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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十二
原创 思目（jocole）
十二、忍辱与调整
“大鲁南会议”结束之后，华东局土改指挥部为了继续执行饶漱石等制定的二次土改政策，专门派朱则民、贺致平等到鲁中区指导土改复查与整党工作。这俩人倒是算得上是山东自己的干部——抗战时期就来到山东，来到鲁中区二地委后，老老实实地按照华东局制定的政策办事。
据高克亭回忆：“贺致平和区党委一起，把沂源县作为实验县，贺兼任沂源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刘延博改任副书记。在土改整党中开始夸大组织不纯，认为村干部不可靠，采取避开组织、访贫问苦、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另起炉灶的办法，引起广大村干部的不满，使阵营混乱。后来感到这种不相信组织、脱离组织的做法不妥，又改为通过组织、改造组织，使整党走向正常。但因沂源灾情严重，有饿死人现象发生，生产救灾成为头等大事，经区党委建议，华东局同意，把土改整党暂时搁置起来，全力以赴抓生产救灾。”（注1）
左三为黎玉，右一为贺致平。（图片取自网络）
解决了山东党最大的“头目”黎玉之后，“饶大将军”等当然不会忘记黎玉“宗派主义集团”的重要人物——胶东区的林浩、曹漫之等人。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华东局在诸城召开胶东高干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并对胶东前段土改进行了检讨，同时对胶东下一步土改进行了部署。笔者以为，关于胶东区的土改情况无须赘述——具体做法与过程同渤海区的大同小异，但打人及死人的程度比起渤海区有过之而无不及！饶漱石与康生在会上一唱一和，指责黎玉“对景晓村、林浩等人的任用是宗派主义”的同时，严厉地批判了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等一干人。
在2月20日在胶东的灵滩河会议上，饶漱石又专门作了《关于山东黎玉、胶东林浩的报告》。在报告中，指责黎玉“排斥华中干部”，在对华中的支援上“讨价还价”、“不顾大局”，搞“地方主义”。甚至还公开地讲：“山东后勤发装备，对山东发的好，对华中发的坏”；“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等。随即，除副书记金明（由华中分局调入）等少数人外，其余胶东区委及行署的大部分干部都被强行调离！
对于饶漱石等的无端指责，黎玉本人只是在华东局负责人的小组会议上进行过申辩，在其它大的正式会议上只是违心地作了检查，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会议期间，中共华东局对于黎玉的错误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黎玉也只好向中央写了反省报告。随后，中央工委也就此事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作了批示。
5月，暂时主持胶东区委工作的金明带领600多区、地、县级干部，跟随邓子恢等开赴豫西后，原胶东区委及行署的干部几乎一个不剩地全部被调离！然后，原鲁南区委书记向明（任命2月份就已下达），赶过来主持胶东区的工作。
那么，黎玉及大部分山东干部面对饶漱石等人的恶劣行径到底持何态度呢？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或向中央书记处反映呢？
根据山东老同志回忆，面对饶漱石、康生等的无端指责，林浩等山东许多被“搬了石头”的地方干部曾要求黎玉坚决顶住，甚至要求黎玉把“官司”打到中央，不要只是默默地忍受与和稀泥。但黎玉没有那样做——他后来回忆说：
“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第二，……，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第四，饶漱石、康生对我的批判并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们根本不讲道理。”
“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如果我公开和他们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至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间干部的对立。毫无疑问，这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注2）
就这样，黎玉及景晓村、林浩等蒙受打击的山东干部，以付出自己和许多老部下政治上的代价，保证了华东局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那这会不会是黎玉及其二次土改中挨整的那批山东干部们，后来出于平反或宣传等需要的自我吹嘘和表彰呢？笔者此处仅举一实例来领略一下，其时被整的最狠的渤海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如何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
根据《中共党史人物传》“张云逸”条目中的记载：“一九四七年秋，为解决我军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问题，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同志要求后方在十月前务必使前方战士都穿上棉衣。为此，惠民地区的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组织人员调集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在当时物资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制棉衣的任务。”（注3）
