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我的1945

 

1945年，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学校名称是江苏省靖江县西来镇小学。

这所小学比较特殊，特殊点有三：

第一是学制特殊。它是春季入学，所以1945年从年头到年尾，正好是我五年级的一学年。

第二是地理位置特殊。学校处在靖江和如皋两县交界处，界河横在镇中间，五分之三属靖江，叫西来镇；五分之二属如皋，叫西柴镇。小学办在界河南的火神庙里，属靖江地界，所以叫西来镇小学。我家在学校北面约三百米处，在界河以北，所以我的籍贯应该是如皋县西柴镇。

第三是政治环境特殊。当地没有日伪据点，不是沦陷区，又完全看不到新四军的武装人员，所以也算不上敌后抗日根据地。

 

（苏北新四军）

 

抗战初期，本镇曾驻有小股日军，新四军东进到苏北后，消灭了这股日寇，以后汪伪军两次来筑据点都被打掉。新四军打据点时长途奔袭而来，打完了就离开得远远的，平时根本看不到抗日的武装人员。向东八里路的张黄港和往南十里处的斜桥，都有日伪军据点，经常下来扫荡，我们天天都处在日伪军的威胁之下。

“有情况”是当时使用得最为普及的三个字。当早市上熙熙攘攘时，只要听说“有情况”，并且有人快步急走，就可能引起一阵骚动。赶集的人转身回家，摊贩们收拾货物，店铺上排门，一会儿功夫街面上就空无一人。我们学校紧挨着街道，只要发现街面上气氛异常，或有人进来通知“有情况”，老师就说下课、放学！同学们立即拿起书包一阵风似的溜走。我通常是直接回家，也有两次随着人流沿界河南岸往西，跑出两三里后才绕道回去。

这样的跑“情况”，每月都有两三次。多数是虚惊一场，伪军只到了南面或东边的村庄，没有到我们镇上来；或者完全是误会，敌人并没有下来。伪军即使到了镇上，也不过是有对象地找几户殷实店家，敲些许竹杠而已，对普通民众并未曾施加多少伤害。实事求是地说，我对和平军（包括其地方武装）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恶劣，第二年到来的国民党区乡军政人员，那才是一群无法无天的土匪。相比之下，和平军的恶行反而要轻得多。但我们最恨和平军，只因为他们是汉奸卖国贼，我们是抗日的、爱国的中国人。我们又十分害怕和平军，因为我们读的是抗日民主政府编印的教材，老师教唱的是抗日歌曲，书包里的作文本上写的是抗日题材，墙报上也全是抗日内容，怕和平军因此而报复。

从表面上看，汪伪势力似乎更嚣张、更占优势，但镇上的一切，完全在抗日民主政府的管治之下。镇长、村长是抗日政府委任的；商家纳税，农户交公粮；民兵、儿童团、店员工会等群众组织在敌人眼皮底下搞得热火朝天。

年初的时候，进行了镇长的民主选举。为了照顾文盲，采取了用豆子代替选票的办法。由于选举会场借用我们的教室，所以我目睹了豆选的全过程。

火神庙正殿南端的两间就是我们五、六年级的合班教室。殿里的大小佛像已搬到最北头靠墙“集中休息”，只有拿着大锤的雷神和握着玻璃镜的电神还蹲在屋梁上“坚守岗位”。抗战期间镇上不少好的房屋已在战争中烧毁，我们的教室也就成了群众室内聚会的唯一场所。

我不知道候选人是怎样被提名的，只见他们五、六人一字排开坐在教室的最前面，面朝黑板，背后是一排课桌。每人背后桌上放有一个饭碗，教室的中间还有一个盛有豆子的大盆。那个时代还没有一人一票的观念，而是一户一票，家庭代表则可男可女。选举时，投票人依次走上前去，从盆里拈出一粒豆子（可能是蚕豆），再投入到他选中的那位候选人背后的碗里。这就是投票的全过程，既不用审查投票人的选举资格，已投过票的人也不作任何标记。

