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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抺黑「美人魚」楊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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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姚克對中共的文明還擊

(2018-08-20 09:44:08) 下一个

早前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有一個名為「坐忘.香港:姚克的戲劇因緣」的展覽,介紹著名戲劇家姚克(1905-1991)在香港的成就和貢獻。但展覽的前言指:文革大潮越演越烈,他編劇的電影《清宮秘史》遭毛澤東點名批判,居港二十餘年的姚克「黯然遠離,赴夏威夷大學任教」,卻沒有點出當年姚克面對中共猛烈批判時,有理有節地作出文明還擊,而一些大陸文人還無視他反抗專制暴政的作為,刪去了這位戲劇大師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妄圖竄改他的生平事蹟。

姚克原名姚志伊,又名姚莘農,祖籍安徽,父親是清末翰林,家學淵源。1931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文學系,之後在戲劇、翻譯、編輯、寫作等多方面發展,聲譽日隆。他中英文俱佳,熱愛戲曲、話劇。三十年代在上海與左翼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魯迅有密切交往,曾把魯迅的作品繙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魯迅在1936年10月去世,姚克是當時追悼大會的司儀兼扶靈人之一,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受中共把持的左翼作家聯盟。
1937年,時任英文月刊《天下》編輯的姚克,被月刊委派到蘇聯參加戲劇節,因歐戰影響歸程,滯留倫敦,為爭取歐洲各國支持中國抗日,他多次到電台及電視發表演說。翌年,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資助,轉到美國耶魯大學進修戲劇。1940年回到「孤島」上海,任教復旦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並先後參與多個劇團,策劃話劇演出。1941年7月,他創作的舞台劇《清宮怨》首度公演,講述清末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珍妃與西太后慈禧之間的宮廷鬥爭,由費穆執導,連演三個多月,好評如潮。
1948年,浙江商人李祖永在香港創辦永華電影公司,改編《清宮怨》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朱石麟執導,邀請姚克南下合作。那時國共內戰越趨激烈,姚克於是與家人移居香港,自此在這個相對自由的小島,開展人生另一個黃金二十年。
姚克來港最初幾年,主要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其後專注戲劇活動和在中文大學任教。廿年間,先後創作了《李後主》、《西施》、《秦始皇》、《陋巷》等劇目。1952年,他開辦南風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有自由嗎?》、《史大林評傳》、《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東方望的《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及龔楚的《我與紅軍》等批判共產革命的書籍。
姚克的劇作內容都別出心裁,寓意甚深。例如1956年創作的《西施》,重點不是西施和范蠡的愛情故事,不是越王忍辱負重的復國故事,而是對愚忠的批判、對國家與政權的反思。1961年創作的《陋巷》,更是戰後首個以香港本土實況作題材的劇作。
1954年,他與戲劇界友好出版《戲劇藝術》期刊,在第二期發表了題為「揚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文章,指出「在中國新戲劇運動的過程中,教條主義的流弊似乎比形式主義更嚴重。有些戲劇工作者受著政治的教條主義影響,不知不覺地呈露了意識形態硬化現象。假使教條頒定『太陽是我們的咒詛』,他們就齊聲附和著咒詛太陽;假使教條歌頌該撤大帝而貶斥漢武帝,他們就把該撒演成英雄而把漢武帝演成反派(其這兩個統治者是同一類型的征服者)。這樣的盲從,其偏激可笑與贊和『月亮是外國的好』有什麼兩樣?」從姚克的作品及行動都可看到,姚克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追求自由、有高遠視野的文化工作者,他與左右派文化人都有交往,卻從不熱衷政治。