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核桃壳》后记

里尔克诗句，舒啸译，“在逐渐感到最初的永恒之前，/ 需要不断追忆以往 —  ”。

核桃肉补脑，我这些年吃多的是山核桃，不是小辰光的大胡桃了，上海人发音“度葡萄”，小核桃是杭州的，壳也很硬。

上海人有一句话，螺丝壳里做道场。我在小说里提到了，螺丝壳在冬天，和上海的冬天一样，湿冷。我喜欢核桃壳，干燥而温暖，就像我现在码字的厨房角落，我的核桃壳。小桌上是有半个空核桃壳，我扔进2008年来自雇主的圣诞节礼物一副Vintage耳环。

去年，我写的几乎都是流水账了，没有写到发麻，却是自问，还能不能给个题目，写到满意程度。我的满意是耐得住读，过几年读，会有惊喜，原来自己写过这样的句子。那种感觉，像在今天早上抽屉里拿出一条旧银项链，戴起来，三十年前的澳洲宝石吊坠，尽管托它的镀金暗淡了，在镜子里仍然是一颗绿莹莹的宝石。

写这个短篇小说的动机有几方面，评论博友小说意犹未尽之余，我想及三年前春节网络震荡的新闻。去年圣诞节前，在厨师长手机的微信群里，主动点开一个小视频，是转的一个老师的讲台，内容是抵制平安夜。我忍无可忍根据所讲内容发了一段评语，最后落到这样仇恨教育会导致什么。此外，我反感那位中年女教师的台风，扔粉笔的样子。我想，我庆幸没有成为这样的中年女教师。

我开始构思“平安夜”为一个时间点，套在一个姓徐的城市一个称“懂”村的小说。

Virginia Woolf的《Mrs. Dalloway》，小说里，达洛维夫人去买花的路上，写出了一段又一段往事。我在前面写从办公室去门房打热水，尽情过“the moment ”和“window ”的瘾。

引子用了伍尔夫一九二八前发言稿的一句。中文版译“Poor”为“贫穷”，我选择原文，是想，过了将近一百年，女性还只是经济上“贫穷”吗？“Poor”的定义在什么。 

最后结尾用布莱克《老虎》，选的是徐志摩的译，为他有《猛虎集》，封面是虎皮，很虎皮大衣了。故舍弃郭沫若等版本，还有徐先生姓徐。

小说里取的几个姓名，我再三取舍。就如我不想写出城市名字，而是几处暗示，72峰也是查出来的，我没有去过的城市。为什么李老师姓李，我查当地历史名人，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李后主，才把姓董改成姓李。我大概五岁左右被接去住父母学校宿舍的家，可以说，有学校情结。而最先认识办公室门口上挂白漆木牌，毛笔字写的，有“史地教研组”。记得第一个历史老师姓李，在我写完小说李老师那段，他穿发白蓝色中山装的样子凸显了，而他有三个女儿。为了参差的对比，我当然要写一个地理老师。我工作的学校有一个教高中地理的马老师，说一口大概是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他不会说上海话，是学校里很少的。我不按我认识的马老师写，也没有参照任何认识的历史老师。我参照的是三年前新闻里一张照片上留下的印象，那个男人和几个孩子在一起，加以主观发挥。我太熟悉学校老师面对黑板写字的样子了，我想，做过学生的都熟悉，写起来毫不费力。

我最先是想写那个新闻的后续，比如那位不幸的女人出了精神病院，去学校接孩子，穿一件旧虎皮大衣。代课的“我”在教室透过窗户看见了。

写门房的时钟，是学了福克纳的时钟滴滴答答，去年读他的意识流很辛苦。

如果小说名改成“一个逃离上海的女学生”，大概会增加读者点的兴趣。不过，我不想讨好。只在发完后想，我到底读了Alice Munro，深受她《Runaway》的影响。有写的克制，我连佳妮受什么“欺负”都不写，本来用“猥亵”，改掉了。还有“我”经过松树，那个名字，我故意不写，如果有读者把它与车祸联系在一起，也是一种解读。如果写成长篇，我就要在这里做文章了。我在生活里，知道中年失去孩子的悲剧。两棵松树，高中母校图书馆旁边两棵青松，百年。班主任在黑板写下“咬定青山不放松”四句，我一直当“青松”刻在脑海。

可以说，我改了又改，简单的一句，却是脑海里画面带出来的。上帝给了我平凡普通，给了我码字时的灵感。比如愚园路，我写下时，好奇自己为什么选择愚园路。愚园路从静安寺那头开始，属静安区，另一头到长宁区了。我自然选择顾老师家住静安区，和佳妮小学所在一样。到了写完那段，我的潜意识才清晰，原来我大学里教比较教育的女老师原来家住愚园路，2017年早春，我在师大偶然遇见她，谈了将近两小时，写过博文，她的外公是章宗祥。我也特意走了愚园路，距离我离开上海前某次开会走过愚园路有二十年。还有我的高中母校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上留名的施蛰存住愚园路。我近乎遥遥致意。

