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儿
用文字留住岁月的芬芳
文革开始时我才一岁多，文革结束时还没有小学毕业，文革似乎不该和我有太大的关系。也许因为我的记忆开始得很早也很具体，文革的确在我头脑里有一段特殊的印记。我想通过回忆的方式，再现一个孩子眼中的文革。
我的父母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工作。文革初期大学停止招生而且进驻了军宣队，爸爸因为工作关系和那些军人接触比较多。据说我小时长得特别讨人喜爱，小嘴也很会说，军宣队的解放军叔叔们很喜欢我。他们给了我很多毛主席纪念章。 被绿军装红领章的年轻军人抱着的画面像一张张不连贯的照片一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奶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小脚南方老太太，她的浙江方言除了家人以外别人完全听不懂。爸妈没有耐心陪她讲话，幼小的我就成了她忠实的听众。有一次她告诉我不小心把一枚陶瓷的毛主席像章打碎了，又不敢告诉我爸妈。那一段时间她整天忧心忡忡，琢磨着怎么处理那枚破损的像章。她似乎认为把它包好趁人们不注意时扔到垃圾堆里最为保险。我不记得那像章的最后结局，却到现在还能回忆起奶奶的恐惧。
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每天上学都要带着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记不清需要放在课桌的左上角还是右上角。一年级的第一篇课文是“毛主席万岁”，第二篇课文是“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我是个胆小又认真的学生，每天回家都要花不短的时间抄课文。有一天爸爸妈妈回来告诉我不要再抄林副主席那篇课文了， 因为林彪逃跑的时候飞机坠毁摔死了。我跟他们反复确认后，壮着胆子没写作业，第二天惴惴地去上学，发现老师果然没有追究。
网上查了一下，林彪是在1971年9月13日出事的。学校一般九月份开学，照进度，正好应该学到第二课。好像不久以后，老师也不再要求我们带红宝书到学校了。这个事件让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和政治形势居然有那么大的关联，大到了可以不用写作业的地步。
小学时，除了教材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外，我们的成长环境应该算是很宽松的。有过几次召开全校大会追查厕所里的反动标语的事，但我们早就学会了事不关己坦然处之。印象比较深的是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查了一下时间为1974到1975年，我大约三四年级的样子。记得有一次要交一篇批判稿，为图省事我把报纸上几篇文章的一些段落直接抄下来，只是在段落中间加了转折和衔接的语句。正统的爸爸发现后非常生气，认为我偷懒抄袭。可是有一次我听见爸爸私下里跟妈妈说，他没想到我抄得还挺有水平，把几篇文章的不同章节放在一起，居然逻辑合理条理清晰。
批林批孔批宋江需要言之有物，除了革命书籍以外，终于可以看到一些历史书籍和通俗的历史读物了。虽然可能带着偏见，对正处在成长期精力充沛的我们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我现在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那段时间获得的。水浒西游记堂而皇之地成了热门读物，我记得经常听见男生谈论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我识繁体字和读竖行书的本领也是那时候练就的。
比较匪夷所思的是有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必须贴老师的大字报。如果一个人没法完成的话，至少也得两三个人出一张。那时校园里的各面墙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我不知道该揭发谁，也不知道怎么写，为了寻找灵感，我就去看高年级贴出来的大字报。大部分大字报都是控诉我们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和一个美术老师，主要是说他们上课态度粗暴，对学生偏心眼。有几张大字报说美术老师只对女生有耐心，抱怨他花很多时间帮女生改画，对男生却很不耐烦。我不太认识那个体育老师，但是觉得关于美术老师的批判还蛮尖锐的，因为我就是他愿意帮着改画的学生之一。现在想想那时的小孩挺狡猾的，学生们不愿意得罪自己的班主任，就把矛头指向了体育美术等公共课老师。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字报运动是由黄帅引起的，以下是维基百科里关于她的信息：1973年底，就读于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黄帅，因为和班主任发生矛盾，致信《北京日报》，质疑“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时恰逢批林批孔运动展开，江青的亲信之一，时任中国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在看到此信后，立即给黄帅回信称：“（这）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决意利用此事掀起风波。黄帅也随之成为在教育方面“反潮流”的模范人物。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学习黄帅的热潮，是为“黄帅事件”。
学工学农学军也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大部分。我们拎着筐子捡马粪，几个人一边玩一边跟着马车，用这个借口走出了大学校园，又多走了好几里路，长大和独立的感觉真好。捡废铁也是当年一个重要的活动，我们为了多交废铁不择手段，甚至钻到大学的校办工厂里去拆解堆放在露天的机械。校办工厂经常到学校告状，后来不得已雇了门卫。
小学时的我是一个胆小怕事但追求进步的好学生。我的官衔一直是学生干部中职位最低的小组长，我做得认真负责但是战战兢兢。小学四年级时，我因为一次积肥活动而几乎产生了心理障碍。那次我们班去一个垃圾场积肥，每组有一辆架子车，小组之间进行劳动竞赛。垃圾场的垃圾经过长期发酵后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我们组的几个男生拿着铁锹上了垃圾堆，我和几个女生站在架子车边还没有进入状态。男生们开始铲起垃圾往车上扔，其中一铲垃圾扔错了方向直接冲着我飞来，我本能地躲了一下。组里一个女生鄙夷的看着我，轻蔑的嘲笑我怕脏怕累。
老师在活动总结中表扬了许多不怕苦不怕累的学生，我们组的好几个人也在其中，我这个小组长却不在里面，看样子已经有人把我的表现报告老师了。我当时真是恨我自己，为什么要躲那么一下呢？与其戴上一顶怕脏怕累的帽子，我情愿让又脏又臭的垃圾扬在身上，可惜有些遗憾没有弥补的可能。
在以后的活动中，我努力表现试图扭转大家对我的坏印象。可是好像无论怎么努力做都无济于事，老师表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学生时，不再有我的名字。我还老觉得那个嘲笑过我的女生，看我的时候依然是满眼的不屑。这件事情后，原本胆小的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在与人相处也是唯唯诺诺，甚至试图通过讨好别人而获得友谊，可是我却感到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没有自信。
好在很快就小学毕业了，非常感谢我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赵福全老师，他一定不知道是他的教诲启发了我的自我意识。赵老师是一个数学老师而且有点笨嘴拙舌，他总是试图告诉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我们还经常善意地嘲笑他找不到合适词语时的窘迫模样。他费劲地真诚地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要善良要勇于担当，他鼓励我们认识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有一天我突然想开了，我不想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了，我也厌倦了奉承和讨好那些所谓吃得开的女孩了，我要舒展地做我自己。从此以后，我的天空渐渐晴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