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26)
2018 (68)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华盛顿最大的新闻恐怕是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福临将军（Michael Flynn）的辞职了。川总统上台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内政上就连栽了几个跟头了，风风火火的“禁穆令”遭到联邦法院的叫停；他最信任的智囊康蔚由于公然在电视上为总统女儿一万卡的产品做广告，遭到美国纪检委的调查；提名内阁成员被国会确认的速度之慢，历史上罕见。而国安顾问福临这个最重要，和总统最亲密，也是唯一不需要国会通过的内阁位置，官当了不到一个月，位子还没坐热，就狼狈卷铺盖走人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权力制衡的重要，正是因为没有国会的监督，一个没经验的总统和他的团队就会桶出这样的篓子。
福临辞职的原因，导火索是就在奥巴马总统公布对俄国制裁的当天，他在和俄国大使馆的通电话时讨论了这个议题，给外界以新班子迫不及待，越厨代庖的不良联想。比错误更严重的是遮掩和扯谎。也许是自知行为不妥，或者失忆健忘，福临没有把实情告诉副总统，导致副总统在电视上誓言旦旦为他辩护。但是瞒天岂能过海，俄国大使的通话被中情局全程录音，谎话不攻自破，眼看掩盖不住，川普只好丢车保帅，把福临抛了出来。
这个故事教给我们一个教训，身居高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更重要的是，下属有什么举动，老板要不要知知情，知情到一个什么程度，都是官场上的大学问。稍有不慎，轻则丢官失爵，身败名裂，就象福临一样；重则性命攸关，家破人亡，让我不禁想到了中国著名间谍潘汉年。
潘汉年是中共老革命，老牌地下工作者，上海副市长，在抗日战争期间深入敌后，负责和日伪打交道。可惜他一个疏忽，在大汉奸李士群的哄骗下莫名其妙会见了汪精卫，就象福临给俄国大使打电话，千不该万不该讨论了制裁问题。蒋介石知道潘汉年的身份，那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就大肆宣传共产党和汉奸之间的勾勾搭搭。潘汉年自己也后悔害怕，不敢告诉党中央，《解放日报》还发文章驳斥这样的“谣言”，就象不明真相的副总统给福临打的包票。后来掩盖不住，潘才向老上级陈毅坦白，消息传毛泽东的耳朵，毛勃然大怒，在潘的档案上重重批示：此人永不可重用。由于这个原因，潘后来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功劳一笔勾销，全家下狱，晚景凄凉。
当然以上仅仅是中共的官方说法，港台和海外的说法是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是毛则东直接的命令，目的在于让八路军新四军队和日伪达成默契，和平共处以积蓄实力。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毛泽东后来对下属的翻脸不认人呢？毛泽东命令潘汉年接触汪精卫，本来是大老板和下级雇员之间永远也不为外人道的秘密，而潘居然糊涂到向一个中层经理陈毅泄露了天机，也难怪毛泽东要杀人灭口了。
同样，福临自作主张，欺瞒川总和彭副总，造成将相失和，只怕也是他们的一面之辞。现在很多人怀疑，福临和俄国大使通话讨论制裁问题，破坏奥巴马的外交举措，根本就是川普的直接命令，因为川普对普京有一种特殊的好感。福临向俄国拍了胸脯，作出了许诺，所以普京决定推迟对美国的反制，所以川普也马上投桃报李，在推特上赞扬普京："Great move on delay (by V. Putin) — I always knew he was very smart!"。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川普真是一个情报菜鸟，他难道不知道俄国大使所有的对外通话都是在中情局的严密监听之下吗？而比老板更加不可原谅的就是福临，因为他是美国阿富汗战场主管情报的三星上将，难道不知道中情局的无孔不入吗？他被川普毫不留情地开除，真是不冤枉。
70年前毛泽东在潘汪会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到现在还是一个迷，因为共产党不会主动公开档案，更不会去调查；但是在民主公开的美国，川普如何通过福临和俄国互动，有没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人民有知情的权利。
----你这是在偷换概念，首先我主要说的时毛的“抗战”逻辑，不是中共整体的。彭德怀、林彪等广大将领士兵还是积极抗战的。但是毛认为军事抗战是消极抗战，“发动群众”（本质是在农村建立中共政权，消灭国民政府的影响力）才是积极抗战。毛的中心思想是积蓄力量一切为了抗战后的内战！
而亲中的政客 = 0！
目前对俄国的反弹比较大，一个因素是因为trump对俄国实在太亲密了，由于党派的反对，民主党也会对俄国言词比较强烈。如果trump目前是亲中而不是亲俄，反弹肯定更大。
两党对俄国普遍比较警惕的另一个原因是，东西欧国家一般对俄国熊非常警惕和害怕，为了保护欧洲盟友，美国也不得不对俄国强硬。东欧移民的后裔是美国政坛的一大力量，家庭历史的影响记忆对他们的影响仍在。
美国对俄国的警惕，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有对俄国历史上野蛮侵略的回忆。
美国对中国的反感，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有种族主义歧视黄种人的因素，
个人看法。
我倒是有个疑问：美国如此把俄国当成敌人，普金是个杀人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如此认为。为什么美国没有把中国放在同一个类型里？中国政府历届在如何对待异己分子，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方面，不见得比俄国好多少。很多行为甚至是明着来的。不太明白美国民意和美国政府是怎么分辨这两个国家的？
回 沈成涵：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到底在干什么
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
1936年底，毛泽东率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1937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35000平方公里，挟人口150万。至1943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权，8个有行政委员会，3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120万人，其军队也已达120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军军队相比，反差之大，触目惊心。
八年抗战，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85
“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p409-410)--cp.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林彪自己证实说，在他向延安询问而得不到答复、事实等于拒绝时，他于是决定向日军发动进攻。”“在延安特别为平型关大捷举行了庆祝会，人们还编写了各种诗歌，由歌舞队来表演”“这样，我再重复一遍，毛泽东就把由于反对他的意见而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对他立场的证实，变成了对他自己的颂扬。”---（P294)（德）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中国纪事》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也是如此，事前多次电报不予回复，事后开会批评彭德怀牺牲太大，转移日军的注意力等等！文革时彭德怀还为抗日遭罪至死！
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