我的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姓顾，我写的作文第一次在被班级里表扬。我在上海九十年代的好友妈妈是虹口区一所中心小学英文老师姓顾，我在她家吃住，待我那么好。等我用了这个姓，才追思，岂不是天意。

王校长，我几乎是加出的，本来不给他笔墨。然而，是我的主观愿望，不想在小说里加以控诉，而是想平静讲述。我要紧扣当下，小说不是乌托邦。记得意大利电影《灿烂人生》，那位医生弟弟，他与愤怒的警察哥哥不同，他对当时的政治是厌恶的，他改变不了大环境，却在自己的本职工作里兢兢业业，做实际的工作，为了弱者。我太喜欢那种精神。我在写到锦江小礼堂的那句，原本长到三句，删减修改，因我不用露出作者的情绪与评论，否则太低级，像硬要塞给读者“买一送一”的廉价。

我也希望读者读到“触电”能够想到前面我提及的煤球炉的用心良苦，还有其它。

我如果不写下这些花絮，过两周自己都“失忆”了。这些思绪里的“moment ”是花开的瞬间。就像前面我回复评论里提及13路电车，真的，开始没有写，是修改时，突然13路开进了脑海，我带着兴奋写下，它让我想到去提篮桥东海电影院看电影的童年，我至今记得美国电影《虎虎虎》，是暑假与哥哥和表姐去那里看的，有冷气。后来，又知道它和虹口犹太人连在一起。上海有多少掌故，却像我左手上那颗幼年黑痣经年后仅是淡淡看不清的点，在写的过程里，它带着翅膀飞回来。

写佳妮离家出走，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在两章里，那些路线，那些百货大厦名字，我觉得是受《挪威的森林》的影响。再加上，去年我知道提及的九十年代开张的几家都歇业了，通俗地讲，一个时代结束了。当年，我即便不买，穷老师囊中羞涩，还是要逛的。下班走去淮海路乘126路，特别是周四晚我在分部值班后，看着华灯初上的淮海路，国泰电影院、三联书店，是符号印记。我永远记得国泰电影院前等退票的那个年轻清秀小伙子的身影。哈哈哈。

我鸵鸟一样，因为不是班主任，与两位女生不熟，事发生时，我在产假，好像有的事与我无关。可是，我心底永远记得。我把它揉成一件事，创作了，便是小说里佳妮的故事。它是蜘蛛网，挂在真实的墙角。

顾老师妈妈读圣经，我是参照五年前看见的画面，去年去世的本地百岁香港人，我们去她同住的女儿家，她一直在房间里读圣经。

我说过，写了两周，基本在我的核桃壳角落，但写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去AGO，周末人多，在五楼一个特展入口，沙发座椅，倒是没有什么人，我用手机写下第一章后半部分。有在咖啡馆写的，带着ipad ，厨师长还在旁边和我说话。我专心写时，晚饭前，他做饭，边说话，影响不到我。我的确很感激他，不问我写什么，却爱说，我老婆是“作家”，一个没有稿费的“作家”了，也不求发表在什么杂志上。

开写那天比较暖和，我穿着女儿的防滑旧靴进AGO。写作是一步一脚印。

我也需要伍尔夫的五百英镑，我有我的积蓄，还有我寓短工于乐的零花钱。

去年或是前年，地铁上与一位在芭蕾学校教美术的本地人了到伍尔夫，她说想不到百年前的女人还要争取选票权利。

一九二八年，女性成为作家或画家，都难。我在第九章里提及1928年的画，是与引言的1928年10月呼应。而佳妮出走的虎年是1998年10月，也是一种呼应了，我的微小心思埋得深深。外婆告诉我生肖里的“羊入虎口”，小说里我没有写出来，我希望有人读时，想到这个迷信。

我站在小说里提及的画前，然后我觉得佳妮的故事浮现了，代替我最初把握不住，会写到烂尾的可能，更不希望蹭新闻。我的初衷是纪念新闻里的悲剧女人。

写小说，就像希腊神话的迷宫，写完，就是走出来了。我记得去年读书俱乐部请了张翎，我问她创作心得，她说到大意要列个提纲，人物性格写上，她写长篇，前后要一致。我这次也列提纲，主要是小说的走向，我如何写到结尾，设计了好几次，否定，才有这个结尾。

这幅希腊神话的油画，我又去看一遍，伊卡洛斯的翅膀，飞起来，即便掉入大海，他飞出了迷宫。

发完小说的周六下午，我去这幅法国画家的画前留影，Pierre Bonnard的风景画是先有笔记有他的梦，再画。我写时，打腹稿，纸上草稿。

我穿着1990年圣诞礼物绒线织的毛衣，围着女儿小学二手围巾，手钩。一条大学里流行过的萝卜款二手牛仔裤。小说第九章提及的紫水晶十字架银项链，是发之前加上去，来自我咖啡之友戴着的朋友给她的圣诞礼物。：）拿来主义，周先生教的写作方法。

我的确引用圣经，第七章里引号里引用约伯记，正巧是我那天的阅读。约伯一直被西方文学里用来表示苦难，我想被拐卖妇女所经历的便如此。

谢谢我写的过程里给予意见鼓励的朋友。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