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借題發揮,以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為名,打擊政敵劉少奇。1967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披露毛澤東早於1954年就批評《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並暗指鼓吹這電影的大人物,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清宮秘史》的導演朱石一直在香港的親共電影公司工作,以愛國者自居,1月5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這篇文章,便不堪刺激,突然腦溢血去世。
兩個月後,針對《清宮秘史》的批判到了舖天蓋地的階段,《紅旗》雜誌在3月底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接著,《北京周刊》把此文繙譯成多國文字轉載發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香港的左派報章,都緊跟風向,發文起哄,大字標題點名姚克是「反動文人」,「為蔣家皇朝哭喪」。左派三聯書店還集合所有批判文章出書。此時,姚克冷靜面對,接受記者訪問表示:不覺驚奇和委屈,歷史自有公論。中共對文藝作品,沒有一定的標準,今日力捧的文章,明日可能成為毒草。田漢、吳晗、廖沫沙如此。茅盾甚至劉少奇亦一樣。所以如對中共的狂吠認真,自己也要發瘋。
他指出:《清宮秘史》的中心意旨,是反映新舊時代的權力交替出諸你死我活的慘烈鬥爭,是個不曾休止的悲劇,不僅大清帝國,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在重演此悲劇。
接著,姚克在當年的《明報月刊》5月號發表近二萬字的長文,詳述其劇作《清宮怨》被改編成電影《清宮秘史》的經過,及反駁中共對他的指控,同期也刊載《清宮秘史》的劇本節錄及戚本禹那篇文章的全文,以擺事實,說道理的姿態,由讀者閱讀雙方觀點,自行判斷是非曲直。
這時香港的左派引發暴亂,形勢險峻,姚克沒有即時離開香港,六七暴動期間,他為友人王敬羲開辦的《純文學》雜誌撰文,再以《清宮怨》的主題來凸顯中共的荒謬,並出版《清宮秘史 : 電影攝製本》和《坐忘集》,後者收錄了十多年來談論戲劇和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力量對抗中共的橫蠻暴政。同年十月,他無懼不安局面,出席公開活動,為中文大學學生劇社的演出擔任顧問,及現身講座教授朗誦技巧。
到了1968年,主要由香港大專學生組成的世界戲劇社籌備話劇演出,邀請已從中文大學退休的姚克執導。姚克十分欣賞的劇作家吳祖光,當時正身陷大陸被中共折磨,他特意選用吳祖光的作品《捉鬼傳》作劇本,略加改編,借「鍾馗捉鬼」的故事,諷刺大陸現狀,並藉此向受到中共迫害的文化人作另類聲援。
此外,他還聯絡電影界的老朋友,計劃修正中共出版的中國電影史。他發現中共在1963年代出版、由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失實之處太多,趁那時還有不少老一輩電影人在香港,應及早搶救史料,寫出更完備、客觀、公正的中國電影史。可惜因他其後找到夏威夷大學的教席,需於1969年1月到任,該計劃沒有人主持便告吹。
姚克往夏威夷之前,首次到訪台灣,逗留近兩個月,他此行只是與文化界朋友接觸,及為一家電影公司的新片《精忠報國》編寫劇本,沒有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在台灣期間,他留在大陸的前妻、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因不堪中共迫害,於1968年11月23日在上海跳樓身亡,終年48歲。
姚克這幾年間的行動,可說文明理性、不卑不亢。但不知何故,香港《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姚克未收到的一封信〉(收錄在其著作《文苑繽紛》),竟指姚克「對來自北京的罵聲一言不發,也不發表什麼文章,不聲不響的離開了香港,去了美國,甚至避免和外界來往。」羅孚六七暴動期間正在香港積極參與「反英抗暴」,不可能不知道姚克的連串「反共」行為。他說姚克沒有與外界聯絡也非事實。
姚克留美六年後的1975年,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台灣風雨飄搖之際,姚克領著他一批美國學生於一月初到台灣進行文化交流。月底又應香港無線電視台邀請,重臨香港數天,參觀電視劇《清宮殘夢》(改編自《清宮怨》)的攝製情況,及到邵氏片廠,探訪正在拍攝兩部清宮片《傾國傾城》及《瀛台泣血》的李翰祥導演。往後兩年,他每年都到台灣及香港參加文化活動,並為香港麗的電視擔任編劇訓練班導師。台灣的出版社在1978年和1985年,也先後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等多部劇作和中文譯作《推銷員之死》