或许人们会提出疑问，如果有人冒名顶替怎么办？或者一次拈两粒豆子投，或者投过一次豆子后再转回来重投怎么办？似乎那时没有这样的忧虑，一方面当时人们还比较纯朴，另一方面，由于会场内外坐满了人，门外、窗子外也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当每一个人投票时，有上百双眼睛盯着。而且镇上的人互相都熟悉，早不见晚见，客观上起了监督的作用。

选举后不久，要道口贴出了大幅布告，布告后的署名是“镇长戴理、副镇长环向群”。环向群又名环庆武，是我们小校的副校长，教过我算术、体育、音乐，英语，是镇上受人们敬重的知识分子。他当上了副镇长，同学们特别高兴。

乡镇一级官员由居民直接选举，诸位请帮我在史料里搜索一番，大清帝国时期有这样的纪录么？民国时期有记录么？我没能查到，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做到。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积重难返。我们西来镇的这次选举，算得上是一件振聋发聩的重大事件，其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相比三十多年后的安徽小岗村故事毫不逊色。西来镇和靖江的老乡们应以此为荣，靖江县志和西来镇志上都应该大篇幅的记载。

 

（1945年日本投降）

终于有一天，我们等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又听说斜桥的伪军龟缩到了县城里。过了几天，被民兵围困在城里的伪军，走投无路之际，在全县最大的汉奸头子陶明德率领下投诚。几年来对我们的威脅彻底解除了，“有情况”这一词组，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造声势，搞宣传，小学生总是最有组织的最热情的参与者。那阶段，我们好像天天在街上游行。举着彩旗（将写有标语口号的红绿纸贴在竹杆上），街南街北来回几趟，没有锣鼓，就拼着嗓子喊口号，不知疲倦。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石庄、季家市（附近大的集镇）收复了，姜堰、海安收复了，如皋收复了，泰州收复了，周围的敌据点都收复了。我们欢欣鼓舞，整个身心都处于亢奋状态。由于我校不放暑假，只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时放两季“忙假”，所以八月份是正常上学时期，不过因为游行、庆祝，上课也就马马虎虎了。

十月份又形成了一次游行庆祝的高潮。本来随着国民党势力回到苏南地区，家乡人已预感到战争和杀戮的再次降临而惴惴不安。十几年前，附近发生过农民暴动，最后被国民党军队剿灭。我从记事起，就听了不少当时发生过的故事，充满了血腥和残暴。所以当地老百姓都是惊弓之鸟，希望国共两党能和平相处，害怕动乱和战争。

 

 

（国共重庆谈判）

自从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大家十分关心，老师每天都会将最新消息告诉我们。终于盼到了好消息：双十协定签字了。十月十日，国共两党代表在谈判协定上签字，承诺避免内战和平建国，这正是饱受战争蹂躏的老百姓最迫切期望的，于是我们欢天喜地，又去游行庆祝。还是老一套，我们小学生们举着旗子，在街上反复游行喊口号，呼喊的口号主要是这几条：
 

热烈拥护双十协定！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双十协定签订后的新华日报号外）

在那时，无论是在报纸上，墙头标语或是群众大会的横幅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十个大字，都放在突出的地位，表明了它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最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宣传的声势很大，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以为，共产党当时是真心希望和平、避免内战的，证据之一就是将浙东抗日纵队撤退到苏北。撤退的部分人员渡江从张黄港上岸，在经过本镇时，我们在路边上列队欢迎，鼓掌喊口号。见到的可不是精神抖擞、着装整齐的队伍，而是三个五个零零落落地到来，显得疲惫萎靡，武器简陋不全，真象是残兵游勇，大概是因为经历过长途跋涉的缘故。同学们总是热情欢迎，倒水请他们喝。

1945年，对我来说，是走向和平的一年，是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一年。

 

 

作者：刘振墉

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ID: ChineseAmeric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