看过本文上一节的网友可能还记得，其时的渤海区，正处于土改工作团支持的“贫雇农团”斗地主、起浮财正忙之时。那时惠民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只有五百万出头，那些靠边站的干部领导当地妇女们为了前线的子弟兵不挨冻，不得不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针、一线线缝制棉衣，她们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忙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将十几万套棉军装送到亲人手中！
军民一家亲：八路军在惠民县城大士阁附近劳动。取自惠民古城绝版老照片！
饶漱石等后方领导们通过“寿塔寺”和“大鲁南”等一系列会议，成功将黎玉“批到批臭”，但他毕竟是华东局第二副书记，不可能像撤景晓村、李人风等那么简单——要想撤他的职，当然得通过中央书记处。
不过，这对于领导艺术高超的“饶大将军”而言，只是“小菜一碟”——1948年1月18日，“大鲁南会议”即将结束之际，华东局下发《关于分设三个专门委员会的通知》：“华东局根据目前三大工作，特分设三个专门委员会：一、土改指挥部由张鼎丞同志负责；二、整编委员会由黎玉、李林二同志分任正副书记；三、财经委员会由曾山同志为书记，艾楚南、方毅为副书记。四、郭子化同志为华东局秘书长。”（注4）
“饶大将军”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将精简整编这个得罪人的烫手山芋，顺手扔给了已被批得焦头烂额的黎玉，又轻而易举的将他原来主管的财政工作交由曾山负责。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黎玉之所以坚持要自己主管财政工作，并非某些人想象的“大权独揽”。如前所述，山东是个“穷省”，加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及人为等因素，没有一个熟悉情况精打细算的“管家婆”怎么得了！？
时至是年3月23日，以饶漱石为首的华东局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兹决定黎玉、曾山、艾楚南、宋裕和、彭显伦、方毅、薛暮桥、石英、冯平诸同志为华东局财委会委员，由黎玉同志任书记，曾山、艾楚南两同志任副书记；并成立华东财经办事处，由曾山同志兼主任，艾楚南、方毅两同志任副主任。”（注5）
那么，为什么要在如火如荼的二次土改中间，要对机构同步进行精简和整编呢？因为其时山东的财政，已经到了难以继续支撑的边缘——早在1947年10月，邓子恢在渤海区高干会议上说：“仅公粮一项，去年渤海征收二亿九千万斤，今年则达六亿斤，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这样搞下去，必然会造成人民的怨声载道，离心离德。”（注6）
可山东解放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
根据笔者查阅的文献资料显示，罗荣桓等带领部分领导机关及干部赶赴东北后，山东分局脱产人员约占解放区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二。时至1946年春，新四军军部及部分机关北移山东后，山东党政军脱产人员达到四十五万，约占解放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五。1946年底，华中主力和后方机关人员大部转入山东解放区后，山东脱产人员骤增至超百万之多！与山东解放区总人口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点二！
根据1947年3月北方各主要解放区的财经人员在河北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研究的结果，在正常年景（情况）下，解放区每一百个农民只能供养两个脱产人员，即脱产比例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可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比例猛增到百分之三点二，这叫根据地老百姓如何吃得消！？时至1948年初，因战争的破坏、土改过“左”以及天灾影响，整个山东解放区便早早陷入严重的春荒之中。因此如何解决财粮危机，就成为摆在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面前，首当其冲棘手的问题。
至此，华东局于是年的2月底，不得不暂时停止二次土改，将“生产救灾”确定为中心工作，并明确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可当华东局把财粮全力用于救灾，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山东空前的财政困难。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呢？华东局采取的紧急措施，就是借鉴上年渤海区的经验，再次以清理物资、降低生活标准和整编后方机关的方式加以解决。
那么，渤海区为何要率先实施这三项紧急措施呢？这是因为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华野西兵团的补给任务，几乎完全落在了渤海区老百姓的身上！而随着华东工委和华野后勤等的涌入，致使800万人口的渤海区同时还要维持41.05万脱产人员的生计，故当时渤海行署的财粮开支浩大——其粮食供应“每日不下百万斤”。其时渤海区脱产人员的严重程度，可以通过邓子恢10月，在渤海区高干会议讲话中提到的有关情况来领略一下：
“我们有许多干部带上一大批警卫员、通讯员、马匹；我们有些女同志结了婚生了小孩，也要警卫员、通讯员、运输员、马匹、饲养员一大堆。干部调动工作，也带上一大堆人。”；“这次医院转移过来的不到二万伤员，就有一万三千多医工人员，一个人照料一个半人还不到，而且还天天吵着人少。”；“今天后方最大的一部分，是野战军后方。一共三万多人，预算是四万多。”（注7）；“后方各机关都要大大精简，特别是干部。干部多就杂务人员多、马匹多。”；“民工五万，应该立即裁掉，一个不留。”（注8）
根据华东区工委是年9月份的统计，当时渤海区的总人口只有八百多万，脱产人数为四十一点零五万——脱产比例高达5%！
