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是需要武力去捍卫的

和平与发展是需要武力去捍卫的

 

大凡关心身体健康的人，恐无不知晓钙的作用、补钙的重要。钙是生命的元素，少了它，人便会免疫力降低、疲倦乏力、腰酸背痛、骨质疏松，生出种种的病症。缺钙不会立即致命，但长期缺钙一定会导致人体机能的衰弱和衰竭。人，一定要有精神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的“人学”中贯穿的基本要义。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有一种东西的重要性，恰如钙之于生命的作用，那就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的脊梁，挺直精神脊梁的人，才能抬望眼，前驱引领；是心之所向、共同之志，有了它，一个组织才能团结凝聚，一路披荆斩棘、守道不回。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着共产党人勇敢地站在民族的前列，努力把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任担当起来。几百年来中华民族因缺钙而沦为殖民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民旅又补了些钙,  然而在复辟资本主义改开后的走资派又流失了补的这些钙。

毛泽东的影响，确实是深远的。虽然许多人力图淡化他的影响，但越来越多地人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的意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才真正称得上伟大。一些人所以有意地淡化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文革。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是中华大地上的这个民族对私字的宣战。但这种集体的对私字的宣战并不是为了灭亡，而是要向涅槃的凤凰那样，浴火重生。文革确实是在引火烧身；就是毛泽东自己，都抱着要粉身碎骨的态度。当然，走资派们现在已经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一段时间内似乎文革的矛头所向，也就变得模糊了。

实际上，经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   走资派梦想将文革的矛头所向，在人们的脑海里应该永远地模糊下去，直到什么也看不见，才好呢。但是，现实的发展，让文革的矛头所向，重新变得清晰起来。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大幸，还是大不幸。现在，人们终于知道，文革是向官僚主义开战的。文革是向人们灵魂深处"私"字宣战的。有的人讲，官方是永远不会肯定文革的，因为文革就是针对着官老爷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对。因为同是官方，也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时代的一部分官方，从牙缝里都没有露出否定文革的意思。因为否定文革，就意味着否定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然而，历史是胜利者篡权成功者书写的。毛泽东的文革之路，在他作古之后，是走不下去的。人们可以有许多的理由说，历史需要改革。那就让人民去选择自己的路线吧；而走资派不会以真实历史的态度去对待整个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十年文革。实际上，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否定，是非常匆忙的。而否定者本身就是在文革中的主要被批判者,  何来公正公信?  明显的报复敌对含义。否定文革是非常棘手的，稍不留神，就会满手是血。匆匆地做一个结论，也许能安抚走资派和追随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心，同时又想洗白走资派自己本身,  为非法篡权后的执政合法化扫清障碍。但却很难堵住后世的悠悠之口。“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在毛泽东看来，文革是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从他的政治遗嘱中，就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讲《红楼梦》的总纲就是第四回，“护官符”。现在来看，这个观点，意义太大了。毛泽东讲过，做了大官，就要保护大官的利益，这正是古代所谓的“官官相护”啊。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向官僚主义开战的。在毛泽东眼里，腐败的官僚，已经不是人民的一员，而成为了官僚阶级，即特权阶层。毛泽东是想用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打跨官僚阶级。现在讲毛泽东的影响，似乎只能从文化上讲。而在文化上，毛泽东确实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刚性性格。补了些钙!

中华民族原本的文化性格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塑造的，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史上，儒家文化成为官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是基本的事实，实际上，儒家文化“儒者，柔也”；既然是柔，那就不是剑拔弩张，而是温柔敦厚。道家文化"任性逍遥"的性格。温柔敦厚，任性逍遥，构成了中华民族性格非常完美的一面，但是，这种完美，却隐藏着巨大的缺陷。佛教，佛教中国化，所诞生的就是禅宗虚幻空灵的一面。儒道释三家文化主要塑造了华夏民族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的性格。把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统一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和谐”了。但是，和谐的文化性格有太大的缺陷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根源于这种和谐的文化性格，而中国要走出屈辱的历史，也只有重塑这种和谐的性格。那么，又怎样重塑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呢？我们知道，与和谐相对立的就是斗争。也就是说，斗争哲学可以重塑我们民族的性格。而毛泽东的哲学，恰恰就是斗争哲学，仿佛正是斗争哲学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实际上，这是很深的误解。是斗争哲学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是斗争哲学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即便做不到“吃水不忘打井人”，也不应该诋毁过去的历史啊。

现在自然不喜欢斗争哲学了。早已厌倦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总觉得还是和谐的好。但是，讲和谐的哲学是需要条件的；而现在恰恰具备了这个条件，即太平盛世。但是，孕育斗争哲学的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如果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还在那里讲和谐，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塑造的。所谓的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实际上就是一种和谐的性格，但是，这种和谐的性格，恰恰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缺乏斗争的因素。
     
