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西南联大》李、闻两公治丧委员会主席
父亲陈冠商，于1937年抗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离开宁波鄞县抗日游击队＂飞鹰团＂，投奔抗战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大＂求学，读书求知，抗战救国。他在北京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读书期间，曾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
当时北大因北平沦陷，迁移到大后方云南昆明，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共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和当地的地下共产党接上组织关系，但仍然积极参加和领导联大的抗日学生运动，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抗战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卑鄙残酷地暗杀了抗日爱国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教授，父亲被联大师生共同推举，担任李、闻两公的治丧委员会主席。他曾给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他臂缠黑纱，昂首挺胸，单枪匹马，走在整个送葬队伍的最前列，其身后是一幅白布黑字的大横幅标语，上书＂沉痛悼念抗日爱国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再后面就是长长的一排排送葬队伍。永恒的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停格在这难忘的一刻。
父母一辈子为人低调，从来没有在我们子女面前，吹嘘炫耀过自己的光荣革命历程和英勇辉煌事迹。但是作为子女，实在不敢忘却父辈的丰功伟绩。西南联大造就了中国当代一大批文学大师和优秀学者，父亲作为当时的杰出学生代表，功不可没，可惜综观现当代各类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各种纪念文章，不知究竟何故，鲜有提及当年联大的学生运动和当时的学生会领导人。
更为可惜的是，父亲在文革中，被上海师大外语系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多年，思南路住处被抄家三次，所有的文字材料和书信照片均一网打尽；被逼书写的厚积等身的自我检查，以及当时的外出调查等档案材料，统通散失殆尽，不知所终。
隔离审查期间，我和我妈每月一次，去郊区漕河泾师范大学，为我爸送生活用品和换洗衣物，但被禁止家属之间的见面和通信，唯一见过一张二指宽的小便条，上面用颤抖的字迹写着：＂万不可死！相信党，相信群众！＂父亲九死一生，劫后归来，我曾给我爸留了一个小瓶，内装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几十颗他最爱吃的花生米，聊表孝心。他吃得津津有味，全然不顾内中花生早已经变质变味，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一番心意，不忍扫我的兴。
曾在互联网上读到过他的学生所写的文章，提到二十年前，在上海的文庙旧书市场，见到过＂陈冠商档案＂在地摊上求售，因未带足现金，惜而失之交臂；后来携款再去，遍寻不见踪影。可能是因为史料散佚，音像资料缺失，知情人士离世，历史不会重现。
大浪淘沙，浪去无痕，
灰飞湮灭，消失殆尽！
当代英雄豪杰，逝后一抔黄土，
记忆荡然无存，事实不复再现。
人生感慨《事过无影 人去无踪》
2016年9月24日
感谢指正，请阅拙文《翻译家陈冠商教授坎坷人生》（即发）
由此获得这些信息：
您父亲至少在1937年已经入党（共产党）。到1939年，至少有两年党龄，而且在飞鹰团两年。
按您自己博文所述，尊父在1939年离开宁波，北上求学。
而真实史实是北京大学等在1937年八月份就撤离京津，辗转到了昆明。因此，1939年在北京的那个所谓的北京大学就不是北京大学了，尊父也就不可能是“后来因北平沦陷，随校迁移到大后方云南昆明”的。
事实（史实）只会有一个，若有错，也是您的记忆或您的叙述。
殷切盼望您重新修改该博文。
2 学生会主席是北大学生民主选举的。
呵呵，我的问题不是选举是否民主。
西南联大在1938年4月份正式定名以后，在大后方就没有单独的北京大学了，也不会有现任的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吧。
那么您父亲是在1939年以后的某一年在北京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老人家究竟是在那一年去的昆明？
固然由于文革等，尊父留下的史料很少，固然您父母为人低调很少和你们提及过去的经历，但是您写东西也不能信笔写来。
我推测，您父亲当年是南下昆明而不是北上北京求学，上的是西南联大而不是北京大学。
3 闻一多教授在谴责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的集会后被暗杀，作为他的学生，我爸义不容辞，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组织联大师生为李闻二公送葬，被推举为治丧委员会主席，何错之有？
闻一多先生是在1946年7月份被枪杀，您父亲此时的身份是学生会主席。这个主席身份是西南联大的，还是北大的？因为博文正文里面您已经说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了。
您父亲从1939北上求学到1946年还担任学生会主席，读本科读了七年，还是？我的导师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1943年毕业的，老先生健在。
尊父是令人佩服的先辈，只不过让您一描述：
“他臂缠黑纱，昂首挺胸，走在整个送葬队伍的前面，其身后是”
好像1972年的江青对维特克才这样讲话，让人读起来不舒服。
“于1939年抗战时期，离开宁波鄞县抗日游击队＂飞鹰团＂，北上求学，抗战救国。他在北京大学英美文学系读书期间，曾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后来因北平沦陷，随校迁移到大后方云南昆明，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共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问题1：您父亲在1939年以前，就在浙江宁波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本身是抗日救国，最大的抗日救国。
而此时此刻，北方的华北平原甚至都不是“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华北。在北京的北京大学是“伪北京大学”。是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傅斯年坚决不承认的伪大学。尊父为什么不去当时地处西南的西南联大？浙江离云南比北京离云南近吧？我们家不少亲戚可是从冀东去的大后方，去的西南联大。
问题2：
他一个39年才去入学的学生，在那一年当的北大学生会主席？
当时“伪北大”的教授都不受人待见，他这个学生会主席是日伪委任的官方学生会主席，还是国民党的地下学生会主席？
问题3：
就算他是一个国民党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的，他何时去的大后方？
在北京，39年入学，当学生会主席也得在41年左右吧。
他如果去大后方，那时候不论是走海路，还是跋山涉水，都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吧？
他怎么马上就被西南联大的教授学生所接受，成了活跃分子？
要知道，干了几件大事的辛弃疾从金国到了南宋，还很不受人待见呢！
问题3：
本来我认为你是把39年这个时间记错了，可是你又把尊父在39年的活动做了较具体的记述。
这没法让我认为是一个简单记忆问题。
清华北大南开是37年八月份开始撤离华北的。所以我没法为你自圆其说。
问题4：
尊父不可能在37年七七事变之前就参加抗日游击队吧？
想参加，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抗日游击队，蒋委员长能够允许己方的国民党或对方的共产党在他的家乡闹事？
1937年以前，在江浙一带，日本人如果受了袭击，那还了得？
再加一个问题5：
闻一多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拍案而起，会后回家路上被特务枪杀的。而这个有10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只有一个教授参加，就是闻一多。
这看见当时之白色恐怖程度。
难道真的如您父亲给您看的照片，在闻一多被刺杀以后，在昆明还有这样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而且是您父亲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担任李、闻两公的治丧委员会主席。何等人士才能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难道李公仆被治丧了两次？
短短三行字，这里面有四五矛盾之处，博主还是自己先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