因此，邓子恢在讲话中严肃指出：“究竟如何解决目前财政的严重困难呢？华东局工委前次曾开了个会，提出了三个办法，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方向，……。”；“第一个办法是厉行精简，核实人数。全部机关、学校、医院、后方都要大大精简，把人数确切核实。今天要求减去五分之二，留五分之三，更进一步要减去限人数的一半。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要知道在今天渤海区的工作情况下再扩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方案就是精简后方，充实前线。”（注9）
“第二个办法是降低待遇、厉行节约。今天老百姓这么苦，财经这么困难，生活待遇要大大降低，这应该从我们最高机关做起。首先取消小伙房。”，“大大地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今天要解决财政危机，不是开源问题，主要是节流问题。因为源已开到了顶点，所以除精简，降低生活待遇之外，就是节约。”（注10）
“第三个办法是集中资财，统一财力物力的使用。我们的供给、卫生、兵站、军工部门以及各机关，都应彻底清查财物，搞清究竟尚存多少东西？那些是用不着的一律拿出交公？……各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的生产资金及利润，也要全部交公。我们坚决反对打埋伏。……凡此种种都要全部大清查，列出清单交上来，统一调剂，集中使用。”（注11）渤海区最终到底精简了多少人、收缴了多少资财不清楚，但“据1948年初省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介绍，渤海区不仅‘亏空全部弥补，还有余力供给野战军’。”（注12）
这里就邓子恢讲话中所指的原华中来的那部分人的作派，再说上那么几句——因为这是其时山东解放区的干部和老百姓较为反感的。
如前所述，山东长期以来就是“穷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节俭。一一五师所部之所以能够赢得山东老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很大程度上是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尤其是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号召之后，山东党政军机关通过两次精兵简政，三个机关只保留三千人左右。罗荣桓等更是带头取消勤务兵，身边只保留通讯员——兼做勤务、通讯、警卫、喂马四项工作。科长以下取消牲口（马匹），副科长以下干部毯子自背。而且罗荣桓、黎玉等分局领导，均无吃小灶的记载。
而由于原华中局为直属中央的大局，进入渤海区的机关干部虽然只有一千五百多人，但团（科）以上的干部居多——正如邓子恢所说的那样：“我们有许多干部带上一大批警卫员、通讯员、马匹；我们有些女同志结了婚生了小孩，也要警卫员、通讯员、运输员、马匹、饲养员一大堆。干部调动工作，也带上一大堆人。”（见注7），“干部多就杂务人员多、马匹多。其实现在的每部、处下有几个科，每科下有几个股，每个股下有几个干事，机关重叠、臃肿不灵，办事办不好，还要天天闹情绪、闹待遇、闹不团结。这马上要裁减，干部的勤杂人员更要严格限制。”（注13）
俗话说得好，“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山东老百姓对来自华中干部作派的看法不言自明。华东局为了能取消某些干部的小伙房，“张云逸同邓子恢、曾山带头把自己的小厨房取消了，同大家一起吃大灶。”（注14）1948年1月1日，饶漱石在华东局直属机关，做了关于实施三个方案整编后方机关的报告。
1月25日，华东局整编委员会正式下达了《关于精简机构人员的指示》：“一、我们的整编工作已经在直属机关与各地区开始了。……我们初步预定在大鲁南、胶东地区从一月至二月底实现减少十七万吃粮人员，才能减轻人民负担，避免与民争食，渡过春荒的危急，然后才能使广大基本群众愿意平分土地与发展生产，以支持长期的艰苦的反攻战争。”（注15）按照《中共华东中央局整编委员会关于整编工作的基本总结》中的记叙，华东局要求整编须通过思想整编、清理资财和实行精简等三条线的任务来实现，并通过这三条线去实现整党的目的。
这三条线分别是：“1、思想整编在于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山头本位主义及地主富农思想。2、清理资财，降低生活水平，并从上而下做起；颁布八项禁令，停止做坏事，宣布纪律，逐级负责。3、实行精简，……做到脱产人员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不算野战军），前方与后方为四与一之比。”（注16）同时要求“华东直属机关于一月底，各战略区在二月底完成（胶东例外），以便渡过春荒。”（注17）
不难看出，中共华东局及华东工委所提出的以三大方案为中心的整编运动，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立刻通过大力减少脱产人员及财政支出，不要说土改就连春荒都难以渡过！整编委员会精简的主要对象，当然还是原山东分局那一部分——尤其思想整编的指向，所以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整编的重点是军直及大鲁南区的各级机关。
经过上上下下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整编委员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大鲁南及军直等机关，共减少脱产人员88600余人；鲁中区减少脱产人员35659人，与过去相比约减少百分之四十六；鲁南区减少37205人，与过去相比约减少百分之二十四；滨海区减少了23415人，与过去相比约减少百分之五十。军政比例大致为三比一，即部队约占四分之三，党政人员只占四分之一。
以鲁中区为例，军队人数为31731人，而党政机关人员加在一起只有9653人。这样经过大幅度精简之后，鲁中区脱产人员占人口数为百分之一；鲁南区占百分之一点五；滨海区占百分之零点九。整个大鲁南地区加上军直，全部脱产人员只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依据是年9月饶漱石在向中央打的报告，年初山东脱产人员共约八十余万（不包括野战军等），经过整编后已降至六十余多万，大约减少二十万左右——约四分之一。