中国在近代史上，所以倍受欺凌，和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绝不是没有关系，所以，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险关，需要的决不是温柔敦厚，而是拿起武器，起来斗争。讲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实际上就是讲中国革命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伴随着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的。中国革命，改变了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而把斗争的精神注入到这个民族灵魂的深处。从本质上讲，温柔敦厚这种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反而是文明的标志；但是，这文明的标志，显得那么懦弱无刚，在外敌入侵面前，表现得那么软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完全有必要改变我们民族的性格，不再那么懦弱，而是起来斗争。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就是再过一万年，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个民族是追求和谐的；但是，这种对和谐的追求，并没有法子改变近代的屈辱。我们对人家讲和谐，人家却把屠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激发我们民族的血性了，正所谓“中国人民又岂能俯首对屠刀”。讲和谐，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那只能换来屈辱甚至灭亡。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不也讲“大东亚共荣”吗？表面来看，也符合现在所谓“和谐”的哲学，但那是真正的和谐吗？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民族生存的最后关头，只能奋起抗争了。
     
有人讲，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同样地，要和谐，也要有斗争的准备。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讲和谐了，就说斗争哲学一无是处了，恰恰相反，是斗争哲学造就了我们现在讲和谐的基础。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斗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斗争哲学，应该肯定的。从本质上讲，斗争哲学属于二元论，总是要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也就是所谓的你死我活。对待敌人就是要你死我活，不可能如现在人们讲的,  你活，我也活；大家互利共赢。当然这主要根源于经济基础和自卫实力。讲和谐，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更珍视斗争哲学在中华民族性格中所注入的斗争精神。讲和谐，就不准斗争，这样的道理是没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斗争，是不行的。不去斗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许多时候，和谐也不过诱人的幌子。
     
任何时代，从来就没有绝对完美的，也没有糟糕透顶的。斗争哲学是通过什么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是中国革命；但是，被排除在中国革命之外的十年文革，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大些。我们知道的，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很难的。十年文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去全盘否定斗争哲学，显然是不对的，那样做，甚至会引发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我们要做的也只是积极的扬弃斗争哲学。我们这个民族所要告诉世界的，决不只是我们拥有温柔敦厚的文化性格，我们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究竟斗争哲学好，还是和谐的哲学好。孔子的哲学可以说是和谐的哲学，总是温良恭俭让；可以说，这种哲学塑造了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然而，这种温柔敦厚的性格，有太多的缺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充分展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缺陷，太温柔敦厚了，就很容易让人欺负。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我们所以沦入了做亡国奴的边缘，不正是因为温柔敦厚的性格么？所以，我们需要在温柔敦厚的性格中，融入敢于斗争的因素。所以，斗争哲学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只有敢于斗争，才有希望。如果只是畏畏缩缩，那就是死亡的道路。
     
实际上，敢于斗争的人并不很多，有些人，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得过且过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什么不敢于起来抗争呢？这大抵根源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在儒家，讲什么“哀不而伤，怨而不怒”，“思无邪”；把人培养成了顺民。所谓的顺民，不只奴在身，而且奴在心。专制的时代，最需要的就是顺民；而顺民的哲学就是奴隶主义。而做稳了奴隶呢，则是太平盛世了。孔夫子的全部学说，也大抵不过教人做稳奴隶吧。而毛泽东、鲁迅先生，他们的主义、思想，才是为了让人们起来做主人的。在以往的时代，主人翁意识提得非常响亮；可现在，已经满足于做打工仔了。
 
斗争哲学，却看透了儒家文化吃人的本质，所以讲“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就是造反有理”。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软刀子；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但是，斗争哲学却让人知道将死的痛苦，已死的悲哀，让人们起来反抗，争取生的前途。孔子是资产阶级的敲门砖。而现在大规模地祭孔，而孔子又成为了至圣先师，高巍巍地站在云端上。难道是以前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我们总觉得以前的预言是荒谬的；

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出毛泽东重塑民族的性格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毛泽东时代早就成为过去，而我们的民族也闯过了生存的激流险关，而现在则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但是，现在讲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这和平与发展都是需要武力去捍卫的，也就是说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孔子的学说为专制主义所利用，这是历史的事实，更何况，专制主义并不外在于孔子的学说；也就是说专制主义就在孔子的学说之内。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打错；而现在堂而皇之的祭孔，也许，只能解释为历史的倒退。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有过太多的陶醉；这种陶醉本身，就是中毒的表现。而要解毒，也只有用现代的观点、方法，来改造传统文化。遮蔽传统文化黑暗的一面，是不对的；相反，应该看清它。对于传统文化，说到底，还是应该有一种理性的态度。现在，人们总觉得传统文化就是好；但大多数人，对于传统文化，都是知之有限的；所谓国学热、传统文化的复兴，夹杂着太多情绪性的东西。为斗争哲学所重塑的民族性格，终于渐渐地消失不见；而又回复到了温柔敦厚的路上去了，也许要永远地温柔敦厚下去吧。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讲过，“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文明其精神”，就不说了，因为含义很明显，要思考的是，他为什么用“野蛮其体魄”而不是“强健其体魄”。我觉得，“野蛮”是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在的。而我们民族的性格，是温柔敦厚的。在温柔敦厚的性格里，最缺乏的就是原始的生命力。改造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也许最紧要的就是注入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吧。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曾经是一种非常伟大的理想，但是，现在有的人却说，社会是可以改良的，甚至也可以改革的，但独独不能够改造。因为改造有一个前提，即这个社会一无是处，罪孽深重，然而，这说法何其的荒谬。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可有可无的，许多伟大的理想，不懈地奋斗都是徒劳无功的。说实在的，人类依然认同对社会，对人性的改造。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对中国文化最深远的影响，就是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