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见人脑结构图,深沟分割成两个半球,像打开核桃壳里的核桃肉。我想所有的记忆能不能藏在核桃壳里呢?长大后我知道人还会失忆。
在我可能也会失忆之前,拒绝遗忘。而她说,庆幸学会了遗忘。
她挥手,转身走了。火车开动,透过窗玻璃,站台上她的背影,虎皮条纹随即消失。
“Women are poorer than men because — this or that.”,摘自1928年10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的演讲稿,即《A Room of One’s Own》( 一间自己的房间)。
一 小学
这里不提倡过圣诞节,平安夜是平常夜。
三层的水泥地红砖立面教学大楼没有暖气,一早窗玻璃有冰花,贴上去似的,等太阳升起,却像细雨淌下,粘着微尘,外面的景象便模糊了。窗外田径跑道守规矩地安静着,听任墙那边两棵松树三棵榆树树枝上的一群麻雀呼朋唤友。校园墙外是冬季的田野,收割后的麦地,裸露的泥土,暗沉褐色的短杆仍在,一层白霜都遮掩不住,像一把旧木板刷,毛不是掉落就是卷起来了。小学离村民的住房有十分钟步行距离,校门口有一条修整过的碎石道路,去镇上一刻钟车程。
底楼的办公室有一只电暖器,闪着红光,这红光被四周巡逻的寒气驱赶着,如一盏路灯,看着更冷,却被好心的同事移到我的办公桌旁。办公桌和三十年前我的办公桌一样,黄漆,中央带锁的抽屉,右侧是上一格抽屉,下面是有把手拉开的储物柜。桌上有绿呢底的玻璃板,里面压着我的课程表,两张贺卡,前几日收到。一张上是两只北美红雀在雪地的枝头,一张是市政厅广场上亮着灯的圣诞树。
第一节课后,朝南的走廊上挤满了穿深蓝校服的学生,晒太阳。比起秋天的慷慨,季节交替逼它降级消费,然而太阳光令他们胸前的领巾如火苗跳跃,他们比麻雀还欢,跺着脚,推推搡搡。好像非得肢体碰撞一下,传递热量。走廊里灰尘跟着翻滚成柱,像唐人街春节舞狮一样上下抖擞。我去门房打热水经过时,他们一个比一个声响,叫着“陈老师!”,张嘴是一团白气,我的身上却像被一阵热敷。在一早喝完常大爷打满的热水瓶后,我有意承担办公室去打水的任务,为的是听见那此起彼伏的三个字。
学校的铁门左侧是三间红瓦顶水泥涂墙的结实平房,先是门房,L型延伸至食堂和图书室,都是常大爷保洁管辖之地,值班学生受他检查。食堂不管饭菜,只管热饭菜,老师与学生一视同仁。烧开水,只供给办公室。门房前半间有一张旧办公桌,两把椅子,中间拉着一块蓝色塑料布,后面是寝室了,白天一直拉着,显示常大爷很公私分明的态度,衬托他那张久经乡村寒风摩擦的脸。
热开水到了冬天不在食堂供应,门房煤球炉上烧开,用空热水瓶换炉边地上摆着满的,总有三四只立着。热水瓶自从我离开上海二十四年未用,有着怀旧的新鲜感。它们不是蓝色就是绿色,像几个调皮的男生被常大爷靠墙罚站。因有着煤球炉,白天门一直开着,挂着一块深烟灰色的旧羊毛毯作门帘,上面不规则分布着蛀洞大如鸽蛋,无意为麻雀开了窗户好飞进来取暖。
门房的空气流通,温暖,又干净,干净来自整齐的氛围。半透明塑料布里侧,常大爷小木床上豆腐干一样整齐的被子枕头,发白的草绿色。床底下有一双拖鞋,一双套鞋,一只绿塑料盆。床头正面对着的墙有只暗红色掉漆大木箱,底下带四只钢珠轮子。箱子上面铺有白色塑料布,放一只白搪瓷脸盆,一只肥皂盒。安置在墙上的木搁板,上面一只军绿搪瓷杯,牙膏竖立在杯子柄的一侧,牙刷放在杯子上,两只叠着的搪瓷碗,碗上搁一副竹筷。牙刷和筷子都是横过来,左右看齐。搁板下有绳子,挂着一条蓝白条纹毛巾,一条绿色毛巾,工整如A4纸。
常大爷常年住校,以校为家。据说连春节外地儿子一家回来探亲,他吃了年夜饭,回来睡。他村里的房子平时空关。小学寒暑假也不必安排老师轮流值班了,节假日前老师们叫“常大爷”更多了小学生的口气,尊敬里感激。
老师仅十来人,农村的学生逐年减少,僧不得不减少。他们不是家在镇上就是在县城,早八晚五。有一位家在济南的,平时租镇上的房子。我住王大娘家,王村唯一有太阳能取暖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