中共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12月,北京《光明日報》率先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戚本禹文革時對《清宮秘史》的指控是含血噴人。翌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文章,再批評戚本禹強加罪名給姚克,又讚揚姚克愛祖國,努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要給他公正評價。香港《大公報》轉載此文時,還大字標題:「姚克在大陸恢復名譽」。1981年9月,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香港《大公報》轉載了姚克留在家鄉的六弟姚志曾的長文,回憶姚克與魯迅的交往。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亦同時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
姚克八十年代退休後一直定居三藩市,專注研究李賀詩作。那裡資訊發達,而且他交遊廣濶,這種有關他的重要消息。姚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可是,姚克1991年12月在美國去世後,他在蘇州的侄女蘇眉(姚克六弟姚志曾的女兒)九十年代在大陸刊物發表的文章,卻說他們於1980年初得知中央組織部為姚克平反後,便致力尋找失去聯絡多年的姚克,直到1991年初才聯絡上,以致姚克遲了11年才知道他已平反的消息。姚眉又稱,姚克給予蘇州親屬的最後一封信,表示計劃在1992年春天回蘇州小住數月,及預備在大陸出版有關李賀詩作的研究成果。可惜91年底便不幸因病去世,未能一圓回祖國的願望云云。
姚眉這個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她也沒有公開過姚克致家鄉親人的信件。包括姚克在香港的一些朋友,都認為很大可能是他的親屬,為了保護姚克而製造出來的「愛祖國」型像,有利於姚克的生平和作品,能早日重現大陸的公眾視野。事實上,中共八十年代依舊政治打壓不斷,先是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接著又有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在1989年爆發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血腥鎮壓收場。這些慘痛事件,難道在美國的姚克不知道?
姚克去世半年後的1992年7月,姚克妻子及幼女姚湘應北京邀請,出席紀念斯諾逝世二十周年討論會。翌年,她們又再跟團到京滬探訪姚克的親友。但有關姚克晚年在美國的情況,都是由大陸方面發放,實情如何?耐人尋味!
此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姚錫佩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一代漂泊文人》中,有專章論述姚克,卻避談姚克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只偏重介紹他與魯迅和斯諾的關係。企圖將姚克定格為十分渴望回到「祖國」,又未能如願的「漂泊文人」。
研究姚克的香港學者盧偉力並不同意把姚克形容為「漂泊文人」。他指出:「在香港,姚克可以較自由地創作,反省中國文化與政治。」「二十年間,他在香港立德、立功、立言,文化建樹很巨大,姚克及家人常常出現在中英報紙報導,擔任很多公共文化工作,我們不能說他『漂泊』。中心與邊緣,其實是相對,甚至是辯證的。身處中國地理邊陲,心志連結中華文脈,這是姚克的文化意識。」
  盧偉力在2017年出版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姚克卷》中,在導讀篇特別提出姚克的自主文化意識。他認為:有學者以「漂泊文人」來形容姚克,大概是從自然地理「國內/海外」對位,文化感受「鄉土/異域」對位,又或者身份認同「族群接受/族群拒絕」對位來看。離港定居美國後,他確實曾經有一抺離群的孤獨感,跟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李進昌通信中有提及。不過,細心想,那時正值文革十年浩劫,政治鬥爭衍化群眾聲討,中國知識份子大規模「被邊緣化」,「被族群拒絕」,人身安危也不保,姚克身在海外,若他心感「漂泊」,也應當表現在一分「倖存」意識上。觀乎他在美國時談及他的寫作計劃,再引證他1967年遭到中共批判後不慌不亂的自白,娓娓叙述,情理兼備,有力迅速,可以說,就心靈歸屬「有信念/無信念」對位看,姚克並非處於不安無著的狀態。無論在香港、抑或美國,他持續不斷地在身處的空間展開力所能及的文化實踐與藝術探索,並不能說他「漂泊」。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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