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心声 | 我的抑郁症，我的爸爸妈妈

 

 

“听我心声”征文比赛

 

“你作业做完了吗？”

“为什么又在玩游戏？”

“你的房间怎么总是一团糟？”

 

亲爱的父母们，您是不是像我一样，同孩子的交流只是停留在这些话的层面上？

 

三年前，我痛失十八岁青春年少的爱子。在极度痛苦之中我反思自己同孩子十八年来相处的日子，追悔自己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去同他建立更深的个人感情，去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挣扎。

 

在北美的社会环境里，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只有孩子成长的前十八年。孩子进入大学之后，父母便“鞭长莫及”了。在这十八年里，您同孩子的情感关系深深地影响孩子将来的为人处事和对自己人生未来的远景。我收到过许多华人的孩子给我的电子邮件，讲叙他们同父母感情交流的缺乏，甚至有些孩子的人生目标就是不要成为像自己父母一样的人。这些故事让我心痛。

 

三年前我以孩子的名义成立了李佳信纪念基金，其使命之一就是要帮助弥合北美华人移民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存在的情感鸿沟。我们华人父母很注重孩子身体和技能上的培养，却常忽略了孩子在情感和情操上的需求和指导。孩子成功了，却不快乐，因为情感上的缺乏不是金钱和成功能弥补的。

 

今年三月份期间，李佳信纪念基金联合泛亚义务门诊，马里兰蒙郡华裔家长联合会，举办了“听我心声”有奖征文比赛，鼓励亚裔少年写出他们想要对父母说的心里话。我们收到三十多位年轻人的文章，许多文章让人为之动容。在颁奖仪式上，我们组织了获奖人的座谈会，讨论亚裔移民家庭存在的两代人之间交流的诸多问题，让许多父母收益匪浅。

 

经作者允许，我们将一些获奖文章翻译成中文，同大家分享，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

 

 

我的抑郁症，我的爸爸妈妈

作者: Sandy 

 

那是在2012年。我刚上高一。跟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出去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我做了一些冒失的事，根本没有考虑我那样做的后果。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那样做的原因是我自暴自弃了。我当时正在与抑郁症抗争。那时候对“抑郁” 这个词我还不太熟悉，仅限于从到处播放的“百忧解(Prozac)”药物广告上听到。我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起不来床，为什么没有食欲，为什么整天睡觉还是觉得疲倦不堪。 没在床上昏睡的时间， 我都花在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慢慢地我开始经常逃学，学习成绩严重下滑。 随着成绩下降，来自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他们在气头上说的那些话，在我的脑海里回响让我倍受煎熬。 我越发害怕让他们失望，因为失望之后他们会让我加倍觉得我自己太坏。我开始跟他们隐瞒我心底的秘密，并任性地尽量少跟他们交流。 我觉得自己特别差劲， 那种感觉无法描述。有时候我跟他们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我感到痛苦和麻木，气愤、伤感、绝望和孤独相互交织，每一种情绪都被扩大了。我记得我想不顾一切地停止这种折磨。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感觉好像天要塌下来，我不堪重负。我爸妈出门参加聚会去了，我找到一些药，一口气全呑到肚里。我在卫生间的地上躺下来，心想我是否能知道什么时候是我最后一次呼吸。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的样子，我爸妈回到家发现我趴在马桶上呕吐，吐出来药片。

 

尽管在精神上我已经放弃了，可是我的身体却在挣扎着想活命。刚开始他们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最后我因为极度害怕我可能真的要死了，就告诉了他们。我感觉到我不想死，但是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的爸妈气坏了。 我求他们送我去医院，他们不肯，而且觉得我那样做太丢人了。他们充满怀疑地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里，从晚上十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处于昏迷和呕吐之中。等到天亮他们看我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不得不开车送我去看急诊。第二天我被留在医院，我不由自主地走进精神科。现在轮到我暴怒了。我不愿相信我的父母把他们自己的脸面和名声看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我刚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度过最漫长的八个小时，挣扎着从药物过量中恢复。之后的一周我住院接受治疗，其间要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因为我跟父母交谈太少， 造成了我跟他们之间的语言障碍，所以心理治疗师安排了一名电话翻译。我的第一语言是粤语，但我出生在美国，更多时候我讲英文。到了我不再每天跟父母交流时，我就不会讲粤语了。家庭会议进行得很折磨人。我父母那边很明显存在一些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我父母一向表现得很坚忍，他们从不示爱，不管是他们之间还是对我。他们搞不懂我怎么会抑郁。在他们眼里我有家有地方住，有吃有穿，他们觉得我不懂得感恩，那些生活条件不如我的人都没有感到抑郁。

 

按他们的逻辑，我没有理由消沉。心理治疗师提到我自残把手臂和手腕弄伤了，我爸爸的回答竟然是，“她不过是为了要引起关注。” 我记得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我是多么沮丧和不安。在精神科遇到的所有人当中，我是少有的几个在治疗中没有得到父母支持的病人之一。

 

时间到了2015年， 我读高三了。我已经几乎完成了大家认为最难读的一年的学业。那一年对我来说确实艰难，但不是因为大学申请和标准化考试。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在申请大学和计划高中毕业以后做什么这些事情上。我说服自己我不会毕业，因为我另有打算。

 

四月中旬我再次服药过量。这次我爸妈没有犹豫就送我去了医院。他们从最初的气愤变成了担心和惧怕。我服了大量的药，几乎对我的肝脏造成永久损害。医生强调说，是我父母的快速反应救了我，如果再晚几分钟我可能就没命了。我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的一家专门进行肝脏移植的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周，然后奇迹般地，我的肝脏功能开始自主恢复了。爸妈每天都来探视我，在我疼痛到动都不敢动的时候他们会握住我的手。他们会抱着我，亲吻我，跟我说他们有多爱我。我看出他们的转变和惭愧。他们深感内疚，认识到以前给我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并一直贬低我。这些压力和打击成了家常便饭，终于让我对自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在我不能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我就怪到我自己头上。

 

他们意识到他们那种“强硬的爱”的方式深深伤害了我。我又在精神科待了一个星期。这次的家庭会议没有把我弄哭，也不是以我的拂袖而去告终。爸爸没有怪我说我那样做是为了引起关注，他把他的心思都放在了我和我的治疗上。

 

转眼又到了2018年。我停学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在Montgomery College上大学。我开始在我的社区倡导提高心理健康意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好转，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我跟爸妈的关系。我的爸爸妈妈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达到能理解的水平，可是他们从未放弃过。他们到处寻找为家有精神疾病孩子的父母建立的支持小组。他们看书，听访谈节目。他们与我的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医生共同努力。

 

从我第一次住院开始，我父母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几年以前，我想象不到我爸妈和我会这么亲近。他们跟我，两方面都做出巨大努力来消除分歧。耐心和交流弥合了我们之间的裂痕。我学会了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改变，特别是学会理解他们自身文化中被看成是禁忌的东西，那有多么难。

 

所以反过来，他们越来越接受我患有心理疾病这个事实，使我的康复过程更顺畅。尽管其中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我没有灰心。如果没经历过那些挑战，我的父母不会相信真的有心理疾病这一说。他们把他们所谓的骄傲放在一边，不再顾虑他们的亲友会怎么想。如果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们会问，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但最重要的是，每当我有话要说，他们都会认真地倾听我的心声。

 

作者：Sandy

翻译：太阳雨

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ChineseAmeric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