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在海丰打土豪分田地的示范

彭湃在海丰打土豪分田地的示范

 

彭湃目睹海丰家乡的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等等的压迫剥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于是彭湃在广东海丰地区组织农会、办免费学校教农民识字、 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武装, 并得到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支持。积极响应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理想。所以苦难的农奴们纷纷起来参加农会。

此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而中国共产党主要致力于开展工人运动。直到1923年，党的一些领导人对农民运动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农民没有作出正确的分析。1922年12月，张国焘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说：“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 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虽然也说中国的“各种革命部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农民“所受外资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但又说在自耕农占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在他于这年年底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进一步宣扬了这种思想。文章虽然也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外资侵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但又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迂迁被难苟安”，从而使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甚至说如“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总之，在他们看来，农民是落后的，难以加入革命，当时不可能发动农民运动。

然而，彭湃早在1922年11月18日给李春涛的信中，就指出：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强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己阶级的营垒”。并说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 。在1923年7月19日给李春涛的信中，他还说：“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故农村的阶级的反目，老早就有，不过没有人挑拨（即宣传发动——引者）罢了。” 也就是说，在农民中蕴含着雄厚的革命基础，领导他们开展农民运动，完全是可能的。

彭湃认为、农民的革命性，源于他们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他在1924年5月11日关于海丰农民运动致陈独秀的信中，以海丰第三区林姓地主为例，说“他们对于佃户异常苛酷，屡屡升租，不遂则收回田地，批与别人。十年前每石种田（……）纳租额不过五六石，至多亦不过七石。现在每石租田竞升至二十石租之高”，致使农民“收支相抵每年亏本二三十元之多。他们现在觉得是太亏本了，他们晓得团结了” 。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农民初步进行了划分，说80%的农民可以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其中佃农约占50%，半自耕农约占30%，自耕农、雇农约占20%，并具体地讲述了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景，说农民在政治上艰苦万分，深受土豪劣绅、民团乡团、警察、县长、军阀等等的压迫，毫无权利与地位可言；在经济上深受地租剥削，要将一半以至2/3的谷交于地主，自己年年都亏本，只好靠作工、卖东西甚至鬻妻卖子来还债；在文化上则没有书读。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农民占人口80%，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在《海丰农民运动》这篇著名的著作中，彭湃进一步详细描绘了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况。他说在辛亥以前，农民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辛亥后在陈炯明统治下不但不能摆脱这些压迫，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恫吓，他们对农民毫不客气地殴打、逮捕或监禁，甚至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在经济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军费负担、苛捐杂税之沉重，使自耕农入不敷出，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佃农更要受50%至75%地租的剥削，更加亏空得厉害，日陷于悲哀和不幸，妻儿卖尽之后自己或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在文化上，由于无钱读书，80%的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革命是无路可走的。

彭湃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深入调查和具体分析，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最早的。正因为他了解农民，熟悉农民，深知农民的苦难，所以他坚信农民的革命性，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

彭湃认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革命运动必须依靠农民，不能忽视农民的力量。彭湃一再强调，因为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而且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所以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1923年2月20日由他起草的《海丰总农会宣言》中，便明确宣告：“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说：“由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欧洲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 

1925年底他与阮啸仙为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进一步指出：“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 

1926年5月，由他领导和主持的广东省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也指出：“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 应该说，他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比较突出的。

彭湃号召农民必须与工人联合起来，农民运动必须与工人运动互相支援。早在1923年5月1日，彭湃就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中，指出工人和农民同是受压迫剥削的，有共同的敌人，应该团结起来。宣言号召说：“我们要在这一天，轰轰烈烈地显示我们伟大的阶级团结，鲜明我们的阶级意识，整饬我们的先锋队伍，发挥我们的斗争精神，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协力推倒国际资本家以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起呀！我们亲爱的工人和农人！起！起来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主和军阀！争回我们的固有权利——自由和幸福！世界的无产阶级呀，团结起来！” 

1925年4月14日，他在海丰农工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的演说中，再次号召工人农民“从此觉悟，团结起来。农人组织农会，工人组织工会，同心协力，向田头宣战，向资本家宣战。农民实行减租，工人实行加薪” 。

如果说上面这些论述和号召还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到1925年下半年，他的工农团结的思想就是直接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而且更加明确了。

1925年8月4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工农联合”的口号。他说：“工人革命单独可以成功吗？农民运动单独又可以成功吗？这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军阀和资本家时常利用不肖农民来捣乱农会，就是商团未被政府解散前，也利用未觉悟的农民，来破坏农会的组织，所以农民运动的成功，非联合工人不可。工人农民的地位已是没有分别，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联合不可。”“海丰农民运动，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工农联合万岁！”

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说：“现在社会中有两种人主张革命最彻底的，这两种人应该互相联合，互相团结，然后彻底革命才能成功，这两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我们工人要革命成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因为农民是工人的好朋友，与工人在一条路去革命的。”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听了彭湃的报告后，立即作出一个关于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彭湃的主张写进了决议案中，并高呼“工农联合万岁” 。

1926年，彭湃仍然在积极宣传工农联合的思想。这年1月10日，他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开会词中号召说：“我们农工阶级，就要在革命的根据地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奋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全中国革命化，全世界革命化。” 2月23日，他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省港罢工工友大会上的欢迎词中又说：“只要帝国主义强硬—分，我们团结十分。如果帝国主义强硬十分，我们团结百分，就不能不将帝国主义打倒呵！”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也有不少论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但像彭湃提出得这样早，强调得这样突出的，还是不多的。

彭湃提出农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应该与兵士联合起来。从海丰、广宁、花县减租运动受挫折的教训和农民的强烈要求中，彭湃清楚地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1924年12月5日，他在关于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写给中共广东区委的补充报告中，说“农民总是向我们的宣传鼓动员指出，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什么也干不成的”。并明确提出：“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1925年4月，他在《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又说：“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就向我表示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为迫切。”“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 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还坚决驳斥了那种“农民不必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论调，认为这“很容易驳倒他” 。他以广宁、花县、番禺、中山、五华以及海防丰农民被镇压、摧残的事例，说明农民运动要取得胜利，非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不可。

关于加强农兵团结、实行农兵联合的思想，比上述主张提出得还要早。1924年12月19日，彭湃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说中，就提出兵士是“有事为兵，无事为农”，原与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要进行革命，以反抗那不利于农民、兵士之特殊阶级。农兵团结，共同建设一个衣食住充足的安乐国家。这必定要农兵联合，才能够得着最后之胜利“。最后他带头高呼：”农兵联合万岁！“

由于彭湃重视农民武装的建立，所以在他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专门设立了军事课，还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这些措施，对于农民武装骨干的培养和各地农民武装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立农民武装，这是农民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受到摧残，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或武装力量不够强大。彭湃在领导和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很早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并提出农兵联合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