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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长子周艾若谈到他父亲晚年的反思 ZT。

(2019-12-28 12:30:45) 下一个

本博主注:上面标题是我拟的,下面的内容照录自《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忆我的父亲周扬》(周艾若口述 李菁整理) 的最后一段“异化风波”,写的是1975年周扬从秦城监狱被释放以后的事情。周艾若和他两个弟弟是周扬和前妻所生,一直跟母亲生活。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又把父亲的名字点了出来,认为当年化名“狄克”与鲁迅论战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的“走卒”、“文艺黑线”的人物,对此,父亲恼火之余却也只有无奈。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当他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从哈尔滨回到家,看到父亲情绪很好。他还告诉我,他被抓走以后,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从屋顶上搭个东西下来偷书——那时候没有书,小偷也要偷书看。不过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类的哲学书,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过了那些书,所以他还挺高兴的。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东北那些作家我很熟,无论是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是不就是写的我们的,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得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异化”理论。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原文链接:

http://history.sina.com.cn/bk/lszh/2014-07-27/212896321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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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西北东南 回复 悄悄话 这些执掌一方、一大领域大权的领导人,多年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了巨大伤害。不过,若能深刻反思、真诚向受害者道歉,还是能获得一些谅解的。

也有一些单位领导人,文革后,只讲自己在文革中受冲击迫害,控诉文革中有错误行为的学生、群众。对自己一向以来怎样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划了多少右派,害了多少人多少年,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却毫不反思,而是把所有错误往上一推,自己全无责任,纯粹一个受害者,这样的人太没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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