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我曾面对卡斯特罗犯颜直谏

何新：我曾面对卡斯特罗犯颜直谏

（2016-12-03）

 

一、行前准备

 

　　1992年初我的古巴之行，是特殊年代中一个异常破例的特殊事件。

 

　　当时我的身份仅仅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年初刚刚把工作关系转入政协机构，就任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在古巴我享受了特殊国宾的待遇。我的此行并非承担任何正式的国家使命，但是此行非同一般，受到中国最高层的密切关注。

 

　　对我的邀请，直接方面来自古巴亚太问题研究中心。表面上，这仅仅是该中心对一位中国学者到古巴做交流的普通学术活动。

 

　　但是在行前，古巴驻华大使格拉先生多次会见我并邀我进餐。他明确示意我，此次邀请代表着古巴最高当局。而且他也暗示我：虽然目前并不能肯定，但是也许，我有机会见到古巴最神秘而伟大的领袖卡斯特罗本人。

 

1991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古巴国务主席罗德里格斯的会见(右一)，左二即古巴驻华大使格拉

 

　　政协外事局为我办理了出访的有关公务手续。常务副主席王任重行前两次约见了我，听我的汇报，并指示秘书协助我办理一切有关事务。

 

　　李鹏总理审阅了我的出访计划，并作了批示。总理大秘书在行前多次安排听取我的直接报告。总理办公室把我的出行计划批转外交部，电传驻西班牙、驻苏联和驻古巴大使馆，要求他们配合协助。外交部翻译室根据总理的指示，派出一名精通西班牙语言和拉美文化及风俗的高级译员小何作为我的随身翻译偕同前往。

 

　　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是此行也惊动了中共中央联络部。该部常驻古巴的一位处长小康和新华社常驻古巴的分社记者倪先生全程陪同了我的这次访问。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成为我在古巴期间的日常向导和顾问。通过他们我了解到古巴社会的历史、人文以及许多表面看不到的真实情况。

 

　　考虑到此行关系重大，为保政治稳妥，行前，我把有关出访的邀请函件和日程计划亲自送到位于地安门米粮库的邓办。并通过中办呈报江办，通过许秘书报呈陈云办公室，通过李秘书呈报给一直特别关注我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

 

　　调动到政协工作后，根据政协领导的专门安排和交代，我随时可以把我关于国内外局势的研究和建议，通过官方管道直报最高领导层。

 

二 、非常时期的非常访问

 

　　90年代之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

 

　　1989年后 一系列前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相继变色。1991年苏联发生流产的8.19政变，政变失败后苏联帝国解体，叶利钦集团控制政权。中国遭遇国际制裁，国际地位孤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披靡世界。

 

　　但是，我在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独立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于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早在1987年，我已经预知并且明确预言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必会失败，苏欧体系以及苏联本身行将解体。

 

　　8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针渗透进入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并影响改革决策。物价改革和所有制改革首当其冲。特权集团开始攫取经济利益，社会阶层发生裂变和分化，不满情绪上升。我意识到一个巨变时代的迫近，在一系列文论中提出了警告。我设法把我的警告传达到高层，因之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但是形势的实际发展比我的预见快得多。1989一1991的三年间，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当时整个知识界倾向西化，政治意识形态陷入迷茫混乱。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传统文化封闭落后，必须彻底推翻，美国制度和文化代表着并且主导着人类历史的未来。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个长篇文论。我从一系列崭新视角回应上述困惑和敏感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点（例如关于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问题），震撼了国内外思想界。这篇文论被官方的外宣媒体《北京周报》翻译成数十种国际文字推送到全世界。美国的《纽约时报》称我为“邓的卫道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称我为“新保守主义的旗手”。

 

　　后来我知道，卡斯特罗通过西班牙文字的译本认真研究了我的全部论点，并且将它介绍给古巴高层。卡斯特罗同亚非拉不结盟运动领袖尼雷尔多次讨论过这篇文论。卡斯特罗还委托驻华使馆收集研究了我发表的其他许多文论。

 

　　这就是我得到此次访古特别邀请的背景原因。

 

三、不能录音的国度

 

　　行前计划此行的出访路线，由于中国到古巴当时还没有开辟直飞航线，中途必须经历多次辗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苏联的莫斯科中转，一是从西班牙的马德里中转。我决定围着地球兜上一圈——去时走欧洲，经马德里飞南美，回来时走莫斯科，顺便在苏联稽留几天，亲眼看一看这个正在发生震荡和经历着动变的国家。

