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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词叫“寒心”--两航事件后起义人员的遭遇(转载)
(2016-02-15 1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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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年当国共双方内战正酣时,在中央军委统筹帷幄和华东军区指挥配合下对国民党政府下属的中国和中央两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进行了统战工作。在中航方面香港办事处处长何风元作了积极工作争取刘敬宜参加了起义,刘先生率领四千余员工回到祖国大陆。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起义。一般在战争中,双方军力已悬殊,一方弹尽粮绝,弱者考虑自己出路采取自保行为就宣布起义。当时两航公司的环境还并非如此。为什麽发生起义,这要从人的矛盾思想寻找根源。
刘敬宜先生的思想充满时代的矛盾,主要是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终结,他脑海里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利益至上占了上风,毅然搭乘空中行宫号飞机率领11架客机在1949年11月9日飞赴北京和天津。周总理评价是“两航起义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两航员工回国后政府做了安顿,尽管政府任命刘敬宜先生为新的中航公司总经理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他没有留下而秘密回到香港。其原因一是刘先生当时对事业的宏观想法和政府的计划不合拍,二是刘先生家庭结构有复杂的一面,没有刘先生主持,他的家庭难以维持和谐。他回港后隐退,过着一段忐忑不安的生活,在国民党悬赏十万美圆取他人头的恐惧下过了几年,刘先生就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刘敬宜先生是起义的头面人物,对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驻澳大利亚中国使馆始终把先生当成重要统战对象。
两航员工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回国为祖国报效当不在话下。至于以后的个人命运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他们做为基层人员没有享受到统战政策的优惠待遇,事实正相反。我在韬略阁投资网上看到“驼峰航线”一书未发表的一个章节,即 "鲜血不是白开水,"(2007年5月25日韬略阁投资网载)发表的详细情况,我摘录了一部分登载这里,它是起义的后续历史,我认为是近代史的败笔。
文中摘要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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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倒置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起义
翻开内战期间,一败再败的国军"起义"史,一般都是在坚持不住了情况下,采取可以为自己挽救一些影响之行为,于是宣布"起义"。再看世界"起义"史,还没看见谁日子好好的,不过了,宣布"起义"。 只有"两航"起义是个例外。
1949年11月9日,十二架飞机(央航一架、中航十一架) ,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向了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驻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回归新中国。
作为世界第六、远东第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适时,"中航"民航客机近五十架,"央航"有包括世界最先进的康维尔-240的飞机将近三十架),在国家、民族处于最关键时期,两家航空公司的决定足以让全世界瞠目结舌。
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之英名迅速传遍全球,随之,两家航空公司共有4000多名职工跨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 ........
文化大革命,所有"两航"起义人员,几乎无一漏网地从精神到肉体地遭到摧残. 造反派们说,你们所谓"起义"回来,是因为在香港混不下去!
事实是怎样呢, 公司南迁到香港,"两航"员工大部分在香港是租住房屋,但是,飞行员们租住的都是别墅, 前面说到的潘国定,此时收入已经是二千四百多美金了,其他人员的收入也在一千美金以上,还有什么混不下去的问题。
你若不想回大陆、也不想去东京,只想留香港,那也好办,到英国人那里,照张相,填一张表,上午去,下午就给你香港身份证。" .........
"在国外、本地,到处可留,但无人问津,相反,都争先恐后地回到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难道真是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折服?
非也. 连会都没开过的两家航空公司员工,根本就不知"共产"为何物,自然也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
起义,地下党策动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所有放弃优越待遇、条件回来的员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家,回大陆,只有回到新中国,航空公司才有发展前途!
一次完全彻底毫无个人之利益的起义.
一次放弃优越条件,由高走向低的大起义。
很多起义老人说啊,当年刚一迈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就感觉处处是新气象,每个人都兴奋得很。在从广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很多女同志就扔掉高跟鞋、换下旗袍、剪掉卷发,什么口红啊眉笔的,都扔了。革命了、从此不再颠沛流离了,多好啊!
回来的人先进学习班,正好赶上抗美援朝,上边号召捐款,很多人把金笔、金表、金边眼镜都献出去了。那时的人,没私心,党怎么号召怎么就怎么做。每个人都拼命工作,希望早日洗脱在旧社会中的污点........