其次，在清理物资、降低生活标准和解决财政困难等方面，亦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通过取消中灶，降低伙食标准和个人津贴等，进一步减少开支。至于是否取消小灶，那不是整编委员会所能管辖的范围。由于之前张云逸、邓子恢等已带头取消了自己的小伙房，此次饶漱石又带头取消自己的小伙房，所以其他人无论愿意与否都得跟随。由于中灶也被取消，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也只能在大灶用餐，当然必要的营养还要保证。
此外华东局在清理物资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明显效果：各单位、各部门“打埋伏”的物资大部被清缴——“缴公物资达北票500亿元”。采取上述措施最终的结果是，“上半年六个月对部队四大器材及对各机关的供给几乎全部停发，均由各部节余解决”。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山东上半年财政实际亏空仅100亿元，比年初预计减少了四分之三。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部队干部战士勒紧裤腰带，将省下的粮食和平时积攒下的衣物等，救助驻地附近的老百姓。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根据地老百姓终于度过了春荒，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华东局于1948年2月底，确定将滨海区的五莲县作为华东局的土改整党实验县，准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总结经验，指导其他地区的土改及整党工作。在《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土改与整党是分别讲的——说明是两项平行的工作，文件在介绍平山县整党经验时有这样一句话：
“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调剂土地的工作，必须与整党工作相结合，有时还必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而毛泽东则在其《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里，对整党讲的更为明确：“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的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注18）
可是到了饶漱石的嘴里，“土改与整党”却变成了“土改整党”，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多一字与少一字之差，但实际上的含义却有所不同——“土改整党基本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土改整党是两件不同性质的工作，土改是对外的，整党是对内的，但土改整党是一个工作，两（个）方面，要实现土改就要有党的正确领导，就要从内部解决整党问题，达到对外消灭地主阶级（的目的）。”（注19）
那么，这位“饶大将军”口中所言的“土改整党”，与中央所说的“土改与整党”到底有何不同呢？
阅读过前文的可能还会记得，饶漱石及其他一些人等一开始，就给山东之前的土改定下了山东党是“富农党”，搞的是“富农路线”的基调，再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来大批特批黎玉及山东党组织，随后便以“土改整党”为名开始“搬石头”——大肆撤换山东党组织的各级领导。所以，饶漱石等人所言的“土改整党”指向性很明确，整的是原山东分局的党，并不包括来自华中的那部分党员干部。
此次，借着《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的东风卷土重来，本来是改正和弥补先前土改复查“极左”错误的绝佳时机，可惜的是“饶翁”之意不在酒，还是要借机整治黎玉等——“他提出了对基层整党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即采取领导自上而下、群众自下而上批判基层干部的方针，……”（注20）并选定五莲县，作为华东局亲自抓的土改试点。
那这个所谓“双管齐下”的方针到底是什么意思？“领导自上而下”不难理解，顾名思义就是由上级派来的干部；对于“群众自下而上”，按照有关史料文献的记载，那就是“撇开组织，‘另起锅灶’，单纯发动贫雇农，整顿基层干部。”（注21）说穿了这个“双管齐下”，就是由华东局派来的工作团领导贫雇农，来斗那些当地的干部。
那么，华东局为何要选择五莲县作为土改实验点呢？饶漱石等又为何要在这里，采取这个更左的“双管齐下”方针呢？
选择五莲县作为土改实验点，当然是有充分理由和原因的：这个五莲县是1947年4月新成立的，由诸（城）、日（日照）、莒（县）三县的边沿山区的各一部分组成，归属中共滨北地委（滨海一地委）管辖。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占领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斗争，华东局又决定，将滨北地委划归胶东区党委领导。刚成立时，全县划分为仁里、常山、高泽、洪凝、街头、五莲、户部七个区（1948年秋增设松柏区），九十八个乡，共辖有四百二十九个自然村，全县的总人口为258743人。其时全县有党支部295个，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小组，共有党员8300余人。
五莲建县后，成为华东我军粉碎蒋军对我山东重点进攻的主要后勤基地之一，当时山区驻有我军后勤部门和工商部门的若干医院、机关，储存着大量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和国际救济总署赠送的救济物资，还寄存着领导机关的重要文件、档案等。
