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 有许多人对西藏寄于同情。

毛泽东说,  有许多人对西藏寄于同情。

 

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许多人对西藏寄于同情。但是他们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变分子，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人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除掉几万人，还是一百十几万人，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的同情相反，我们同情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少数人就是剥削压迫分子。

讲贵族，××和阿沛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

西藏地方大，人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

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资，二不生产人口，你看，基督教是结婚的，回教是结婚的，天主教多数是结婚的，只有少数不结婚。（周恩来：印度教也结婚，日本的佛教，除少数人以外，也结婚。）就是西藏的佛教不结婚，不生人，不生产后代。这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来一个近代化？同时，教徒（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信教的。但是你们要，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的事情，只能个人自己决定。这些话，我跟达赖一个人谈过。我说，你们为了长久之计，是不是可以加以改革。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它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们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是个农奴制度，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

现在是平叛，来不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不站在反革命那边，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资本家也是一辈子都包到。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有利，这样一来，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把仇就解开了。而农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得了土地。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吗，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又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事，既然我们打了大败仗，那么就有打了大胜仗的。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你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奈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的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知道。这是个大家的疑问。我这里回答：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军队，只要二十万的×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就是××（包括干部）。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退××多，剩下××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这样搞了，宣布六年不改，六年以后，如果你们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

你们晓得，西藏整个民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番、阿赛那些地方。这个地方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跟他们商量，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刻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就举行叛乱，武装斗争。现在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

你讲复杂，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现在有许多所谓康边人去了西藏呢？就是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康人同藏人就发生了矛盾。

西康跑出去的，青海跑出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饭？那里来呢？就在这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来吃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那些枪收缴了。比如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的队伍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

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怕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六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头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要。所谓灭掉者，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国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之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他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之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比如尼赫鲁总理这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是两面性：一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号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