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主政治不仅包含政治参与,更在于政治反对。从这个框架来理解,就很容易破解虚假的政治参与何以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个问题。某些国家并不缺少形式上的投票和选举,或者各种形式的”参政议政“,更有某些国家90%的人都可以被动员上街参与政治。但这种动员型政治一方面否决了不参与的自由,另一方面完全扼杀了任何合法的,有组织和规则的政治反对。可以说,无论存在何种形式和何种比例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假如不容许政治反对(political opposition), 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
2,民主的政治(democratic politics) 需要民主的社会(democratic society)的支持。这里要明确一点:民主的社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也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的宪政框架。但是,一个没有民主社会的民主宪政框架很难是高质量(high quality)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菲律宾。这个国家照搬了美国的全部宪政结构,但不仅出现过独裁领袖,地方政治也被腐败,家族利益和黑社会劫持。可以说,在菲律宾上层政治架构之下缺少一个民主的社会。这个民主社会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教育普及,经济水平提高,价值观念转换,信息多元等多种因素的。在中国,人们很容易把“民主的社会”化约为“素质”,但“素质”这种说法含有的明显的歧视性,因为它很容易不必要地把人导向区分“素质高”和“素质低”两类人,对于建立民主社会其实是不利的。
3,极端恐惧公民冲突是极权思想模式的特点。的确,极权思想通常会虚构一个没有冲突的完美社会,或者至少在清除了某些特定敌人(犹太人;地富反坏)以后存在一个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和谐社会。这实际上是对冲突的回避。一个民主社会承认公民群体之间基于认同和利益的冲突,但也承认不同群体都有表达诉求的天然权利,因而,整个社会不是一种强制下的虚假和谐,而是时时处处都充满公开的矛盾和博弈。参与到博弈中,积极表达诉求,争取权利,是在这种社会里的游戏规则,但游戏的最终结果,还是维持全社会各方利益的动态均衡,以使游戏还可以玩地下去。所以,如果有人出现了把冲突引向极端,突破底线的倾向,引起全世界的警觉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