航空公司机构是密集型企业,但几年后,两家航空公司员工被分散到祖国四面八方,为此,回到香港养病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曾专门给周恩来写信,坦露内心之忧虑,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声。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就这样解体了.......
两航人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整肃。 问一些老人,"两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遭难的,有的老人说是在"文革",也有的老人说是在"反右"。
风声鹤唳的肃杀,实际上,"三反五反"时,就开始了。
只是在"文革"中,普遍受到的是"肉体"上的催残 ......... .......
......回到大陆后,起义人阎先生被分配到长春市一所中学教英语,老人对我说,三年级的孩子拿着钢丝条往脸上抽最疼……
..................到了"文革"就更不行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怕"井绳"的还不只是张义声一人。
李启驰,原由中美混合团转入中国航空公司。在混合团期间,就因作战勇敢广受战友爱戴。1944年,李启驰单机在郑州黄河上空上空与敌遭遇,一番空战后,李启驰驾驶的飞机被击中,李跳伞落地后,附近日本兵把他团团包围。面对重兵,李启驰倒地徉死,待敌围上后,他一跃而起,掏出手枪打死正面小鬼子,瞬间跑入茫茫高粱地,最后脱身归队,1945年初,李启驰又加入中航,参加"驼峰"空运。
就说潘国定,他也参与了驼峰航线,共安全飞行500多个来回。
冒九死一生执行艰巨任务的飞行, 穿越驼峰,当年的这种勇气,在几次运动后已不复存在。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一句话:苛政猛于虎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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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宜先生的卓越贡献,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周总理在1973年邀请刘先生回国访问,先生欣然准备回国时突发脑溢血逝世.另一件事,先生在北京有一所房产,在50年代因出租被公私合营,按政策处理刘敬宜先生没有产权了.文革后没有发还这部私产.刘夫人在澳大利亚发问正在访澳的总理,为什麽不发还我的房子.总理果断处理,批示迁出住户,修缮房子,全部房产发还. 近年地方拆迁了这座旧平房房产,在东四朝内地区另建造了一座三层的楼房做商务会所作为赔偿,由儿子刘年继承.这是对统战领袖人物破例政策的做法.刘先生长眠澳大利亚似乎可以告慰了. 但是我看先生有灵的话,对广大员工遭受过的苦难,也会感到内疚和不平安, 要有所言语,先生是宽容有正义感的人。
举例潘国定,一个美国华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500次驼峰运输,驾驶行宫号把先生等起义领导人送到北京,以后开辟了拉萨试飞航线,却在文革中遭武斗被木棒殴打.即使平反后给个名义当全国政协委员,能弥补他的精神创伤吗?
拿我来说,我不能和起义有功人相比,也未受到肉体折磨,但是我受到精神迫害.1981年学所书记不准我去美国留学,说参加两航起义是历史问题.结果亏得有开明的梅益副院长把我放走了.1983年回国后我担任中国**学会秘书长,所内副研究员,受国际政治学会邀请做个人会员, 4次参加国际**学会世界大会,民盟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1989年获美国富布莱特奖金和称号.我也是美国归侨.这不都是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吗? 不然.
实际上,却使我背上包袱,我成了妒忌对象,有些人认为我参加了两航起义是检了便宜. 现在我只举三件事: 一是所内退休翻译潘世强活了这麽大岁数恬不知耻,在网上对我大肆造谣污蔑,进行人身攻击; 二是北京大学出版***年鉴要把我列入,**学所气急败坏,威胁北大必须撤消我的条目,否则通知社科出版社不得出版该年鉴. 你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太狂妄了吧.你年龄比我小30岁,又无尺寸之功, 两航事件发生时 你还未出生,你居然能对平级别的社科出版社下禁令, 不准出版有我条目的书. 谁给你的特权? 第三,中央有统一规定(1985年340号),参加两航起义的人退休后享受离休工资待遇, 社科院对我拒不执行此规定.
我已80岁.我认为应调整我的人生准则. 大致估计,我还有10年的路. 最近,良师益友赵宝煦教授给我传来一套幻灯片附格言.我觉得很有教益.其中有几句很有启发,我写在这里:
在喧嚣和浮躁中 需要沉静和淡泊 高山无语深潭无波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