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我入读西北师范学院附中,上初中二年级,直到1956年高三毕业,整整五年,对附中的许多事情和老师印象深刻。
西北师范学院和师院附中都在黄河北岸的十里店地区,属安宁区地界,在当年兰州市的西北方位。“离黄河要近,离市区要适当远”,是时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之前在陕南城固)的李蒸先生一行1941年来兰州考察后确定下来的原则,最后校址也是他们选定的。
有条东西向的马车路连接师院东门和附中,中间要经过一条大沟,那是多少年以来夏季山洪暴发时节、从北山上下来的洪水下泄到黄河形成的一条又长又大的深沟,叫做“狼沟”(也叫“狼谷”,好像比较雅一点)。大概是由于过去这一带人烟稀少,常有野狼出没之故而得名。据说早些年,那一带房子的墙上都画一个大白圈,就是为了驱走有时来犯的狼。小时候在北平就听说过这个办法,住比较偏僻地方的人家在墙壁上画一个大白圈可以避狼来袭,还有个说法,“狼怕圈,虎怕鞭,狗怕弯腰捡大砖”。
以狼谷为界,附中在东,师院在西,师院南边不远处是党校。家住师院校区的同学来往于附中,要过狼谷。那几年我家住的十里店那一片平房都在狼谷以东,我们上学不用过沟,父亲从十里店的家去师院上班,就要走过这条大沟。遇到山洪爆发的时候,就不能过了。
狼沟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乱沙石,沿狼沟向下走,就到了狼沟底端汇入黄河的地方。在那附近,有一架很大的黄河水车(比湘西的水车大很多)。水车昼夜不停地转动,通过相连接的木槽引黄河水上来灌溉河岸周围的农田。沿狼沟向上走,周围都是山峦,狼沟附近有一个军事单位。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顺沟上行,走了很远,挺荒凉的,没什么意思,半道折回了。那一次,我们在沟里发现一颗手榴弹,觉得可能是解放兰州时马步芳部队留下的,知道不能动。就找到附近军事单位报告了。他们让一个军人去查看了一下,说是废了的,拿起来扔了出去,果然没反应,捡回去了事。
记得五十年代前期,师院附中每个年级有两个班,甲班和乙班(或许初中有三个班),每班三、四十人。基本上全体学生都在学校寄宿,除了上课以外,学生的起居作息,吃饭、睡觉、学习、锻炼等等的,也都属于学校的管理范围。
起床洗漱之后,先是早锻炼,早读,然后早饭。上两节课,课间操,再上两节课。吃午饭,午饭后回宿舍午睡一小时左右。下午再上两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时间,以班级为单位,项目和体育器材轮换。晚餐以后,稍事休息,上两节晚自习课,当天有课的老师会到教室给学生答疑,有时也补充讲些课上没讲的内容。
虽然当时物质条件较差,但是由于寄宿,同学之间通过共同生活、学习、锻炼,一起长大,互相了解,感情比较融洽。也由于寄宿,老师对学生的关照,更加全方位,更加细致,师生相处、交流的时间多,关系也更加密切。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心无旁骛、刻苦学习的氛围、师生交流、教学相长。。。。这一切,还是挺让人怀念的。
我在学校那几年(1951——1956年),学校伙食不错,好于当时大多数家庭。主食多为细粮,后来有些杂粮,玉米面等。伙食费是每月12元,家庭贫困的同学可申请助学金,就涵盖伙食费了。我们班上好几个同学有助学金,他们有的来自附近农村,有的来自本市城乡,也有外县的同学。
伙房按每组8个人打菜,早上只有一盘咸菜,有时候是一碗煮得烂烂的酱油黄豆,午餐、晚餐有两、三个菜,午餐常有肉菜。一开始主食不限量,馒头随便吃,后来就定量了。早餐每人一个馒头,另有一大桶土豆丝汤,自己舀。有时候是一桶大米粥,也有时候是一桶玉米面粥(后来有杂粮了),自己盛。饭量大、吃得快的,如果运筹得当,也许能多喝半碗粥,你懂的。中午和晚上每人两个馒头,另外有一桶高汤,基本是酱油汤。
头两年,没饭厅,我们在露天吃饭。三俩菜盆放在地上,大家端碗围一圈吃饭。
五十年代前期,附中校舍和学生住宿条件比较简陋,估计还是抗战期间的40年代初、西北师范学院和附中由陕南城固逐渐迁出,在兰州重新建校时的状态。
床铺算是架子床,但不是后来大学宿舍里的那种标准配备:一上铺一下铺、靠边有几级楼梯可供上下。女生宿舍不知道,当年我们男生宿舍,屋子很长,每间屋对着门是一个挨着两边墙壁的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层一个挨一个地并排睡十几个人。四条床腿都是粗壮木柱,另有一根立柱固定在上、下床沿的中部,立柱中位固定一个平顶楔形木块,可以踩脚,就是十几个睡上铺同学的上、下通道了,宿舍里不配备任何桌子和凳子。
据知,双层大通铺和露天吃饭,和三十年代后期在陕南城固时一模一样,这传统有年头了。
