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五反和顾准被撤职的原因

作为思想家的顾准的思想贡献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太多讨论余地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曾经已经算是被过度讨论了。

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税务局局长顾准在上海市委市委大会上突然被宣布撤职。他被指控为“一贯地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屡经教育仍毫无改进。” 这件事非常奇怪，因为2月28日，顾准还作为上海五反运动领导人，在电台发表讲话，过了一天就突然被撤职。一直到1985年，即顾准逝世11年后，官方在接受家属复查请求的时候，却答复说，档案里并没有关于处分顾准的记载，惟一的根据就是登载撤职消息的《解放日报》。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回忆说，（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罗银胜《顾准的最后二十五年》）。

陈敏之初步得出结论，认为顾准被撤职和税收方法之争有关。中央财政部主张民主评议，而顾准主张依率计征，因为民主评议层次太多，征税总额难以确定。陈敏之指出，上海市市长陈毅在1950年8月明确表示支持顾准的意见，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也在1951年12月指出，“顾准的方法是对的。” 他暗示，顾准被撤职和当时的财政部部长，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当时正在上海检查工作的薄一波关系最大，因为薄一波正是主张民主评议的“争论另一方”。（陈敏之《我与顾准》）

有的时候，亲人的分析未必是准确的，因为囿于亲情和分析能力，看不到更大的背景。在这里，陈敏之的分析就局限于太细微的方法之争，当然，也有他难以深究的政治因素。

1952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谭震林来上海协助陈毅主持华东局工作，按顾准自述，“谭积极布置五反，要我暂时负责五反运动。” （高建国《顾准全传》）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做五反动员报告，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猖狂进攻。

在这种背景下，顾准“负责五反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呢？按杨奎松教授的研究，“（上海）‘五反’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即从2月12-15日不过四天时间，就自杀22人。整个2月份已自杀死亡了73人，而1月份自杀死亡了3人。”

以上信息综合以后，等于说，顾准对上海五反运动初期的过激做法和造成的大量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对于顾准的激进和过左，杨奎松果然是高手，不得不服，因为他挖出了核心材料，即薄一波视察上海期间对顾准的点名指控：“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乘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拢我们的大资本家，包括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刘鸿生，经叔平等在内，一齐打掉实行 ‘社会主义’的想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 》)

这就说明，薄一波和顾准之争，完全不是陈敏之以为的表面的方法之争，而是政治争论，核心是如何对待资本家的问题，而薄一波的态度，和刘少奇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温和路线是一致的。搞掉顾准以后，上海立即实施了新的，对大资本家进行保护的方针政策。潘汉年也在3月7日（顾准被撤职以后）对资本家宣讲了新的政策。

但是，把顾准去职完全归咎于政策偏激，违背了当时大的统战精神仍然不够，因为这里还涉及一个潜规则问题。顾准的传记都提到，在陈毅召开的一个三反座谈会上，“一位对顾准受撤职处分起决定性影响，也是某大区的负责人在会上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 这里说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某大区负责人”。这个人的威胁性口吻说明他对顾准很关注，也很了解。他是不是顾准所在的华东区负责人？这句引文可以立即否定——“这一位负责人在他领导的大区的一个干部会议上却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 ”，（罗银胜 梁倩婷 《顾准画传》） 意思是他完全肯定和欣赏顾准的学识和才干，但也说明，这是华东以外，另一个大区的领导人。

中共建政后设立了六个大区。华北局由薄一波任书记，西南局主要由邓小平负责，原二野司令刘伯承1950年赴南京筹办军事学院；西北局习仲勋，东北局高岗，中南局邓子恢，华东局饶漱石，后由谭震林代理。把华东除掉，只有五个，其中高岗应该没有功夫也没有兴趣关心一个上海税务局长，如果干了这件事，按破鼓众人锤的中国优良文化，为顾准立传没有必要为高岗保密；邓子恢老成持重，应该不会出这种不准人吃饭的狠话，或者一定要去起什么决定作用，习仲勋最为年轻，1952年奉调进京时才39岁，远在西北的他非要去参与撤上海的顾准的职位，也说不过去。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只能说，不在华东又可能出手参与搞掉顾准的人是邓小平。

有以下理由：邓小平负责指挥淮海战役，对华东地区的干部应该有一定熟悉程度；邓小平卸任西南局领导职务，“五马进京” 以后，在1953年9月18日接替了薄一波的财政部长职务。作为继任财政部长，他必然对未来的工作有考虑，对即将共事的下属心里有数，而他的意见也会被纳入考虑，因而才谈得上“起决定性影响”；这里列举的两个看似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承认才干，一方面嫌不听话，其实符合邓小平的思维习惯。比如，邓小平也说过，文革没有周恩来会结束得更早，但没有周恩来结果也可能更坏这类看似矛盾，其实细想也有道理的话。对“听话” （服从）的强调，和那种斩钉截铁的说话风格，看来也非邓小平莫属。当然，在看到陈毅主持的会议记录之前，这些都只是揣测和推论，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论。薄一波是华北大区领导人，又是争论的当事人，当然最有可能是他，但是从“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来看，又很可疑，因为偌大的华北，含北京天津这样教育发达，人文荟萃的大都市，找不出个能赶上顾准的财税专家似乎也说不过去。

国内出书，忌讳太多，提到谁都是“某”，对了解事实真相造成了很大困扰。

这样看来，导致顾准倒台的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1，当时刘少奇，薄一波（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央的负责人之一）是主张对资本家采取适当宽容和团结态度的，顾准的极左做法，虽然收税有效，但政治上违背了他们的意图；2，顾准的自负和倔强导致邓小平或薄一波（某位华东以外的有分量大佬）非常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得到更高层的支持。但上海和华东的领导人并没有针对顾准的记录，反而是重用他的，只能说，即使陈毅，谭震林也面临他们无法抗拒的压力。

但是，处在顾准的位置上，把握分寸是很难的。他被撤职以后才过一年，薄一波的政策又被毛泽东批判为“右倾”错误，既然如此，顾准当初的过左又能错到哪里。看来归根结底，还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主要罪行，在中国。

不过，这件事倒是因祸得福，少了一个官僚，多了一个真正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