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细菌武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细菌武器

 

1952年6月，由剑桥大学著名生物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率领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到中国进行调查。在大量人证、物证和科学检验结果面前，科学委员会的专家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完成了一份600多页的报告。因该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又被称为“黑皮书”或者“李约瑟报告”。他们的结论是：“中国东北和朝鲜人民，却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七名科学家中，除了一名来自苏联外，其他六名都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李约瑟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如果由美国提议介入调查的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性质与构成就会发现：首先，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而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组成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是战争的另一方；其次，美国所谓的“国际红十字会”实际上是瑞士的“国家红十字会”，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再次，美国建议成立的科学委员会由巴西、埃及、巴基斯坦、瑞典、乌拉圭五国提名的科学家组成，在这五个国家中，除了埃及以外，其他四国都支持美国在1950年6月25日向联合国提出的谴责朝鲜侵略韩国的提议。考虑到美国提出的三个机构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此中国拒绝其介入调查。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担心有关细菌战的检验结果和数据泄露给美国以后，会成为美国检验其细菌武器效果的重要依据。

从1952年5月开始，中朝方面陆续公布了承认曾参与实施细菌战的近30名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其中3名上校军衔的空军战俘谈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过程。另外，美国空军上尉驾驶员约翰.奎恩还供认其在朝鲜投掷了细菌弹。

1952年初，中国和朝鲜控诉美国军队违反国际《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秘密地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1952年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支持由朝鲜外交部长朴宪永发表的、对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罪行的指控。毛泽东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中朝政府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指控暴露出美国极力保护的一个军事机密，即美方在朝鲜战争中开展细菌战的能力。美军到底是否具备细菌战的能力？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还需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就进行了细菌战的可行性研究，但是考虑到细菌武器的运输困难以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人口免疫的难题，美国还是放弃了大规模开展细菌武器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受同盟国军事、政治、工业利益的驱使，特别是在德国和日本1939年公布细菌武器发展研究报告的刺激和威胁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发展细菌武器的可能性。当时，不仅像苏联、法国、英国等大国有细菌战项目的研究计划，就连加拿大、波兰等国也开展了此项研究。1941年10月，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亨利.史汀生组建了一支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队伍，对细菌战项目进行指导和研究，他还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一个细菌战项目委员会。该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即与英国、加拿大的细菌战项目建立了联系。1942年2月，细菌战项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细菌战是可行的，并且史汀生还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主张通过民间机构积极的、秘密的推进细菌战研究项目。罗斯福虽然没有看过这份备忘录，但他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议。事实上，罗斯福总统显然是被这些主张开发和研究细菌战项目的专家给说服了，最重要的是他考虑到了德国和日本细菌武器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1944年6月，罗斯福总统将细菌战项目任务转到了美军作战部，并且与美国海军部共同合作进行。在25万美元启动经费的支持下，细菌战项目迅速成为战时美国第二大军事科研项目，仅次于当时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由于细菌战项目的重要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有近4000人参与到该项目的开发和研究中。美国细菌战研究的中心是生化部队的特别项目部，该项目的研发中心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营地。迪特里克营地建立于1943年4月，当时，同样位于马里兰州的埃奇伍德兵工厂已经不能满足细菌武器研制迅速发展的需要。到1944年年底，该营地的科学家们对很多种细菌及生物武器进行了试验和研究。但是，一方面，因为美国已经批准了1925年《日内瓦条约》有关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款，因此美国政府一直担心使用细菌武器会遭到美国国内及世界舆论的谴责，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却没有同意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条约，这就使国际社会怀疑美国的意图，并成为对其进行指责的理由。同时，美国还有另外一种约束，就是害怕报复和考虑到战争对象是否值得冒险使用细菌武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苏走向冷战阶段，基于对苏联拥有实施细菌战能力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军方要求将细菌战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以保证在未来的生物战中处于优势地位。另外，由于细菌武器相当低廉的研究成本和发展迅速的特点，所以在冷战前期，扩大细菌战项目研究计划对美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基于以上考虑，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本细菌战战犯及其罪行进行包庇和隐匿，准备赦免日本细菌战战犯，以便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研究的资料和活体标本。在被赦免的战犯中，包括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祸首石井四郎。由美国情报官员帮助编写的石井四郎的个人评估报告，使他免除了战犯的审判。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他们这样描述石井四郎：“他是亲美的，并且他尊重美国的精神文化和物理科学。”可见，美国为了获取日本的细菌战资料可谓是“煞费苦心”。由于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审判，日本试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大量证据公布于世。美国政界、军界、学术界与媒体为了掩盖其与日本的不光彩交易，反称苏共是在“作秀”，是为了搞“政治宣传战”。

