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上海的女儿心中的歌（图文，原创）

新古典雅韵7：蝶恋花 答李淑一 （翻唱苏州评弹）

 

蝶恋花·答李淑一

作词 毛泽东

作曲 赵开生

原唱 余红仙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

 

上海的女儿

这是我思乡（我自幼生长在京沪两地，但记事起就在沪上生活，走访的亲眷多半在比邻而居）、思母、缅怀姥姥、姥爷的作品。

我也喜爱这首词里毛泽东作为领袖难得地流露出不加掩饰的人情味。《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写于1957年5月11日的一首词。该词不仅是抒发悼念情感之作，寄托了毛泽东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以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

因为对评弹、昆曲、京剧的爱好是我和长辈们之间血浓于水的纽带在艺术领域的延展。

我会在下一集发博文“新古典雅韵8：古稀之年的家母（母亲是一位妇产科教授，父母亲当年事业心都很强，生我的时候都已经四十上下了）演唱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评弹）”里详细说明。

 

我这个吴侬软语翻唱也算是为母亲大人她演唱的同一首歌起到抛砖引玉的铺垫作用。每当我唱起这首母亲和姥爷两代人教我的评弹调，我就油然地生出自豪感--“我是上海的女儿！”

我也要以此曲特别地缅怀中共杰出的经济学家、理论家和实干家、管理学家陈云。理由如下：第一，陈云同志是上海人，同乡，他1995念去世的时候我还是懵懂少年，但是我早就从长辈们那里知道陈云是评弹知音，而且二胡、古筝、月琴、琵琶等相关乐器的演奏水平都非常高；也许有人要说那同样与上海有渊源的朱、江二公不也是有这样高的民族器乐才华吗？我认为，不能类比，陈云一生工作尤其财经领域善始善终，不曾有过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谬误。

如果硬要拿一个人来媲美---我认为当代的岐山先生堪比陈云（岐山先生已故岳父、清华大学高材生姚依林也有些陈云的影子），无论才华、理性、知识面还有最重要的党性、预见力与洞察力都堪比。他和习近平联络刘鹤、华生、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等一干已故经济学大师杜润生的弟子们缔造、推动的“新常态经济学&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其本质就是陈云、黄克诚当年主张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鸟笼理论”或称“鸟笼经济”）。可惜，自邓公时代开始，陈云的主张没有成为中共经济政策的主流，若能在改革开放伊始，采纳陈云意见做顶层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则今日中国经济隐患不至于如此之多，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第二，陈云同志家境贫寒，幼年失怙，如那个时代许多家道中落、奋发图强的江南知识分子一样自学成才。他出身于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学徒开启其一生事业，最终却成为苏联莫斯科教授学院培养的少数几位中国籍的红色教授，当时许多负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革命青年都是他的学生。红军-八路军时代，他在工运、情报与政治保卫、后勤工程、组织人事、出版宣传等各个岗位上都成绩斐然，成为多面的行家。

而贯穿他一生，最杰出的工作就是他在财经领域的硕果---遥想岐山先生当年在广东和海南力挽狂澜，拯救国字号的金融泡沫、地产泡沫，依稀就有上海刚刚解放时候陈云打响的著名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令沪上百废得兴、经济复苏时候那种魄力与才情。陈云还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者。

第三，陈云机敏而富有理性。他曾经担任中共政治保卫、组织人事和文化宣传等要害部门一把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的座右铭，他的整个经济和政治措施均以实事求是为指导，并坚持“交换、比较、反复”的辨证方式，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通过各种方案的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通过反复的考虑再作最后决定。

他是评弹艺术的知音，行家里手，支持以苏州评弹调为毛泽东诗词谱曲，我今天翻唱的这首“蝶恋花 答李淑一”的创作班子就曾经得到过他的指正。

但早在他接替任弼时担任中共五大书记之一后不久，即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惊世骇俗--- 

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特别欣赏他具有识人之明的一句话---“看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的本事，还要看他的本质；不仅要看他的今天与明天，更要看他的历史。”

陈云夫人于若木（营养学家）青年时代

陈云与沪上评弹艺术工作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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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用苏州弹词的曲调创作，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优秀作品，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是苏州评弹艺术创新的经典代表，而且在新中国的音乐史上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
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于1960年秋在上海的西藏书场首次公演，由我父母同代的青年、弹词演员余红仙演唱，一举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它风靡大江南北，不仅是苏州评弹艺术创新的经典代表，而且在新中国的音乐史上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

评弹艺术大师赵开生、余红仙

1958年，全国各界掀起了“技术革新”的浪潮，文艺界也不例外。当时，年仅23岁的青年评弹演员赵开生在心中酝酿:艺术要表现时代的精神，那么，作为一名评弹演员，能否把毛主席的诗词改编成评弹来演唱呢？

 

1958年元旦，《蝶恋花·答李淑一》最先在《湖南师院》院刊上发表，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就在一片轰动声中，赵开生萌发了对《蝶恋花·答李淑一》新的想法，他要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搬上评弹的书台。

