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共产党把敌人当反面教员

毛泽东共产党把敌人当反面教员

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之后，毛主席曾高兴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为什么呢? 

这个人背信弃义，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准则，毫不留情地撤回了驻中国苏联专家，给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军事工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困难和损失，就是这么一个人，凭什么给他发个大勋章? 对于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专家这件事，毛主席在1963年9月3日对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谈话时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没有苏联中国就不能活吗?  中国靠着自己的两只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要不是赫鲁晓夫的弃义，中国要独立自主地搞出这么大动静，也不太现实，那就要看人脸色，受人制约，中国的独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迟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鲁晓夫教育了中国人民，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应不应该给他发一个大勋章呢?毛主席说的还是没有错，应该发一个。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员的，它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只是有这样的教员还是不够，还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还需要另一种教员，那就是“反面教员”。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赫鲁晓夫只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反面教员多了去了。

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共党内出现了一种用毛主席的话说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这种思想一度很有些势众，因为它是从莫斯科带来的，这个幻想是怎么破灭的呢，主要靠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靠国民党的一个又一个反共高潮，靠“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皖南事变，靠国民党的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上，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又迎来了另一个反面教员，美国人。美国人是很能迷惑人的，它曾以一副和事佬的面孔出现，在国共之间穿梭调停 ，热心的很，仿佛要帮助中国人实现和平一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颇具代表性和象征性，毛主席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确有一大批人对美国是心存幻想的，美国的那个脸也是漂亮的很。而实际上美国的战略意图压根就不是为了中国好，而是想干涉中国，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后来它虽然没有大规模出兵中国，但它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打了一场惨烈的代理人战争，只是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而已。1949年8月5日，在败退中国大陆的日子里，美国人发表了一个白皮书，坦露了他们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心迹。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对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感谢了一番：“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 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美国这个反面教员确实是非常具有教育作用的，它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正如毛主席所说：“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美国这个教员给中国人上的课，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长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没有这堂课，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怎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后来的反霸斗争中，构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战略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反面教员说”便是历史经验的特别重要的一面。

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对前来学习中国经验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谈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说起了遇到了种种困难，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1956年8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坏事的作用，他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谈到王明的“斯大林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时，他说：“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 ，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1956年9月25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他总结了中国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在这次谈话中，他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对蒋介石，他称“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党内王明路线、李立三路线，他说：“他(王明)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

对于对待错误的态度，他做了哲学的总结和分析，他说：“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  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  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发生的少数人闹事这个问题，他说：“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资产阶级右派问题，他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

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问题，在谈到法国的戴高乐登台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时，他说：“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 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 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放，等于我们右派的毒，你得让他放。你不让他放，他总是有毒的，放出来毒就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