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劳苦人民的文艺作品登上了舞台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无论在边区文艺界还是国统区文艺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样一种“普遍的启蒙运动”表示赞同，有的文艺工作者还发生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变，美术、音乐、诗歌、小说、话剧等各个艺术领域纷纷涌现出表现工农大众生活情感，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人民立场，展现出全新的创作追求和美学风格。文艺工作者也不再居高临下地扮演启蒙者，而是融入广大民众，成为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应当说，《讲话》确实起到了“整风”的作用。
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其创作全新的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品的前提。比如小说家周立波，亲自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后曾经发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阐述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指导作用，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懊悔：“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看不见群众，看不清这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他深刻意识到文艺“工作对象问题”的重要，于1947年5月深入东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积累大量百姓生活素材，终于创作出长篇巨制《暴风骤雨》，热情歌颂了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全新的新文化的文艺作品也相应带来了教育民众起了变化。在这方面，延安边区“革命民歌”的创作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百姓喜欢的以民间流传的民歌形式上改编的“革命民歌”是较早由著名音乐家李焕之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与“旧社会的民歌”的新旧对比中提出的。李焕之也是延安时期重要的音乐工作者，他在为《陕北革命民歌选集》一书所作前言中，对革命民歌的发展历程及教育劳苦民众的意义上作了简要说明：如果说产生在旧社会的民歌主要是反映了劳苦人民受尽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以及对那种生活的控诉和反抗，那么，当劳苦大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之后，农民群众随即创作了反映他们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的革命民歌，也创作了对新社会热情赞颂的革命民歌。这是新社会里的新文化新的社会主人所自己革命生活的真实形象第一次以主人登上舞台。
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民歌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劳苦大众，革命民歌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农民新生活及陕北新社会，而革命民歌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其劳苦大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二字亦正此意。有学者称，“在自古以来流传在陕北、陇东、宁夏东部山区的民歌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的信条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我们见到的是无所顾忌的诅咒王政、公开对抗专制家长、责问上天不公的愤激词句以及‘手提上人头怀揣上刀//泼上性命与你交’的爱情”。而“革命色彩”作为新民歌与旧民歌的重大差别，这恰是边区新社会赋予音乐的新的时代内容，正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化。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边区革命民歌的创作与发展呈现新的面目。
其一，涌现出李有源、汪庭有、孙万福等一大批优秀民间歌手，创作出《东方红》《十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边区十唱》《翻身道情》等一大批优秀革命民歌，备受边区百姓喜爱，传唱极广。需要注意，这些民间歌手的身份首先是底层劳苦大众，生活经历大都艰苦悲惨，正是有感于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和自己政治地位的深刻变化，才创作出如此题材的音乐作品。
比如《十绣金匾》的作者汪庭有，本是陕西商南人，1923年因旱灾随父逃难至鄜县羊圈沟，后自己流浪至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马栏川。他于1943年完成《十绣金匾》的词曲创作，此时的边区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由于《讲话》的感召而空前高涨。如汪庭有本人所言：“我一直受苦，这两年心宽敞些了，才编下歌来哩。”著名诗人艾青作为边区专业文艺工作者，曾经对汪庭有做过一个专访，谈及《十绣金匾》的创作时说：自从八路军来到了他的村庄，他的光景改变了，他不再受冻挨饿，也不再被人欺侮了。他过的是自由的生活，一边用锯子和刨子做着活，一边在嘴里就自然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他的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一串的声音，在自己的脑子里记忆下来的。
1944年11月，汪庭有还参加了边区文教英雄大会，并被边区政府评为“甲等艺术英雄”，《十绣金匾》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歌词“十绣”体现出的对“八路军”“军生产”“民劳动”“恩情宽”等边区新貌的赞颂，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热情。此时的汪庭有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启蒙者、教育者”的作用，这一身份的转换是前所未有的。应当说，汪庭有、李有源等劳苦大众通过创作反映边区革命新貌的文艺作品，表达了对新政权、新社会的热情赞颂，使这一群体也充当着“启蒙者”的角色，带动更多群众真正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得到了有机统一。
其二，边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充分认识到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的极端重要性，纷纷深入生活，向人民大众学习，从而创作出更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的革命民歌，其自身也受到了革命的教育。
在民间音乐整理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音乐家安波，亲身经历了这场文艺整风运动，并曾经将汪庭有的《十绣金匾》改编而成《三绣金匾》，对于这首歌经典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从正面肯定了《讲话》提出的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重要，认为“这样较广泛地利用民间形式，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尝试。这次工作给了我们很多实际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指示的正确：惟有我们面向工农兵，工农兵才能面向我们的艺术”。
