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大一寒假，我坐上了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第一年去离家几千公里的地方读书，多少还是想家的。就像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回家，是一年春节来临前最大的一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自一人乘坐长途火车。在那之后，回家的次数变少了，而回家的方式，也从乘火车变成了乘飞机。那一年，我20岁。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那条线路几乎从东向西穿越了整个中国，虽然年年都在喊火车提速，可是提速后也只是从两天两夜48个小时的旅途缩短到了44个小时。好在即便春运当即，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亲戚还是托人帮我顺利地买到了硬卧票。谢天谢地，至少我可以躺着回去了，不用遭罪地去挤连过道都坐满人的硬座车厢。
硬卧火车包厢里有六张床铺，左右各三张，分成下铺、中铺、上铺。下铺相对宽一点，票价也是三种床铺最贵的。一张小桌子卡在左右两张下铺之间，挨着这个包厢里唯一的一扇窗户。桌子上面摆了一个公用的银色铝皮暖水壶，下面摆了一个套好白色垃圾袋的垃圾桶。包厢是半封闭的。和软卧包厢不同，硬卧包厢并没有将过道和包厢完全分隔开的推拉门。虽然这个空间并不算很私密，可是一张软卧票在当时可比飞机票都要贵很多，估计只有年迈的老人和有钱人才会去选择吧。
我特意托亲戚帮我买了上铺票。虽然每次下床上床都要花些功夫，踩着冰凉又硌脚的金属爬梯上上下下，但上铺至少能满足我对安全和清静的需求。我登在爬梯上检查了一下叠放整齐的被褥和枕头，感觉应该是新换的干净被单和枕套，便才爬了上去，开始整理在这嘈杂车厢里属于我的一片狭小又憋屈的天地。我把装着钱包、水和零食的书包贴着车厢壁卡在枕头边，在围栏上绑好了一个塑料袋做自己的垃圾袋，又伸出头看了看已经摆放在过道行李架上的大黑箱子，舒了口气，平躺在了铺上。我想，除了去上洗手间，用来熬过这两天两夜的最好方法就是睡觉了。
包厢里的其他旅客陆续上车了。和他们简单的打了个招呼后我心里踏实了不少。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在校读书的大学生寒假回家。我喜欢这样简单的人物身份构成。那时候的我虽然胆子不小，但是和陌生的人们共同在一个包厢里吃住两天，我还是害怕遇到坏人的。火车站的各种扒手小偷让人防不胜防。毕竟在电视上看到的，自己听到的，在火车上丢东西的事件还是很多的。上车前，我甚至还祈祷同包厢里千万别有带小孩的，更别有身体散发异味的旅客。孩子的哭闹声是我最害怕的，而狐臭脚臭对于有洁癖的我更是一种折磨。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当时那些愚蠢又令人鄙视的想法很可笑，可是却让我至今都记得当时得知大家都是学生时的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8年后的今天，在那个包厢里和我共同度过了两天两夜的五位学生，我有模糊印象的也就只有两个人了。其他的三个，都如同路人甲一般，在我的记忆库中无法检索到具体形象了。
到现在还记得的一个旅客是个留着半长头发的男生。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火车的轮子已经转动起来准备出站了，大家发现六张床铺还有一张是空的。在那一票难求的春运前期，大家不免都为那位旅客有些担忧，猜测他别是没赶上火车。毕竟当年补买火车卧铺票和现在补买下一航班的机票不是一个概念：想要很快买上下一趟火车的卧铺票比登天还难。就在大家都在惋惜这张可能被浪费的卧铺票时，只见对面雪白的床铺上甩上来一个黑色的大书包，把侧卧在上铺的我吓了一跳。我扒着围栏向下望去，才发现一个大口做着深呼吸的男生已经忙着自顾自地坐在车厢过道的椅子上喘气了。不知是谁说了句：“还好赶上了”。
迟来的这个男生留了一头像F4里西门一般的头发，中分，黑色柔软的头发刚好及肩。男生一只手从额头前向后捋了捋掉在眼前的头发，一只手捂着胸口大口地喘气，一边咽吐沫，一边嘟囔了声“跑死我了”...“好险”...等他的气喘匀了，大家才互相打了招呼，得知他在赶往车站的路上耽误了。他几乎给包厢里的每个人都叙述了一遍以为自己误了火车的焦急心情。仿佛只有一遍一遍地讲出来，才能让刚才的紧张消失得快一些。
还有一个有印象的旅客就是我下铺的姑娘了。她背了一个像半月一般看似不大却装了很多东西的棕色绒皮单肩包。包袋上嵌着铆钉一般的菱形金属扣，包口的拉链两边坠着长长的流苏。她说她男朋友在天津读大学，她专门从北京去天津看过他。她就是从那个包里掏出了天津麻花给我吃的。在7、8年前，这样的包算是fashion了。我们针对这个包的制作材料，价格，以及她是如何买到这个包的过程进行了交流。女人的记忆容量就是这么简单：包，和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