此外，华东局选择此处为土改实验点，恐怕与郭子化插手这里的土改不无关系。1947年8月上旬，郭子化率领华东支前委员会机关，进驻五莲县仁里区大茅庄一带。根据史料记载，其时五莲县的土改复查工作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由于土改复查执行了‘左’的错误政策，因此，在干部政策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如‘交权’，撇开组织，单纯发动贫雇农进行复查整党，将老村干搁在一旁等。”（注22）
郭子化等遇到的第一件怪事，就是一个村子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一人身穿莽袍，腰扎玉带，头戴乌纱，扮成唱戏的县太爷，名日贫雇农坐大堂，警堂木一拍，把被斗争的对象拉出去，竟用乱棍活活打死。为了及时制止这种‘左’的错误，郭子化旋即派出两个工作组，参与仁里、街头两区土改复查运动，以便更深入地发现和了解存在问题。
根据时任五莲县县委书记的辛玮回忆：“当发现驻村两次群众大会上，接连砸死6个破产地主，并闻此种乱打乱杀的斗争会还将继续举行时，非常焦急。深感问题严重，决定亲自出面解决。”（注23）
郭子化（图片取自网络）
8月14日，郭子化要辛玮前往大茅庄谈话，他听完汇报后，严肃地向其指出错误。8月16日，郭子化向华东局发了‘铣电’，反映滨北地区土改复查中的问题，并提出拨乱反正的建议。20日，郭子化即收到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副书记黎玉的复电。‘铣日电悉。你的意见是对的，盼将下述几点就与党委和报社同志说明和纠正。’郭子化随将华东局的四条具体意见向滨北区和滨海区的干部进行传达贯彻。华东局的这一指示，对于纠正全省土改复查中的‘左’的失误，减少工作损失，具有重要意义。”（注24）
笔者依据文献史料推测，饶漱石之所以要在五莲（实验）县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大概的意思是认为之前渤海等地的土改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歪嘴吹喇叭”——没有认真执行华东局制定的“好”政策。
因此，为了能使他与邓子恢等制定的土改复查政策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决定实验（五莲）县的土改试点工作，由华东局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直接领导。同时对实验（五莲）县县委事先进行所谓的充实与调整——将原华中分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尹阿根（邢子陶）调过来任县委书记，原来的书记辛玮改任副书记，并抽调二百多名县及县以上干部（多为原华中的）组成工作团。这批人被分配到五莲县各区、乡与当地干部配合工作，其中不少人分别担任区、乡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由此可见，饶漱石显然认为，只要由派去的干部加强“正确”的领导，就可改变之前群众乱批乱斗和随意打死人的现象。可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在“1948年1月整编中，又将过去各种错误的责任过多地推在区、村干部身上，进行简单的复员精简。所以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混乱。”（注25）
那么，饶漱石这个以“左”纠“左”的方针能奏效吗？
注释：
注1：见《高克亭回忆录》，“解放战争（七、纠正土改复查左倾）”。
注2：见《黎玉回忆录》，第253页。
注3：见《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33卷》，第132页。
注4：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20》，第27页。
注5：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20》，第126页。
注6、7：见《邓子恢文集》，第165页。
注8、13：见《邓子恢文集》，第168页。
注9：见《邓子恢文集》，第166、167页。
注10：见《邓子恢文集》，第169页。
注11：见《邓子恢文集》，第170页。
注12：见邓广著《山东解放区的农村财粮征收（1946-1949）》，《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8页。
注14：见《中共党史人物 第33卷》，第132页。
注15：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20》，第28页。
注16、17：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20》，第197页。
注18：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注19：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53、54页。
注20：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28页。
注21、22：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页。
注23：见辛玮著《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一文。
注24：见董助才整理《郭子化传（下）》。
注25：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107页。
前面文章提到过毛岸英跟随康生去了山东。
这是转贴一位群友的文章，对这问题我没研究过，不过看过几段，也感到作者有倾向性，作参考吧。
山东土改是成功的，黎玉从罗荣桓开始，就不配合中央。批评黎玉又不影响工作，是华东局的功劳，批判饶漱石的时候，说饶漱石把这一功劳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