李焕之也说：“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专业文艺工作者也都热情澎湃地改编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民歌，革命民歌的创作活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音乐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在《讲话》中的光辉教导，在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中，对学习民间音乐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会。大家都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学习和改编，这对音乐创作更加民族化、群众化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和促进。”向工农大众、向民间音乐的学习，其收获不仅是音乐创作专业上的进步，更包括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情感上的融合。
其三，《讲话》对于革命民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歌曲题材更加贴近和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上，还体现在作品艺术水准的提高和教育劳苦大众自己的作用的提升。《讲话》虽然强调文艺作品“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但并非“都不是从文艺特别不是从审美出发，而完全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相反，《讲话》对审美和艺术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就革命民歌的创作而言，无论是汪庭有、李有源等民间艺人，还是安波、公木等专业文艺工作者，都使革命民歌在音乐上经历了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从选择什么样的曲调，再根据新内容的需要而经过演唱上的加工创造，并当它为群众所接受而在新的生活土壤中生根之后，原有的民间曲调也就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了”。
比如作为移民模范的农民艺人李有源，在之前流传的《芝麻油》《骑白马》等乐调的基础上，重新填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词，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领袖的爱戴，并激发了群众移民开荒的热情。这些歌词乐调后又经公木、刘炽、王大化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加工，而成为后来流传极广的经典歌曲《东方红》。
汪庭有也是在《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唱的基础上，无论在歌词还是在曲调上，都经过重要改造而创作出著名的《十绣金匾》，表达了工农群众对边区社会新貌的赞美与歌颂，成为另一首经典革命民歌。这一类革命民歌完全符合《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产生了良好的教化民众的作用，“有的革命民歌虽然也知道它是脱胎于某某旧民歌，但新的艺术形象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中，只要一听到《东方红》、《绣金匾》、《抗日将士出征歌》的歌声，我们心中就油然升起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崇高形象”。
例如创作《绣金匾》这首歌的作者，叫汪庭有。他祖籍陕西商南，生于1916年。1918年因灾全家出外逃荒，其父携带全家沿门乞讨度日，受尽磨难。直至1936年，汪庭有流落至新正县马栏区三乡——杨家店子落户定居。他在马栏开荒种地，学做木匠活。由于他心灵手巧，勤奋好学，干活认真，不计报酬，逐渐成为方圆一带小有名气的巧木匠。汪庭有未念过书，但他很喜欢当地的民间秧歌。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得益于当放羊娃的时候，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伴经常传唱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的熏陶。在马栏期间，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边区的种种的新气象，给庭有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使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欢乐。再加上他悉心的搜取、荟萃和升华，于是他就在挥动锯子和刨子的间隙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串声音唱出来的，反映了穷苦农民翻身作主、自由生产、生活的心声。在编歌的过程中，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有时刚把第一节编好，编第二节时，往往就把前面的又忘了。他想了个法子，每节编好后，教给村里孩子唱，当他忘了时，村里孩子记住了，这样就克服了不识字的困难。从而他编出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在当时的马栏川，大多数老百姓都会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后来唱了几十年经久不衰的《绣金匾》。
《绣金匾》歌词欣赏：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得红， 金匾上绣的是，边区陕甘宁；
二绣陕甘宁，世事多太平， 军和民大团结，大家一条心。
三月里是清明，金匾绣三层， 金匾上绣的是，模范八路军，
三绣八路军，抗战下决心， 对民众多恩情，爱国爱人民。
四月立夏天，金匾绣得宽， 金匾上绣的是，八路军大生产；
四绣军生产，比民忙大半， 夜晚间守警戒，白天务种田。
五月五端阳，金匾绣得亮， 金匾上绣的是，边区老百姓；
五绣老百姓，抗战最热情， 组织起自卫军，打倒小日本。
六月热气腾，金匾绣花云， 金匾上绣的是，民众的劳动；
六绣民劳动，有利有名声， 行行出状元，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里七月半，金匾绣得宽， 金匾上绣的是，妇女的生产；
七绣女生产，织布又纺线， 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
八月里八月半，金匾绣得圆， 金匾上绣的是，边区合家欢；
八绣好家常，卫生身体强， 全家人都和气，民主好商量。
九月里九重阳，金匾绣得长， 金匾上绣的是，移民上天堂；
九绣难民来，政府好优待， 老户们帮助他，吃用有办法。
冬里天气寒，金匾十绣全， 金匾上绣的是，政府恩情宽；
政府恩情宽，冬学到处办， 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活过新年。
这首《十绣金匾》唱的是《绣荷包》的调子，很有乡土气息。荷包本是民间男女表示爱情的信物，汪庭有觉得给政府、领袖、部队送荷包不合适，因此借用其调改为《绣金匾》，来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的欣欣向荣景象。这首歌一经传唱，不胫而走，很快唱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十绣金匾》的“十绣”被精炼为“三绣”：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 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 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 三绣八路军，坚决打敌人， 消灭了反动派，全国享安宁。而共产党八路军大多数来自劳苦人民，这一群劳苦人民有了自己的文艺作品，并登上了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