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上海的女儿心中的歌（续，原创）：家母新翻评弹“蝶恋花”

这是我母亲今年的录音---苏州评弹调“蝶恋花 答李淑一”，难以想象这是一位古稀之年的江南女子唱的。我们母女俩同唱这首评弹，从小陪着姥爷上书场耳濡目染的她比我那版强太多了----这“蝶恋花”我唱过，太现代了，她是正宗的余红仙和徐丽仙的流派啊。哪些地方该唱蒋调、丽调、陈调，条分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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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版本见：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1637/201610/1400623.html

我的父母都是文革前负笈京沪两地的大学毕业生，父亲还是文革前万里挑一的苏联制研究生班毕业生。

他们是中国社会里以胡适先生所言“新思想、旧道德”作为主流价值观的最后一代传人，也是历尽艰辛的共和国长子一代-----我儿时，但凡母亲去开家长会，都会有老师或家长好奇我妈妈为什么比其他孩子的妈妈年长、持重、严肃很多。因为我是他俩四十岁上下生的孩子。

懂事后我才知道，由于爸爸从事的工作，妈妈和爸爸实际上自新婚后就两地分居了近二十年，妈妈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教育以及照顾家里老人们，独自撑起门户。

等爸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后，那种严母慈父的定位迄今在我脑海里不能抹去。

其实，按我姥姥的说法，母亲与姨妈们一样天性是非常活泼、多才多艺的---我的古典诗词创作开蒙者就是母亲和祖父，妈妈写得一手精妙的柳体，大学时代能够自己创作一部交响曲“向秀丽之歌”，并且担任指挥和配器。母亲甚至是能歌善舞的，她少女时代就曾经被选拔保送艺术院校学习歌剧，但她早早就立下志向要当一名大夫，而且就是妇产科大夫---她后来成为妇产科教授、博士导师。

我继承了她的职业---不过我不是手术医生，我是一名外科病理医生。然而她的艺术才情，我只学得了皮毛。

例如，我们母女俩同唱这首评弹，从小陪着姥爷上书场耳濡目染的她比我那版强太多了----这“蝶恋花”我唱过，太现代了，她是正宗的余红仙和徐丽仙的流派啊。哪些地方该唱蒋调、丽调、陈调，条分缕析。

 

不过我多年记忆里的母亲虽然具备不俗的文艺才华，但却是非常不苟言笑的。长大后才明白不仅是她与父亲组成的特殊家庭状态，她的军属身份使然。更因为姥爷（外公）的遭遇也令她变得沉默寡言。

 

我外公祖籍是河北---他们家族已经五代居住在江南，出仕、经商、办教育、办实业，但苏州本地籍贯的人脑筋很顽固，认死理认定他们还是外乡人。

后来我外公（姥爷）给他的子女们讲，要彻底融入一个地方，最好要能够学习当地语言之外还应习得当地喜闻乐见的艺术一二种。

外公京胡拉得好，学得一口流利吴侬软语，除了国剧（京剧）外，最钟情于苏州评弹和广东音乐。

只可惜这位左翼的爱国银行家（当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罕见的外资大银行华人总会计师）是耿直BOY，他在建国初及抗美援朝期间捐尽家产，但1957年还是当了右派。

这首“蝶恋花 答李淑一”发布时正是他老人家的右派帽子刚刚被摘掉。他获准在银行系统文艺调演上操琴为这首评弹调戏歌伴奏。

他欣喜若狂，马上在家里拉着当时还是年轻女学生的妈妈一起排演。

我的童年时代已经是邓小平主政的改革开放年代，这曲苏州评弹“蝶恋花 答李淑一”依旧是姥爷与母亲这对父女的保留节目。也是由他们教给了我。

现在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已经离开我们了，父母也步入了古稀之年---妈妈是教授艺术团老年队的台柱子，每周还上三次专家门诊。爸爸则以他无线电物理学家的特长尽心尽力地为妈妈和她艺术团的“小伙伴”们服务。

在“十一”国庆佳节，遥祝他们健康、开朗、幸福。老人活得滋润，就是儿女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