 

赵开生意识到，对《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先要懂得诗词内容、意境、写作背景，了解深刻以后再来配曲。

 

赵开生对两位忠魂有了认识和感情以后，再来看《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诗词，就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激情。
当时，用评弹谱唱《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个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的大胆尝试。毛主席的诗词有着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宏伟的革命气魄，充沛的革命激情，而评弹曲调以前所表现的都是传统书目。但是，评弹曲调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丰富的表现能力，可塑性比较大，并且和中国传统的诗词形式比较接近。如果加以革新、改造，是可以为新的思想内容服务的。凭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赵开生下定决心，要把毛主席的诗词搬上评弹的书台。

 

。有了感情的积淀，赵开生又一遍一遍地朗读，根据情绪的起伏，采用抑扬顿挫的朗诵音韵，于是，《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初稿在朗诵中自然而然地就谱出来了。
在真正开始创作以后，赵开生又碰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严格的词牌格式，长短句构成。在演唱时，如果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评弹流派唱腔，演员在演唱时就无法顺畅，又难以表达其中的感情。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唱腔呢？这个问题在赵开生脑海中盘旋了很久。
所有的流派腔，赵开生把它全部打碎，从第一句开始，蒋调(评弹艺术家蒋月泉)的基础，丽调(评弹艺术家徐丽仙)的唱法，唱到“直上重霄九”，慢的腔不行了，就用沈调(前辈弹词名家沈俭安)和薛调(前辈弹词名家薛筱卿)快的节奏来唱。吴刚的出现，觉得他是个劳动人民，想到陈调(清乾隆、嘉庆年间弹词大家陈遇乾所创)唱起来比较厚实一点，就拿陈调来唱。
“寂寞嫦娥舒广袖”没办法唱，俞调(清代评弹老前辈俞秀山)也不行，祁调(评弹艺术家祁莲芳)也不行，唱来唱去不行，怎么办呢？赵开生从歌曲中去寻找，走路的时候哼，有一首歌《崖畔上菜花崖上红》，他想“寂寞嫦娥”的开始可以用这个曲。“舒广袖”用了一个8度的大跳，为什么呢？本来嫦娥是非常寂寞的，但是两位忠魂的上天，接待两位贵客，非常激动。所以嫦娥“叭”一甩，翩翩起舞，这个味道就唱出来了。
一首曲子从产生到成熟，要吸收多种艺术成分的滋养和经过无数的斟酌修改。赵开生看到作曲家李劫夫在创作的歌曲中有“啊……”的抒情演唱，委婉铺叙，他就吸收到自己的曲谱中。他还把京剧倒板的一些唱法也融入其中。同时，赵开生虚心地向评弹界和音乐界的前辈请教。著名的评弹演员张鉴国、徐丽仙向他指出，每一音不宜拖得过长，而应增加音律的曲折。青年演员石文磊和赵玲玲建议说，如果采用长板的唱法，太过于工整，应该把整齐的音阶打散，增强冲击力。赵开生的老师周云瑞老先生精通音律，他也亲自帮助修改，在演唱间歇的伴奏音乐中加入了许多旋律，使整首乐曲更加灵动丰满。可以说，在整个创作修改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赵开生说，“《蝶恋花》成功凝聚了许多人的功劳”。

《蝶恋花》一曲，越出苏州评弹和曲艺的领域，成为全国广大文艺爱好者共享的家喻户晓的名作，扩大了评弹艺术的影响，并得到周恩来和陈云的高度评价和亲切指导。

1960年秋，领导通知余红仙到锦江小礼堂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当观众听到“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由回荡转入高亢的曲调，“寂寞嫦娥舒广袖”舒缓欢愉的音乐，以及最后两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的充沛磅礴的旋律，感染到观众的不仅是那些具体的吴刚捧酒、嫦娥迎舞、忠魂泪飞的形象，还有洋溢在这些形象后面的激越的情愫，震撼了心弦。尤其是最后两句，它唱出了对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无比振奋的心情，根据原词的结构为全曲音乐形象的完成，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两句曲调便是大大突破了评弹固有的温文平稳的表现风格，是音律、诗情的融合和升华。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特地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且高兴地对余红仙说:“《蝶恋花》的曲子谱得很好，唱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两句更有激情。”总理还说，你在唱“泪飞顿作倾盆雨”时，用了一个挥泪的动作，这并不符合毛主席原作的思想感情。毛主席是说，烈士英灵知道推翻了蒋家王朝高兴得流泪了，这是激动之泪，是喜泪，不能用悲伤流泪的动作来表露。最后对余红仙说，以后我还要听你唱呢！

在1961年1月22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举行音乐会时，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上海合唱团200人的合唱队伴唱，余红仙独唱了弹词《蝶恋花》。经著名作曲家黄贻钧和著名指挥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排，作品更加完整，它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了乐坛，就此享誉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