1936年底，毛泽东率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1937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35000平方公里，挟人口150万。至1943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权，8个有行政委员会，3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120万人，其军队也已达120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军军队相比，反差之大，触目惊心。
八年抗战，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85
“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p409-410)--cp.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林彪自己证实说，在他向延安询问而得不到答复、事实等于拒绝时，他于是决定向日军发动进攻。”“在延安特别为平型关大捷举行了庆祝会，人们还编写了各种诗歌，由歌舞队来表演”“这样，我再重复一遍，毛泽东就把由于反对他的意见而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对他立场的证实，变成了对他自己的颂扬。”---（P294)（德）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中国纪事》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也是如此，事前多次电报不予回复，事后开会批评彭德怀牺牲太大，转移日军的注意力等等！文革时彭德怀还为抗日遭罪至死！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远藤誉手持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
今年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中台双方围绕国共两党当时谁才真正抗日发生争论。
虽然在中国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日本各大传媒均指出，在抗战胜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这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远藤誉的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正以一个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畅销。
BBC中文网则成为了专访远藤誉的全球首家中文媒体。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她是读了《潘汉年传》等中国书籍后，开始怀疑中共的解释，然后着手准备写书的。她希望通过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解开有关疑问，而结果则令她自己也震惊了。
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
《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叙述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两人交情。岩井虽知袁殊多重间谍身份，但不介意并援助袁殊再次留学日本，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回到中国。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国，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结束军方挑起的战争”。
共产党人与岩井公馆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2002年旅美中国学者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也根据中文资料叙述中共向岩井出卖国民党情报得以壮大的史实。
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
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中国前总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日本情报费资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曾著书谈在华经历
远藤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父亲在长春经营自己研制的戒毒药品“吉福德禄”的制药厂，父母都是日本人，本来还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军围困长春之战中，远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饿死，而她也几近饿死并遭遇流弹受伤，导致两臂残疾。
1953年，12岁的远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学博士以后，从1983年起从事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至今，并从那时起还兼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当年在长春的生活经历，获得《读卖新闻》女性人类记录优秀奖。
后来，远藤应《读卖新闻》邀请，在1984年再著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国12年的苦难经历。90年代，她希望此书译成中文版，可是中国出版社一直以“过于敏感”的理由拒绝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觉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于是选择在台湾出版中译本。
“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对中国爱恨交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说，《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大的难题是找日本有关岩井的记载，我去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后来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于是开始找，并终于在网络上买到，我如获至宝！现在觉得我小时候没饿死、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这本书”。
当记者问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当年岩井与中共合作的记录，远藤则说“不是，岩井对中国来说重要，但日本当时对他重视不够”。
对于台海两岸官方有关谁是真正抗日力量的争论，远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在防卫研究所里看战史资料，厚厚的一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战史资料，居然是引用中共党史来编写，简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来填补真实的历史空白”。
----这种看法对中共的权利构架太不了解了！日常具体工作也许如此，但是不存在有毛不知道和不能插手的情况存在。就像贝利亚的工作有斯大林不知道和不允许的吗？！
这种地下工作，最高层就到周恩来，到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