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似安然形淡泊,千年底事梦南轲。
耽怀洛邑中原志,挟势平城大漠戈。
粥僧枯荣同感慨,帝家冷暖共消磨。
鲜卑何奈终无继,余有苍凉洒佛坡。
山西大同是中国华北地区现代经济重镇,曾以煤都著称。然而,千年前被称为平城的古代大同却还曾是一个历史丰富的政治都市,即中国北魏王朝的国都。北魏,这个由北方鲜卑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所建立的王朝,和整个鲜卑民族一起都早巳成为中国历史的背影。然而,一座千年不朽的石像博物馆-云冈石窟,至今仍让后人对这个统治中国北方近二百年鲜卑帝国的遗韵回味无穷,更是触动我2019年5月华夏文明探访的内心。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西郊的武周山北崖。其开凿始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初年(公元460年),止于孝明帝(拓跋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目前开放给公众的石窟约有45个,含窟龛252个及造像51000余尊。它们最大高17米,最小仅几厘米。造像形态各异生动传神,是中国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石窟群。石窟依开发顺序分为中,东,和西部三个区。每个窟区内的石窟都有明显共性。
中部五窟(16-20窟):权欲弄潮 佛门风暴
云冈石窟中部的第16至20窟,是云冈首批开凿的石窟,为朝廷制作。公元460至471年北魏文成帝任命朝廷主管佛教事务的高僧昙曜,动用了数千名囚徒俘虏和大量凉州工匠,完成了这些代表北魏五个帝王的巨大造像。从此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这五窟亦称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多为前后两室结构,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内部空间为马蹄形平面和穹隆顶。主造像为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 形象,分别借以代表了北魏的五个帝王。这五尊造像融合了印度佛像和鲜卑人的形象特征,被后人称为“胡貌梵像”。石像通过拉开眉眼间距,上翘嘴角,和增加头部尺寸等微观调整,树立了魁伟和睿智的帝王视觉形象。专家认为,这种改变开创了中国佛像造型特征的先例,成为了中国石窟造像的标尺。
那么,北魏王朝第六任帝王-文成帝拓跋濬为何要注入国力和巨资经年不息地开凿云冈石窟呢? 第16-20号石窟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第二十窟,把时间拉回到北部鲜卑部落进入中国北方之初。这尊云冈最具代表性的露天大佛,正是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化身。借助主像释迦牟尼13.75米身高,和双肩齐挺的宏大气势,佛像表现了这位开国皇帝率领北部鲜卑部落以多年抗击匈奴的金戈铁马,跨过长城入主中国北方大地的意志,以及统领全中国的欲望。道武帝拓跋珪曾设计借助佛教来收买中原民心。这与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领袖-法果,试图振兴佛门的欲望一拍即合。道武帝立佛教为国教。法果也以“当今皇帝是如来转世”的说辞,让佛门膜拜北魏皇帝。从此,官建寺庙徒增,平城迅速成为中国北方佛都。
第十九窟,让人们从佛都的欣盛回到现实。此窟象征着北魏的第二任皇帝明元帝拓跋嗣。早年,靠朝廷资助的佛门持续兴盛,致使僧民大增,兵力和劳力严重匮乏。这些使明元帝拓跋嗣处于一个极其为难的境地。仔细看去,大佛神情淡漠,凝视前方的目光透出了几丝不安。北魏何去何从,实在令他堪忧。此窟以主佛16.8 米的高度,占据了云冈第二大佛的地位。内行人说,此窟在主窟外东西两侧,各开分窟安置三世佛的窟洞布局,是石窟形制的创举。