 

　　离开北京的季节仍是寒冬。飞往欧洲的途中路过西伯利亚森林和欧亚大草原。这是我第一次从飞机上持续多个小时临窗俯瞰那郁郁葱葱和一片苍茫的地面景象，非常壮观而难忘。

 

　　在马德里，中国使馆派人接机和安排住了一夜。途中又换了两次飞机。最后在一个中美洲小国（已忘记了它的国名）改乘一架很小的飞机，飞向目的地哈瓦那。

 

　　在这架飞机上遇到一个中国政府前往古巴的商贸代表团。带队的团长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同志。他的团队中还有我的一个熟人，也姓何，外贸部援外司的司长。

 

　　到哈瓦那机场后，我们告别分手。中国官方代表团被古巴政府官员接走。而来接我的是古巴共产党国际部的官员和格拉大使。

 

　　但是行李却没有到来。我们被告知，行李会直接送到宾馆。但事实是我们到宾馆后很久，直到那天的傍晚，行李才姗姗而来。

 

　　拆包后我发现，行李被人拆动过。仔细检查，东西并未缺少。但是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我为这次出访准备了三部日产微型录音机，它们都还在，但是已不能使用。虽然机器仍然可以运转，但却无法录音一一磁头被消磁了。

 

　　于是我意识到，虽然我是古巴官方邀请的贵客，但是行李却被拆检过，而录音机看来是被有意处理过。古巴是一个对外界完全封闭因而不能随意录音的国度。

 

　　晚间古共国际部的副部长和格拉大使来，与我商量我在古巴的日程安排。

 

　　计划分为三部分：第一是礼仪性的活动，包括纪念碑献花，去哈瓦那大学讲演并和大学生们座谈当前国际形势，第二是参观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与官员专家会谈，研究探讨古巴经济的长久发展趋势和目前问题。第三是旅游和休息。

 

　　我表示：安排很好，很周到。没有意见，客随主便。

 

四、哈瓦那市容

 

　　第二天一早，中国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和新华社驻古巴分社的社长倪先生以及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处长小康，就来看我。按照古巴方面的预定计划，主人来接我，大使陪同我一起去古巴华人无名烈士纪念碑献花。活动后，大使邀请我到大使官邸共进午餐。

 

　　大使告诉我接到国内通知，有关领导很重视、很关注我的这次访问，要求他们配合以及照顾我的活动。

 

　　大使向我介绍了古巴当前的情况。他说：自从苏欧阵营解体后，苏联经济已经崩溃，自顾不暇，所以完全断绝了对古巴的经济援助，也不再执行原有的一切经济协议。

 

　　此前古巴是一个生活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依靠向苏联及东欧国家出口蔗糖和矿产品，日子过得很不错，居民生活水平甚至高于中国。

 

　　古巴自从1959年革命后，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古巴大学生占40%，全部人员高中毕业），免费定量配给食品如面包、鸡蛋、牛奶、大米等，政府分配房屋，每人都有工作。许多家庭拥有苏联或东欧生产的私人汽车。

 

　　但是，自从苏联断绝了对古巴的能源供应后，古巴没有了油和电力。汽车与机械无法开动。经互会解体后，古巴出口受困，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外汇收入和外部物资补给。古巴还肩负着沉重的对苏及东欧的国际债务，同时遭受到美国的全面禁运和封锁。

 

　　当前古巴国内经济情况很差。食品、消费品不得不实行全面的限量配给，包括每块肥皂以至背心、内裤。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遭遇严重困难，一切限量供应。

 

　　饭后大使馆安排车送我们回驻地，倪社长和小康顺道带我浏览哈瓦那市容。

 

 

　　哈瓦那的景色很美。蓝天白云下加勒比海一望无际的碧波，满城身躯高大的榕树、开着火红色花朵的木棉树，特别是昂然挺立的棕榈，还有芳草如茵的绿地，绿荫掩映下古色古香的建筑，这一切构成的如诗如画的意境。令人遐思无穷，流连忘返。

 

 

　　哈瓦那老城始建于1519年，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文化遗产。哈瓦那老城至今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古建筑。这里有拉美最古老的城堡“武装城堡”和1638年重建的“基督教堂”，还有堪称巴洛克式建筑典范的哈瓦那大教堂。著名的卡洛斯广场坐落在当年老城初建时奠基的地方，旁边有殖民时代的总督府大厦。

