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我仍然决定出门,去Filosophy。已经八点半了。我先在后院磨蹭,闲闲地看,连那种在旧铁皮浇水壶的最不用花一分心思的太阳花,我都给它撑一把“平权”伞。
小学二年级暑假结束前回到乡下中学宿舍的家,简易搭建的厨房屋顶上,没有人照看的太阳花,在一个黑色的正方形瓦盆,齐齐地张着红的黄的橘色的小脸,像开学涌进教室的小学生。我就读的中心小学还在旧址,操场与教室都是泥土的地,教室的土光滑,踩平的。
二十岁的时候,不会告诉别人这些。成长的过程,尽量像在市区出生的表姐妹那样,不能在身上留下乡下的痕迹。我最小的表妹平,八三年出生,三岁去铜陵奶奶家过春节,回到上海,一口安徽话,吃瓜子吐壳熟练到比我快。现在我想,自己刚到乡下,是弄堂里的四岁小姑娘,后来变得野。头发因缺乏营养枯黄,我跟着乡下的孩子学会用碎砖头敲开一个话梅核,或什么核,吃里面的仁。但每次回上海,布鞋换上皮鞋,安安静静走进弄堂,也不开口说学会的乡音,不伸手拿大人放在桌上的食物。上海的郊区每个乡口音都有区别,八九十年代还很明显,现在如“消失的地平线”。
冬瓜藤旁边的一棵爬上的扁豆。去年秋在Cabbage Town旁边的廉租房院子摘了两个豆荚,以为也是紫色的。今年种下,开的是白色的花,结的扁豆夹是淡绿的。扁豆,不吃,看着它的小花,淡淡的扁扁的回忆也裂出了微笑。
那时我家在宿舍平房的最东一间。乡下的老师说本地人的规矩是大儿子住最东的房间。前有一块小空地,有一口井,角落里搭过几根竹竿的架,种过一次紫扁豆。我们收扁豆大概也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因为暑假回阿娘家,惯例是八月下旬父母回到学校值班,迎接开学。后来台风暴雨来了,豆架倒下了。
我去Addy家加个夜班,她妈妈Kate临走前拿出各种她喜欢的零食,从薄荷巧克力冰淇淋到芒果干,说她一天心情不好,补偿性质。小姑娘不肯睡。她躺在沙发上说,早上去了preschool ,哭了。现在爸爸妈妈又离开。她最爱爸爸,每次叫着爸爸不要走,哭得很厉害。爸爸走后,她明白大势已去,不哭了。Addy穿一件很旧很紧的布裙,上面绣着法式的小花,是用线绕在针上几圈再穿针,摸上去立体感强。我问是不是你妈妈小时候穿过。她说是的。
那个紫扁豆花开过的暑假,我身上也是这种法式小花散开的白棉布裙。
Addy站在冷气出风口,裙子像一只洋泡泡被吹起来。我小时候要等一阵大风吹鼓起裙子。但是,我们那时小孩子的情绪不能随便发泄的,连嚎啕大哭,得不到安慰,跟来的可能是另一场暴风雨。
很多年之后,我得知:小学同学“野兔子”,从小被父母不分任何场合打骂,虽然是家里的老大男孩子,有一个弟弟,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父亲是我父母同事,造反派上去做到校长,教过我初三半年政治课。
在后院明白了什么是接地气,连接的还是往事,随着叶子颤动。
我出门没有绕道,直接走到Bloor街。在Beens咖啡店门口,遇到走过来的薇薇安,头发乱蓬蓬。她说今天中午朋友请吃午饭,等喝了咖啡去对面不远的发廊做头发。我也进“豆子”店了,经理艾伦在。不过,对薇薇安说,我坐靠玻璃墙位,以前与她坐的里面,灯开着。我们周五有约,可以聊更多。
黄老师离世不到七十,最多比现在的薇薇安大两岁。
艾伦做了美甲,不是长甲,是画了可爱的花。龄龄也爱做,花费不少。现在长指甲肯定不被允许了。我第一次看见玻璃罐的可颂标价对折,加上特价咖啡,才$4。给艾伦$1小费。回头问薇薇安,要不要可颂。她说不吃了。艾伦替我热一下可颂。
我从来没有请黄老师外面喝过一次咖啡。如果能够在夏末初秋坐坐,看看街景多么惬意。二十年前我背着房贷,她当时只有国内的退休金和此地教课费用,夫妇还要付租金。
薇薇安先我离开。我叫她周五穿暖一点,晨凉。
我沿着Bloor街一直往西过了Dufferin街,老年公寓大楼底座的休息室被马路对面新造的公寓大楼遮住了太阳光。我家后院举目也看得见。
我一进救世军节俭店看见挂着的手织新的绿色绒线衫,开襟四粒纽扣。上帝数着我的头发。它让我想到田林新村交大教职工公寓大楼看门房的姨妈,在一九九二年秋天织的那件短款。只是姨妈用红与黑混合线,边更长,流行的高腰,我配了四粒木纽扣。
周三,我穿着手洗过的新绒线衫$8,出门散步,下面是宽松的桂圆黄优衣库卡其裤,我们街上中国留学生搬家前放出来免费的。
自说可以取名“张招”的爱玲金句,“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那么今天出门的我倒是像住在师大东部第七宿舍一样了。我没有走去食堂吃小笼或东部礼堂听靳羽西讲座,走着到Value Village淘了三张六十年代迪士尼黑胶唱片和一本杂志。然后我走去Westmoreland 街捡苹果(房主允许的),装在白棉线网兜铺着底。
前夜我也是拿着网兜捡苹果,不到小半袋,不重,与厨师长在小公园汇合回家。他笑我,很像买菜回家的样子啊。我们没有看见月亮升起,就笑着回家了,经过雷拉的地盘,天堂电影院。
《廊桥遗梦》用到了叶芝的诗句,“太阳的金苹果,月亮的银苹果。”
我捡的苹果投喂土地,为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