第十八窟,主佛代表着北魏第三任皇帝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焘的接任,带来了北魏形势的转折。在僧民持续发展而朝廷财力和劳力大为不济的形势下,佛教的地位巳威协到北魏的皇权。北魏朝廷已感到事态严重。这时,长安寺庙一桩腐败案件的暴光促成了北魏政权与佛门的决裂。公元438年拓跋焘首先勒令五十岁以下僧人还俗从军。继而钦定佛教为邪教,开始大肆焚庙毁经。这便是历史闻名的“三武灭佛“灾难的第一宗。此后,随着北方佛教势力衰落,北魏政权也面临着危机。不久拓跋焘在悔恨中暴病身亡。为展现“灭佛”事件和太武帝拓跋焘的悔意,窟中主佛披着一件不多见的千佛袈裟。其左手抚胸右手下垂姿势,据说是忏悔的表征。
此窟佛像的独特造型,明晰地反映了当年石窟建造者-少年君主文成帝拓跋睿的政见。作为太武帝拓跋焘之孙,拓跋睿希望以云冈石窟的开凿来告示天下,其愿以恢复佛教重振北魏江山的决心。这便是云冈石窟产生的由来。
在接下来第十七窟中, 拓跋睿以三世佛中的交脚大佛形象,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一个未登皇位就死于宫廷内乱的太子拓跋晃。在佛教中,菩萨交脚而坐代表智者成佛前的形象。据史料记载,拓跋晃聪慧仁慈。在父亲拓跋焘灭佛过程中,曾暗中手下留情。这尊主佛头戴宝冠,衣着颇具异域情调。特别是胸前糸有一条酷似西式领带的服饰。据说,早年新中国国家领导人向外宾展示这尊大佛时,曾打趣道,中国的领带可能比西方领带出现得更早。
中部五窟的最后一窟是第十六窟。这是当时的皇帝拓跋濬为自己而造。这尊高13.5米的释迦立像,与前四尊帝王石像风格相异。其瘦骨清相和刚健豪放的形象,是游牧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细腻的完美结合。有趣的是,佛像的身上嵌有一些红色石核,以标识皇帝身上的黑痣。正是这位少年君王大张重振佛教,以求减轻灭佛事件的影响。这一改变使外逃的僧人们陆续返回了平城。才有了高僧昙矅与少年君主拓跋濬的相遇。也才诞生了云冈石窟这人类艺术的大手笔。
在以上五尊像征北魏最早五位帝王的大佛背后,还有一个没有被纳入云冈石窟的北魏第五任皇帝-敬寿帝拓跋余。他便是在宫廷权利之争中被人推上皇位,取代了当时的太子拓跋晃。短命皇帝拓跋余在位仅232天便亡于争权者的刀下。小说《锦绣未央》便讲的那段时期的故事。据说,角色拓拔真便是以拓跋余为原型塑造的角色。许多人认为,云冈石窟相当于北魏王朝的祖庙,每尊佛像相当于祖先的牌位。拓跋余显然是没有资格占得一席之地。
东部石窟(1-13窟):中原扩展,借佛重振
云冈东部石窟制作于公元471年至494年间,是云冈石窟的中期作品,仍为朝廷制作。这期间,云冈石窟迎来了其雕凿的鼎盛阶段。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动用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出资开发了石窟东区第1至2窟,以及第5至第13窟,包括未完工的第3窟。对比先前中部昙矅五佛釆用三世佛的古朴表现风格,东部石窟多以装饰性极强的中心塔柱为主,故又称塔洞窟。石窟多以二窟为一组,内部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小小雕像遍布窟内全部空间。连窟顶也有类似于庙寺的平棊藻井装修。雕像内容充满佛的故事。同时,北魏奢华的宫廷生活在这此可见一斑。
这部分的主像位于中心塔柱四壁。不仅佛像尺寸变小,还出现许多一龛两佛的设计。据说这是当北魏政权执政结构的反映。二佛代表主持这期工程的孝文帝拓跋宏自己和其祖母冯太后。据史料记载,冯太后是北魏第四任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也是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和改革家。文成帝公元465年驾崩后,冯太后临朝听政二十五年之久,先后辅政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宏,尤其是对少年皇帝拓跋宏的汉化和政治取向有极大的影响。届时,孝文帝拓跋宏雄心勃勃地希望佛祖能保佑他将北魏疆土,从黄河以北向内地拓展。