美国到底从与日本的交易中得到了什么？美国国家档案中的资料显示，美国军方对石井四郎和细菌战专家至少进行了24次询问，而且对询问记录进行了备份。石井四郎和日本细菌战战犯总共向美国提供了35份书面报告，报告还附有大约8000张详细记录的800个人体测试的幻灯片，以及有关鼻疽、鼠疫和炭疽病的三份尸检报告。这些报告的篇幅从300多页到800多页不等。日本战犯所提供的有关细菌战研究的报告显示，日军对细菌战的研究与美国相类似，范围较广，细菌类型多，但主要是集中在对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等病毒的研究上。在得到日本细菌战的详细资料后，美国的细菌战专家写出20多份详细的分析报告。1947年11月，从日本回到美国迪特里克营地的生物战项目负责人埃德温.希尔博士称：“在这次日本的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大大扩充了这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在目前所解密的美国国家档案中，虽然没有关于石井四郎等日本战犯帮助美国进行细菌战和细菌武器研究的记录，但是有证据表明，日本人所提供的细菌战的情报资料帮助了美国人在1947年以后所进行的细菌武器的设计和测试。

1950年6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美国国防部长特设的研究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战争的史蒂文森委员会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关于更加广泛的发展生物武器的计划和更加激进的八项建议。10月27日，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批准了这些建议，使得美国军方在战争爆发时能够使用包括新的神经毒气等生物武器，并研究和测试有关进攻和防守方面的生物战。史蒂文森委员会的报告还否定了国际上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定义和分类”，主张美国放弃“使用生化武器只用于报复”的国家政策。美国空军完全赞同该委员会的建议，主张大规模开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生物武器在削弱敌人精神、软化敌军进攻、隔离战场等方面的潜力和好处，他们认为美国必须“毫不拖延地获取强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并希望在1954年以前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生物武器系统用于紧急战争，以对付苏联和中国。尽管做了大量的努力，1952年9月，美国军方负责生物武器研究项目的人员仍向政府报告，他们把杀伤力强、稳定、可行、易传播、成本低、能产生疫情的细菌武器运用到常规战争中的计划并不成功。而一年后，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两年的结果表明，他们对细菌武器的计划过于乐观。但是，这不表明他们的计划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没有收获。

早在1950年2月美国生化部队负责细菌武器研制项目的威廉.克雷塞就通知国防部，三种病毒试剂与最先进的M33炸弹已经成功地经过了实地测试，再经过一年的继续研究，这种细菌弹的威力可以发展到4天内将病毒扩散到500平方英里的范围。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美方除了研制出含有能引起波状热的猪布鲁氏菌细菌弹外，还研制出了含有炭疽、兔热病、鼠疫、肉毒杆菌四种病毒的细菌弹。1951年夏天，美国军方负责细菌战项目研究的部门想在朝鲜战场上对已经研制出的各种细菌武器进行测试和检验，与此同时，美国迪特里克营地的科学家与加拿大的细菌战专家一起继续研究和开发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来传播疾病的炸弹，他们利用苍蝇、蚊子、跳蚤等昆虫携带的病毒或带病毒的火鸡羽毛生产出细菌弹，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部队在战场上发现的美国空军投下的细菌弹就是这种。

美国军方对细菌武器的研发由来已久，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有较快的发展，当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美国为了在边打边谈中取得优势地位，是完全有能力和可能性采取细菌战的。1952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与在迪特里克营地的美军细菌战实验室达成了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开发和研制细菌武器及运输系统。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公开承认在对越战争中使用过化学武器。纽约的《新闻日报》出版了一份有关美军细菌战尚未解密的报告的摘录。该摘录公开了从1950年到1966年美军在8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活体细菌试验的情况。这则消息震惊了所有的参议员，他们认为军方对他们不知道隐瞒了多少重要的数据和事实。与此同时，1976年11月9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了一部日本电视纪录片，该片控诉日本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细菌试验残忍地杀害了3000名中国囚犯，并且进一步指控这些刽子手通过与美军分享试验成果的方法逃脱了战犯审判和惩罚。日本细菌部队的5名军官声称，美国军方承诺如果他们将有关日军细菌战研究的重要数据和资料提供给美国军方，他们将受到完全的保护。日本媒体的指控恰恰与1952年李约瑟博士率领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所提供的调查报告相吻合，即“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二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的约翰.鲍威尔在上海主办了英文杂志《中国月报》。由于在他的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因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威尔与他的妻子被美国指控犯有煽动罪。6年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和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判他们无罪，但是，此后他再也不能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了。后来，鲍威尔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1980年10月发表了《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行》一文，对美国与石井四郎的肮脏交易进行了揭露。当年第一时间向西方民众报道有关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澳大利亚记者弗雷德.格拉汉姆.伯切特和英国记者阿兰.温宁顿，他们非常同情中国的遭遇，撰写了大量揭露美国罪行的战地报道，因此，他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视为眼中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如果美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面对美国众多学者要求政府开放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细菌战项目的档案资料时，美国政府不会至今仍保持沉默。美国再狡辩也不能掩盖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对中朝军队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中朝两国反对美国细菌战的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