每年重排宿舍,可能学校条件也有变化,记得上高中以后,我们班的宿舍就是只有一层的大通铺了。排铺位的时候,按姓氏笔画多少为序,我被排在最靠窗户边,而且是一个单人的床铺。都是青年人,锻炼完了一身臭汗(那年头,洗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到城里澡堂去洗,一个星期能洗一次就算不错),加上那么多双球鞋,宿舍里的气味不好,即便是冬天,我也把窗户开一条小缝。
兰州夏天室内不热,蚊子也不多,比较好办。冬季寒冷而漫长,就比较难过。教室里都有一个烧煤砖、有烟囱的铁炉子,炉子上坐一个水壶烧开水,每天早晨要点火生炉子。宿舍里没有取暖设备,很冷,母亲给我缝了一床很厚的棉被,剩下就全靠年轻人身上的火力劲儿了。要是起夜上厕所就更冷,都是披上棉衣快快跑去,快快跑回。低年级的宿舍离厕所近,气味难免。
到兰州的第一年,我上初二,学校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晚上,我们点煤油灯上晚自习课,四、五个人围在一起,共用一盏用墨水瓶加上灯捻做成的小煤油灯。
当时客观条件就那样,加上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真没人在乎。而且大家理解,学校和老师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学校条件也在逐年改善。第二年,我上初三的时候,学校通电了,教室装上了电灯。校史上说,过去是用驴驮水桶运水,后来添置马车,改用马车拉水了,当然还是黄河水,黄泥汤。用明矾澄清后,要倒掉 1/3 的澄泥。直到1956年,师院建了水塔,我们才用上自来水,我都快高中毕业了。
不记得是哪年,报纸上发文,在肯定师院附中教学质量不错的同时,主要是批评附中是“近视眼养成所”。当年,我们同学确实有不少“四眼”,还好我不在其中。之后,教室里改装日光灯,每个教室装6支日光灯。又有人说,日光灯光谱虽好,但是光强不够。看到教我们物理的刘永旺老师和校医室的老师一通计算、讨论光通量(流明数)的问题,最后,全部改装成 6 支双灯管。
我上高中以后了吧(1953学年度),建了一个礼堂兼做餐厅,放些方桌,“从此改变了15年来学生露天吃饭的现象”(校史语)。礼堂有个舞台,没有凳子,开全校大会时,每个人把教室里自己的椅子带去就座。
相对于那些年并不很好的物质条件,师院附中的学校管理和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的,背靠师院,近水楼台嘛。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教学质量比较好,很多老师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学生专心致志,勤奋学习,学习风气很好。
早读时间,同学们在校园里、操场等各处朗读、背诵英语(1952学年改为俄语)单词。上午两节课后做课间操,校长教导主任有时作简短讲话。
课外活动的时候,为弥补体育器材不足,各班轮流使用各种器材,有的班打篮球,有的打排球,单杠、双杠等等。。。。。夏天来临,课外活动时间,体育老师还组织各班学生去黄河里游泳,就是在黄河边上、人工开凿的、向水车供水的那条宽约 5——6 米,长约百米引水渠里游泳。引水渠不太深,脚踩渠底,能站起来那样的。学校对水渠进行一些加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如用废旧排球网横拦渠道等。这样一来,在夏季,附中学生就有地方安全地游泳了。课外活动的时候,在老师指导、专人保护下,附中学生分班轮流去黄河里游泳,不过会游的人不多。虽然游完泳身上一层细土面,同学们还真是玩得开心啊!
说到游泳,又想起夏天在湘西老家的时侯,大人小孩都在清清亮亮的酉水河里游泳、洗澡,那才真正是畅快呢!唉,不说了,有得有失。
虽然当时兰州市和师院附中物质条件不够好,但是由于寄宿,同学之间通过共同生活、学习、锻炼,一起长大,互相了解,感情比较融洽。老师对学生的关照,更加全方位,更加细致,师生相处、交流的时间多,关系也更加密切。那几年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也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运动,集中心思、刻苦学习的氛围,影响了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出自知识分子家庭,还是来自一般城乡家庭。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们年级、1956届高三毕业生79人全部考上大专院校,全省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