第一窟 [石鼓洞] 和第二窟 [寒泉洞] 为一组中心塔廊双窟,第一窟主像为交脚弥勒菩萨。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第二窟中心塔柱分层雕有释迦、多宝,和三世佛;后壁主像是释迦佛。据考证,此二窟在辽代以前为护国寺旧址。第一窟外壁明窗东侧题刻清代举人朱廷翰《游云冈石佛寺诗》,字迹巳模糊难辨。
第三窟和第四窟为一组塔庙结构石窟,可惜在北魏建造期间均未完工。其中,第三窟是云冈中占地面积最大的石窟。窟内空间开阔,未完工和残存的窟室和雕像随处可见。依照现在窟外尚存的十二个梁孔,可推断原建的木质结构大阁设计得非常雄伟。后来,第四窟于494到524年间才完成。
第五和六双窟是孝文帝为自己和祖母冯太后文明太皇太后分别所建。第五窟中象征孝文帝的释迦牟尼坐像是云冈第一大佛像。17米高的大膝上可容纳120人。佛像身着汉装,显示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彻底抛弃鲜卑族传统,实行汉化的意愿。第六窟则以佛母塔为主体,装饰上体现了北魏宫庭富丽堂皇的风格,有云冈“第一伟窟”的美名。
第七和第八双窟一组,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这一组石窟很具异域风情。第七窟的主要看点是南壁长方形帷幕龛中,被誉为[云冈六美人]的六位身姿卓约供养人半跪相对造像。据称是西域造像融入东方元素的上乘之作。第八窟满壁都是体态各异的飞天和鸠摩罗天像。
第九至十三窟五个窟称为“五华洞”。其虽建于北魏间,但后来经晚清匠人加施了泥彩绘而显得极其绚丽。“五华洞”分为两组,第九和十窟一组双窟仍釆用前后室结构,室中却与众不同的取用了汉式庑殿楹柱来支撑殿堂,其四壁布龛雕刻的佛教《华法经》内容,据说是为彰显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共治天下的伟业。第十一至十三窟一组又回归了中心塔柱结构。这组石窟的特点是,除了如常的佛经故事造像外,含有大量的造像文字题记。其书体端朴高古,是平城魏碑书法的精品。
云冈东部大多石窟都完工于公元494年。同年,孝文帝拓跋宏在推行了北魏全面汉化后,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实现对中原地区统治的推进。至此,由朝廷出资的云冈石窟开凿也宣告结束,转而开启了洛阳龙门石窟的纪元。
西部石窟(21-45窟):
云冈西部窟群包括云冈石窟西部第21至45窟,以及一些未编号的小窟小龛。这部分石窟的开凿时间是从公元494至524年。他们是北魏王朝迁都至洛阳, 由留守平城的北魏贵族和官吏开凿。这期石窟具有不成组的特点,且以中小窟为规模。石窟造像突出瘦骨清相,衣纹重叠,神态文雅的汉化风格,与同期开发的洛阳“龙门期”雕刻十分接近。不能不说这期间的石像也反映了北魏王朝推崇卑鲜族全面汉化的历史变革。
由于是民间制作,西部石窖多顺应山势来开发。无论是石窟大小还是窟前埸地,都无法与中、东部的石窟相比。因此,如果是跟旅游团前往,这部分石窟多半不会被导游。然而,他们仍包含不少看点。其中第38窟北壁“幢倒乐神”浮雕,据说是研究北魏杂伎的形象资料。第39窟的中心五层塔柱结构是研究早期造塔的重要资料。第40窟整体布局的装饰艺术,也是石窟艺术研究的保贵资源。
云冈石窟从公元460年到494年,历经了44年的朝廷开凿,纪录了北魏王朝早期历史的足迹,特别是卑鲜族从游牧部落民族变成统治中国北方领土的北魏王朝的转化。其中由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0年开始推行的“全面汉化”,是造成卑鲜族最终消失殆尽的主要原因。一个继北方凶奴之后的強悍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最终于公元534年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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