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国家命运的明末党争“五”大案之妖书案

看到这个题目，对明史有了解的读者一定会说：明末党争只听说过妖书、梃击、红丸、移宫这四大案，哪里来的五大案呢？这是因为东林党成功掩盖了第五大案，故不被世人所知，其实这第五大案造成的影响要远甚于前四大案，《明史》讲：“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我却要说：明朝实亡于第五大案。先让我从 万历的“国本之争”所引发的四大案说起，首先简要的概述一下国本之争。【另请回顾我前面的揭秘《被贾宝玉厌憎的宁国府里的四出戈阳腔大戏的内里乾坤》】

万历皇帝的皇后王喜姐只生有女儿没有儿子，而万历一时性起临幸的慈圣李太后的宫女王氏却为他生下了长子朱常洛，万历看不上“都人之子”，而是期待皇后王喜姐能为其生下嫡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大臣要求册封皇长子为太子时，万历明确以皇后王喜姐尚在盛年又曾屡次流产，有可能会生育嫡子为由拒绝，神宗的考虑完全何情在理，王皇后当时才不过二十九岁而已，晚些立储并无不当。但因为万历皇帝偏爱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万历迟迟不肯顺从大臣将庶长子立为储君的作为招致了后为东林党的朝臣们的疯狂攻击，是为国本之争，并因此而引发出的一连串东林党争事件。

党争第一案“妖书案”

“妖书案”发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即1598年到1603年），分为“第一次妖书案”、“第二次妖书案”。

刑部侍郎吕坤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编撰成《闺范图说》，以勉励妇女，东厂提督太监陈矩（即陈万化）将此书献给皇帝，但是郑贵妃得知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命人增补了十二人，竟然将自己的传记加了进去，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郑氏的《闺范图说》。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弹劾吕坤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神宗对此并未理会。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人撰写《闺范图说》的后记《忧危竑议》（即“妖书”），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说吕坤写《闺范图说》是为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造势。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忧危竑议》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无辜的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找不到作者的万历皇帝，认为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与全椒知县樊玉衡之作，于是贬谪了戴、樊两人。御史赵之翰认为武英殿大学士张位是主谋，神宗贬谪了张位，并礼部侍郎刘楚先、右都御史徐作、国子祭酒刘应秋、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等，是为“第一次妖书案”。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上书，提到万历冷落皇后王喜姐，喜姐身边只剩几人服侍，身患重病。同皇后感情笃深的万历看到这样的谣言极为震怒，将王德完下诏狱，并下诏辩白，见《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朕览文书，见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不谙规矩，妄言宫禁是非。且中宫乃圣母选择，朕之元配，见今侍朕，同居一宫，就少有过失。岂不体悉优容？ 前准后弟王栋之袭伯爵，寔朕厚礼之意。迩年以来，稍稍悍戾不慈，朕每随事教训，务全妇道。中宫亦知改悟，何尝有疾？ 这畜物狂肆妄言，惑乱观听。卿等为朕辅弼股肱，有君臣一体大义。特谕知之。”首辅沈一贯也指出“（王喜姐与万历）朝夕同宫，恩好甚笃。” “（王喜姐）游宴必从（万历）”两人形影不离，王喜姐身体无恙，但上书说京城十数年前便开始流传万历欲不利于皇后王喜姐，以为爱子福王夺取太子之位的传言。在此谣言的压力下，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被迫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两年后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有人作了《续忧危竑议》三百来字的文章在京师四处散发，文中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浙党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此书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沈一贯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声称东林党人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郭正域被诏捕，沈鲤被搜家。郭正域是太子朱常洛的讲官，“光宗在东宫，数语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诸人闻之皆惧。”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太监陈矩，在太子朱常洛的保护下，郭正域无罪释归。由此可见朱常洛的地位和能量，并非东林党所渲染的那般可怜无助。陈矩为了结案，只好抓了个诈骗犯皦生光作替罪羊以应付万历皇帝，最后皦生光被凌迟处死，这就是第二次妖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