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邓小平文过饰非诿过于人

走资派邓小平文过饰非诿过于人

 

走资派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捅刀子两面三刀之小人、自从毛泽东逝世后他篡权成功后就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于和对文革的无恶毒地抹黑颠倒黑白。

就说彭德怀被整的真相：1953年，高岗为反对刘少奇这个毛泽东的接班人，先后拜访了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和邓小平，当时这四人中对高岗的主张，彭德怀和饶漱石表示赞成和拥护，林彪不置可否，而邓小平立马向刘少奇告发，刘邓从此的关系就日益密切。需要说明的是，在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表示:“我老了, 不适合当国家主席了, 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新中国的党政军开始由刘少奇正式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在毛主席休假未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954年2月6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上将高岗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从此开了先例：反对刘少奇即是反党。也为邓小平日后主抓反右开了先例：反对某个党员个人即是反党。

邓小平由于告发彭德怀深得刘少奇赏识，四十全会没过多久刘少奇又于1954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被刘少奇重用提升进入政治局。当时毛主席己退居二线，同年9月，邓小平就当上政治局常委，党中央的总书记，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政。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所谓反党集团，其实就是反对刘少奇罢了）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坚持：“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在庐山会议上，除了彭德怀，挨整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而周小舟几人的挨整，则是其在同杨尚昆等私下交心时说的话，被杨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后，杨尚昆一次在谈到平反问题时说，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的行为辩解说“是违心的”，邓小平和杨尚昆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始作俑者，说自己是“违心的”岂不是欲盖弥彰？反对“彭、黄、张、周”的“功劳”实在是非邓小平和杨尚昆二人莫属。然而在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又说是毛泽东整彭的。

再说1956年5月，毛主席根据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全国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欢迎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建言献策，目的是在全国造成一种心情舒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局面，使各党各派各阶层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大干社会主义。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党中央书记的邓小平，不大赞成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击右派开始时，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这就意味着他拥有什么人是右派？在什么范围内反右？怎样进行反右？想要抓多少个右派？如何处置这些右派的决定权。毛主席当时根据下面反映的情况估计全国的右派人数不会多于5000人，可反右运动结束时，走资派邓小平竟在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搞出来55万个右派，是毛主席预估的100多倍。走资派邓小平每每提起“极左”总是咬牙切齿，殊不知，走资派邓小平才是搞“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的罪魁祸首。

1958年11月6日下午，走资派邓小平窜至贵州省，召集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书记开会，发布“五风”动员令。（指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他指责绥阳县每亩产蔴180斤，连连摇头大叫说：“太少了，应该是1800斤”。这个县当年人均产值147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200元，邓大为不满，训斥说：“你们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达到300元，第二步到500元”。毛主席根据山区特点提出“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方针，邓大不以为然，自行主张并宣扬“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500万亩地砍掉400万亩，每亩（产量）达4000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由此，浮夸风被邓作为先进经验，先在遵义地区，后在全国各个角落越刮越猛。

从这几件事实可以看出，打击迫害彭德怀，反右无限扩大化和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始作俑者都是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本人，据已知材料，刘少奇不仅派其原秘书、后担任农委副主任到河北省蹲点，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先后几次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发表了许多浮夸、共产风、大办食堂、托儿所以及进入共产主义的五条规定，邓小平则利用其掌握舆论大权，在《人民日报》上大吹大擂，说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4万多斤，小孩坐到水稻上的照片，在全国刮起了一时难以纠正的共产风等五凤，直接破坏了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跃进运动，虽然毛主席接连召开三次中共中央全会，亲自领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划清了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但许多人仍然不听，继续执行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的那一套，致使全国经济到了奔溃的边缘，出现了罕见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接班人，他们为了表示自已的积极性、衷心拥护中央的决定，往往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大搞投机取巧，捞取荣誉。但是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不负责任，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到头来，他们却把这些污水泼向毛泽东，目的旨在贬低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生前虽对邓小平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番五次进行严厉批判，但同时亦实事求是的肯定邓小平在治国治军方面的成绩和优点，总是尽量给他时间和空间，充分鼓励和激发他的长处，以期他在实践中将功补过，真正回到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上来，否则也不会三翻五次地将他打倒后又将他扶起来，无非是期望他能够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毛主席爱护老同志，爱惜人才的苦心，被走资派邓小平的小人之心荼毒殆尽，走资派邓小平居然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罪孽诿过于毛主席。走资派邓小平大概认为毛主席逝世后再也不会严厉指责他了，自己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了。