 

 

　　哈瓦那没有很高的建筑，房屋普遍老旧。在海滨沙滩有很多年轻人，伴着80年代那种老旧的磁带录音机唱歌跳舞。他们服装简陋，没有任何化妆，但是很投入很快乐的样子。翻译小何告诉我，这是拉丁民族的特点，能歌善舞，崇尚阳光，追求快乐。

 

 

　　我注意到两个事情，第一是街上跑的车型也非常老旧，几乎是历代老爷车的汇展。第二是公共汽车顶部背着一个巨大的煤气口袋，这是由于汽油的缺乏，不得不使用替代能源。

 

 

五、炖牛肉与地下录音

 

　　我在哈瓦那的住所是哈瓦那郊区的一座神秘的别墅。翻译小何告诉我，这是古巴接待外国高端客人的地方，我入住的这栋房子，不久前接待过戈尔巴乔夫。

 

　　这是一座独栋的白色小楼，建筑于革命前，客厅宽大优美。坐在客厅，通过巨大的落地门窗可以欣赏宽阔的绿色草坪的美丽庭园，热带景色，一望无际。优雅的椰子树和芒果树散落绿草间。正是芒果成熟季节，许多大颗而金灿灿的芒果坠落于树下，但是无人打理。我每天的日常饮料就是可口的鲜榨芒果汁。

 

　　根据主人的安排，我住在楼下宽大、豪华的主卧中，而翻译小何住在二楼。别墅中有男女服务员，还有一位专派的黑人女厨师，擅长烹制西班牙风味的菜肴。

 

　　尽管古巴社会上供应困难，但我这里却每天都有特供食品，包括上好的牛肉。厨师按照西方人惯例，把牛肉只烤到半熟，切开仍是渗血的。对我而言，实难下咽。因此我每餐只吃蔬菜沙拉和西红柿。

 

　　几天后，国际部长来看我，特别询问是否饭菜不可口，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吃饭情绪不佳。我只好告诉他们我吃不惯西餐。他们听后面面相觑，有为难之色。

 

　　于是我说，我可告诉那位非洲裔女厨师应该如何做中国口味的牛肉。于是我来到厨房，要厨师把牛肉切成块，加盐和葡萄酒用白水煮烂，然后配上白萝卜（芜菁）。一小时后肉香味四溢。古巴的牛肉肉质非常好，一熟即烂。

 

　　午餐时古巴的外交部长和驻中国大使格拉来看我，我邀请他们一起品尝我的中式清炖牛肉，他们品尝后赞不绝口。我于是告诉他们，做法很容易，建议他们回家如法炮制。两人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遍，然后便开始嘀嘀咕咕。 我见他们面有难色的样子，问翻译对方在讲什么。翻译回答说，部长在同大使讨论：“萝卜倒是有很多，但是牛肉到哪里去找？”

 

　　原来，在古巴牛肉属于非常稀缺的特供品，连部长都很难得到。

 

　　与我们同时抵达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率领的是一个来古巴谈判援助问题的代表团。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热带舞的晚会上与他们相遇。代表团中的外贸部何司长是我熟人，他问我吃得饱吗？我惊讶地回答吃得很好，为什么问？他说在他们的宾馆，早餐每人只给两片面包，没吃饱想请服务员再加一片，却回说没有了。

 

 

　　古巴经济当时的确困难至极，由于粮食不能自给，又没有外汇，主粮极缺。老百姓日常只能吃一种苦涩的短蕉，他们称之为“饭蕉”，还有类似萝卜的芜菁，作为日常的主食。

 

　　卡斯特罗1990年夏天宣布古巴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以因应苏联和东欧减少和断绝经济援助的困局。农业劳动中不再用电，而代之以畜力和人力，木柴和木炭再次成为燃料。食物供应实行配给制，鸡肉或猪肉每人每九天一磅，鱼则每两周一磅，面包每天一片，洗澡和洗衣肥皂每月各一块，牛奶则作为一种奢侈品，只能七岁以下儿童和病人才能享用。

 

　　但是，虽然我是作为被特别邀请的贵客，但是却一直生活在古巴情报局的视线之内。有一天我同翻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忽然听到地板底下嘀哩嘟噜一阵乱响。我们两人很纳闷，掀开地毯翻看，原来地板下装置有老式的苏制钢丝录音机，出故障卡住了，机器转不动而发出异响。我和翻译面面相觑，从此不敢在客厅随意说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