原料药（抗菌素、磺胺、解热药、维生素、抗结核药、地方病药）和三大类制剂药（针剂、片剂、大输液）在基本满足国内防病治病需要的基础上，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口。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高度重视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物美价廉的特点，使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公共卫生、重大疾病防治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江苏省灌南县民间医生周大春的治疗血管瘤的五妙水仙膏，北京双桥老太太罗有名的王氏正骨和湖北使用断肠草治疗关节炎等快速、经济、高效治疗疾病的经验被卫生部认可并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