走资派邓小平贪天之功，陷害忠良粟裕大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全国人民都知道，自人民解放军自创建红军以来，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粟裕大将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将才，他能征善战，攻必克，守必固，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巨大功勋。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位将帅之星，临逝世也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正确评价。从中作梗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对粟裕大将如此仇恨呢？原因如下：第一，粟裕从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一直追随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赞赏器重有加。邓小平要反毛主席，自然也不会放过粟裕。第二，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粟裕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全面指挥的，邓小平当时同刘伯承还在大别山，毛主席为了充分调动刘邓部队对周围蒋军的牵制作用，以减轻淮海战场粟裕大军的压力，就委任邓为淮海战役的前委书记。（据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讲：淮海战役时，粟裕、刘伯承都是尽心竭力，邓却把心操在打扑克上）邓小平不自量力，把自己只是起到的牵制淮海战场外围蒋军的作用，说成是由他指挥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他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遇机会就打压粟裕大将，目的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第三，由于走资派邓小平指挥无能，致使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役损失惨重，走资派邓小平如何向中国人民及其牺牲战士的父母交代？指挥无能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于是，走资派邓小平及其帮闲“理论精英”们灵机一动，转而将责任推给了毛主席，污蔑说毛主席的战争思想和理论已经过时，是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反击战才遭到惨重损失。粟裕大将针锋相对的反驳说：“仅仅5年前对美都没有过时（指抗美援越）；10年前对苏也没过时（指中苏珍宝岛之战）”。粟裕的这些言论犯了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忌，直接点中了走资派邓小平无能的要害，刚愎自用的走资派邓小平怎能轻易饶了粟裕大将呢？所以，粟裕一再要求恢复被彭德怀等打击迫害的名誉，给以平反昭雪，却被走资派邓小平牢牢压住。最后，粟裕大将含恨含冤逝世。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际确立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议，能够参加并支持毛主席的人，是中国革命的大功臣。邓小平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1958年11月3日，走资派邓小平同杨尚昆、李井泉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走资派邓小平却以参加者自居，指指点点说自己当时坐在什么地方。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说在会上从来没有见过他，参加会议的共有18个人，包括当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及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总参谋长。后经纪念馆的同志向中央多方证实：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在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谈判时，走资派邓小平也作为成员参加过，走资派邓小平一贯吹嘘自己的作用，回来向毛主席回报说“小个子斗败大个子”，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但他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却改口说“回忆过去十年，我们都说过许多废话”，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样，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他可以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是绝对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典型。

仅这几件事，就可看出邓小平为往自己脸上贴金，竟胆大妄为的去篡改歪曲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他为一己之私，不惜屈死、整死挡在自己前面的任何人，哪怕你是功高盖世的大将军，哪怕你是枪林弹雨中的生死弟兄。真乃蛇蝎心肠，阴险恶毒无出其右者。

走资派邓小平毁我长城、毁我国防。邓小平允许和鼓励军队经商赚钱的政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造成了极大干扰，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削弱，走资派邓小平颠覆了军队时时刻刻备战不懈，一切为了打赢战争的军事思想，让军人做商人，把军事训练场当商场，把军舰、飞机等军用器械用于各种走私物品，使军官和战士一心向钱看，涣散了对敌情的关注，涣散了军心，培养了军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大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贪腐之风。

走资派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政策，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不务正业的各种培训班，促使战士有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可以光荣镀金，并且学一门技术以便于将来到地方上顺利就业的思想，这样一来，当兵不是为打仗、害怕打仗，只愿当技术兵，不愿干其他兵种的现象很普遍。

1978年8、9月，中国曾两次进行了低层高超音速拦截导弹试验并取得成功，如果坚持实验研究下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就大功告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会比美苏等所有国家都最先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那样，中国今天的国防实力当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会居高临下的注视当今的世界局势。但是，走资派邓小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下令中止整个“640计划”（反导计划）。并且于1980年3月，中国的“反卫一号”也被停研，不久就终止了“640计划”。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将大型飞机试飞成功，但走资派邓小平硬说这是四人帮搞的，坚决予以否定，硬不承认，解散了100多人的试制队伍，气死了试制组长。至后30多年就没有去搞出大型飞机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是革命的大学校，军人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黄继光、张思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英雄模范，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解放军是全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张爱萍上将曾讲过：“（军队）热衷于经商，必定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走资派邓小平蛊惑军心，乱军阵脚，将对帝国主义威胁最大的尖端武器研制项目砍掉，为帝国主义在尖端武器研制并成军方面走在我军前面提供了时间和空间，造成中国的解放军在保卫国土海疆时的巨大困难，其责莫大焉，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