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风谊平生师友间：陈寅恪与王国维》

风谊平生师友间：陈寅恪与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一直是引起后人注意的话题。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杰出的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国学大师。他早年肆业于杭州崇文书院，在清朝末年曾任上海《时务报》校对、武昌农务学堂教员、学部总务司行走等。二十几岁开始在上海受知于罗振玉先生，从此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早年的王国维先生曾经沉迷于哲学和美学，尤其喜欢康德哲学。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留下了《人间词话》等名作。三十岁开始，由哲学转向研究古代文学，并开始专心于戏曲史研究。后来留下了《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等名作。三十五岁以后，他开始专心研究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特别是在他随同罗振玉去日本期间，他一直潜心于经史之学，成就突出，留下了《殷虚书契前编》、《流沙坠简》、《观堂集林》等名作。特别是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系列考证论文，堪称惊世名作，在甲骨学和古史学的贡献古今无人能及。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等。

1927年6月3日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代的王国维先生照片，见图：

王国维是近代学术的大师级人物，究心于古史之学与词曲之学，在多个领域都开风气之先，卓有建树。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他确立了比较系统的史学研究的新方法，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罕见的大学者，一生著述六十余种，批校的古籍超过了两百种，被学术界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郭沫若先生曾经评价他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陈寅恪先生是何时与王国维先生相互认识的，目前还不能准确得知。但是，至少早在上个世纪初期，陈寅恪先生在法国留学时代曾经亲自拜访国汉学大师伯希和，当时就是手持着王国维先生给他写的亲笔介绍信。而且，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先生写的挽诗中特别加注解说：“余之得识伯希和于巴黎，由先生作书介绍也”。而王国维与伯希和相互认识的时间是1909年。则陈寅恪先生见伯希和的时间大概在1913年到1914年之间。那么，他和王国维先生认识的时间只可能在1905年（他第二次回国）至1910年之间。

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的遗老遗少的政治背景和留学海外的文化经历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更加之于后来他们一起成为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我们通过对吴宓日记、浦江清日记和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相关文献资料的考察，发现他们二人在京期间经常结伴一起去琉璃厂买书，一起逛古董店，一起在清华园内散步，一起畅谈学术……他们的研究范围有同也有异。王国维先生一般是以上古史为主，而陈寅恪先生则是以中古史为主。他们共同的研究范围是蒙古史、西域学和敦煌学。而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专长是古文字学，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专长却是比较语言学。王国维先生在思想上一直认同自己为清王朝的遗民，而陈寅恪先生是清朝督抚之后，门第显贵，思想中也具有浓厚的遗民情绪，一直就被时人视为遗少。今天，我们仔细看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輓词》一诗，可以从这首诗歌中找到他们相同的文化情调和风采。但是，真正论起来，王国维先生应该属于陈寅恪先生叔父一代的人物。

 应该说，短暂的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才是他们二人真正开始学术交往和友好往来的岁月。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编年事辑》一书中记载：

王静安先生已于上年移家清华园，与先生识趣特契。时来工字厅与先生话旧事。

一句“与先生识趣特契”就很说明问题。

而他们谈话的内容又主要集中在“与先生话旧事”上。看起来，谈学问还是其次的。更主要的还是双方都找到了可以谈话的对手。从中西学术到清朝传统和特殊家世。1927年5月12日的《吴宓日记》记载了王国维先生携陈寅恪先生一起拜访吴宓之事。而且，根据《吴宓日记》1927年6月2日的记载：王国维先生临死前还曾与陈寅恪先生商谈避难的事情，足见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

王国维先生逝世后，陈寅恪先生居然带领清华国学院师生对着王国维先生的遗体行三叩九拜的大礼。这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他还充满伤感和怀念之情写下了《王观堂先生輓词》一首长诗，后来在清华大学树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时，他又亲自书写了《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文。这篇著名的碑铭，后来被陈先生本人也看作是他思想的代表。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舍此之外无他。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照片，见图：

该碑铭全部内容如下：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
    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令寅恪数辞不获已
    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
    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
    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
    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
    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
    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义宁陈寅恪撰文 闽县林志钧书丹 鄞县马 衡篆额
    新会梁思成拟式 武进刘南策监工 北平李桂藻刻石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
    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

一揽此碑，我们真正体会到了那种“独为神州惜大儒”的悲怆心情！

所谓“咸怀思不能自已”要表达的应该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此时此刻的真实的心声。因为他想要对大家说明的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所恪守的人生宗旨，即“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陈寅恪先生这一点既是写给王国维先生，更是写给他自己。见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

而我们从陈寅恪先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大患吾今有此身”的主题，也可以看出他个人思想和情感是完全等同于王国维先生的，只是没有后者的敢于去死的勇气和热情而已。因为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父亲，百日维新之后，早已经把自身脱离了他们所热衷的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