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相册,目光移向另一张。七寸,七岁,彩照。米黄脸蛋,两眼直视前方,上嘴唇咬着下嘴唇,一脸僵硬的笑。道道蓝背心,军绿长裤,黑塑料凉鞋。斜挎,带着刺刀的木头枪。只是那彩,手工推上,类似水彩画。
镇上的照相馆,光临的次数有限。但记忆最深刻,因为紧挨着理发馆,儿时常去。我的头发硬,难剃,需要电推。每次去都找同一位师傅,模样不记得了,只剩下白色轮廓。椅子是金属材质,坐垫好像是红色的,可以放倒,听师傅手里的刮刀,在一条发乌的皮革上擦来抹去。
打醋买盐的供销社,偶尔挂牌“今日盘点”,糖果的味道依旧从窗户的缝隙里溢出,缠着走过的人不禁回头,一瞥但不惊鸿。
为人民服务的镇政府,只在考上大学需要转户口进去过一次。办理人很高兴,痛痛快快就给办了。
露天戏院跟镇政府隔着一堵墙,多半是放电影。假票,翻墙,都干过,钻进去就是王。不过,要想吃榨油糕得掏没有的钱,否则烫手烫嘴。
人民卫生院,跟镇政府门对门。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夫,给我查视力,建议吃猪肝羊肝,这,难倒了母亲。母亲说,记住这个大夫。没有他当年开的中药,就没有今天的我。大夫一直记着我的名字,而我仅仅留下了他的音容。最后一次应该去见他,没有做到。
收购站,我跟父亲趁夜黑风高,推着平车送蜂蜜。检收人一眼大一眼小,尝了一口,说味道不错,说明我们掺进去的糖水是合适的。
人民食堂,父亲特意为我点了一碗甜米,中途上厕所时,被同去的村民偷吃了一口。父亲回到家时跟母亲笑着说,“满屯看着那碗米实在是受不了”。
杀猪场里看猪哭,邮电局里挂长途。。。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堂的犄角旮旯,不规则地分散在前后左右。与不属于人民政府管辖的火车站相依为邻,隔一条马路,与铁路并行,城乡差别可见一斑,如井水河水,只有雨来时不分你我。
乡村距离镇上很近,一抬腿就到,所以总把这里当自个家的地,看别的村都像是拐着弯的穷亲戚。口语里称“站上”,不说“镇上”,潜意识,尊重工人阶级老大哥地位,甘为人下。
候车室里,横列巨幅画像,“江山如此多娇”。苏式的建筑,级别超过县城,甚至地区。坐上火车,觉得就实现了梦想。出站口,一排刷了绿色的铁栅栏,蓝色制服一个一个查票。失联近月的父亲就从那里出来,扛着麻袋,贩牲口差点把自己搭进去。不知多少次,我从这里出来,眼前一片空地,有砖有石子,坑坑洼洼,可勉强称之为广场,可以摆摊,也可以打架。有初中堕学的同班,挂牌“精修各国手表”。有高中落榜的同学,支着瓜摊,告我“随便吃”,我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刚在那边吃过了”。有本村里的瘸腿退伍军人,给人一丝不苟地修皮鞋,旁边的小凳上,坐着打扮洋气的女人,说是省城里来的,招来几个少见多怪的灰头青年,假装看钉鞋。同一个角落,我姐和我姐夫开始了第一家个体小摊,卖油条和豆腐脑。每日起大早,赶五六里路。来去都是用自行车带着所有零碎。从这里,获取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我帮过两天的忙,混了一碗豆腐脑走人。
这一走,不知道是几年。再回来时,广场上有了的士,是用手扶拖拉机改装的黄包车,“师傅,坐车?”,“坐车吧,师傅?”
马路对面曾经是热闹非凡的电影院,有些没精打采,跟曾经翻来覆去的声音对不上,“。。。大型彩色宽银幕战斗故事影片。。。”,那个声音,是当年电影放映队的副手,传说在人民大会堂放过电影。台阶下,多了几张打台球的桌子,叮一下,咣一声。
二层所谓的百货大房之上,好像是雾,像雨。。。怎么看,都不像记忆中,属于故乡的那片云。最早是菜果门市部,夏日搭棚卖西瓜,我给母亲丢过人,蹲在那里啃过西瓜皮。母亲躲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打着哑语向我连连招手。
国内航班转国际,隔夜三星级宾馆,转次日绿皮火车,硬座上眯着眼,忆着回家的路。。。我走的,是不是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