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逸致
多彩人生
(六) 『出國』前後
五六十年代回國的印尼華僑總人數，以及七八十年代出國的印尼歸僑總人數，至今沒有見到確切的統計數字。有人估計後者是前者的50%以上，更有人估計是70-80%以上。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在印尼的許多家長就為在國內的子女出國問題奔波忙碌。
在國內的歸僑申請出國必須公安局批准，各地掌握的標準不同，過程複雜，需時長短不一，從數周到數年不等，有些家長多次寫信催促，甚至親自回國央求，子女才獲放行。而獲准後，多數人第一站的落腳點是香港，少數落腳澳門。
80年代以前，從深圳海關到香港羅湖海關，必須徒步走過橫跨深圳河上的羅湖鐵路橋。70年代初，一對中年印尼歸僑夫婦，踩著路軌間的枕木，提著簡單的行李，拖兒帶女，跟隨著急匆匆的人流往前走，當跨過橋中央邊界線時，他們停步回首仰望祖國的天空，不禁傷心落淚。他們捨不得離開祖國。十幾年前回到祖國時，他們就決心在祖國土地上落地生根，一輩子獻身祖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認真學習『革命理論』，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努力適應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活環境。在大學時代，他們勤奮學習，與國內同學打成一片，融洽相處；在大饑荒的年月(1959-1962)，他們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親身體驗『饑腸轆轆』極為難忍的滋味，把在印尼的親人寄來的食品與同學們一起分享；在勞動中他們不怕苦不怕累，與同學們一起出力出汗。由於表現優異，他們屢受表揚並被吸收入『團』。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他們忘我地努力工作，得到好評。爾後他們組織家庭、生兒育女。正當他們憧憬著眼前的『社會主義大道』將會越走越寬廣的時候，『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起初他們也激動興奮地『緊跟』了一陣，但隨著混亂局面迅速漫延，他們先是滿腹疑惑地主動退居一邊當『逍遙派』，最後憂心忡忡地決定申請出國。
申請出國的印尼歸僑，許多人做夢都沒想到，回到祖國後，有朝一日會『離國出走』。但為了下一代，他們不得不離開。他們不願自己的子女在充滿歧視、仇恨、猜忌和恐懼的社會環境中成長；更不忍心看到，當孩子長到15-16歲、還不懂得保護自己時，就被強制『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被推入環境複雜、陷阱處處的『農村廣闊天地』。關於『插隊』少年(特別是少女)被當地掌握絕對權力的惡勢力凌辱、傷害、摧殘的傳聞太多了，怎麼能放心讓年幼的子女到那種地方去？！『為子女的前途和將來』，是許多已為人父母的歸僑，痛下決心申請出國的最主要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們在出國道路上勇敢地面對困難、克服困難的主要動力來源。
更多的印尼歸僑則是因為理想破滅，而加入『出國』行列。他們懷抱建設祖國的理想回國，但『文革』中卻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報效祖國。不少人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各類學校當教師。『文革』一開始，學校就『停課鬧革命』，學生組織『紅衛兵』，高舉『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教師也積極響應『上邊』的號召，組織『革命造反隊』，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原來他們自己竟然是『革命對象』，是『革命的靶子』，這使他們大惑不解，十分震驚。一些教師(包括歸僑)陸續被隔離審查、關進『牛棚』、遭到批判鬥爭、毆打羞辱，令其他教師惶惶不可終日，生怕下一個輪到自己。他們在驚恐中被迫天天學《語錄》、『鬥私批修』、『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還被迫參加各式各樣的『批鬥會』，批判鬥爭從中央到本單位的大大小小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特務、走資派、三反分子、歷史/現行反革命、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地主、漏網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
當年印尼華僑青年回國時，潛意識中認為『投奔祖國』就是『投奔祖國親人』，因此很自然地把周圍的同學、同事、領導都當成是自己的親人。他們從思想上無法接受自己身邊竟然會隱藏著那麼多的『敵人』和『壞人』，從感情上他們同情被批鬥的那些人。他們逐漸感到自己身處怪異詭譎、醜陋險惡的環境中，下意識地急欲迴避擺脫，於是很自然地加入『出國』行列。
至於被關進『牛棚』的一些印尼歸僑，被隔離審查幾個月甚至幾年後，查不到任何『罪證』，只好放人。某些『革委會』負責人在宣佈放人的大會上，模仿『上邊』的腔調以『輕鬆、風趣、幽默』的口吻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誤會！』，竟連一句正式道歉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求受委屈的人，『要一分為二看問題、要正確認識自己』、『要感謝組織上幫助查清問題』、『要感謝偉大領袖及時挽救』等等。這些人跨出『牛棚』，即刻奔上『出國路』是合乎邏輯和合情合理的結果。
被分配到工礦企事業單位的其他印尼歸僑的遭遇，雖與分配到學校的人不盡相同，但卻是大同小異。五六十年代從印尼回國的許多歸僑，殊途同歸，最後終於七八十年代都匯聚到『出國路』上。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還正處於高潮階段，全國仍在極『左』思潮籠罩下，『海外關係』等同『特嫌』，『出國』更幾乎等同『叛國投敵』。因此，當時『出國』是一條『不歸路』，在提出申請前必須慎之又慎，反覆考慮。『申請出國』者，不僅需要『決心』，更需要『膽識』與『勇氣』。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依法管理人民出入國境。『文革』 爆發後，卻關上國門，嚴禁人民出國，以便『清理門戶』、『關門打狗』、『一網打盡』。全國一片『紅色恐怖』，令人不寒而慄，在一些地方引發了『偷渡逃亡潮』。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欽定的『接班人』，策劃暗殺『偉大領袖』的陰謀敗露，倉惶出逃，在飛越蒙古沙漠時摔機身亡。國內政局隨即出現微妙變化，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陸續復出工作，他們提出要『整頓秩序』、 『撥亂反正』。一些敏感的人感應到些微暖意，窺見到朦朧曙光，但這些過分樂觀的人，最終還是要再苦等五年，直到1976年9、10月份，『偉大領袖』病故、『四人邦』被捕、『文革』結束，才盼到了遲來的黎明。
71年底、72年初，關於『歸國華僑可以來去自由』的政策將會恢復實施的傳聞，首先在北京的僑生間廣泛流傳，並迅速散播到全國歸僑界。據說，一位負責僑務工作的資深老幹部，在復出後的工作報告中說，海外華僑具有悠久的革命傳統，對中國革命貢獻很大。近來有些歸僑在運動中受委屈，有些歸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決，因而有一些『意見』。絕不能讓『意見』演變成『對抗』，因此需要有渠道發洩。他提出，讓想出國的華僑通過合法途徑申請，是一條有效的發洩渠道。他還說，想出國探親或繼承財產的，都可以獲得批准。一位在北京的印尼歸僑『人大代表』，證實這篇『報告』的真實性。
然而，印尼歸僑起初的反應並不熱烈。有些人擔心這是五七年『反右』時期的『陽謀』(即『引蛇出洞』、『槍打出頭鳥』)的翻版，因此不敢提出申請。有些人雖然不相信這是『陽謀』，但認為當時中國和印尼沒有外交關係，不可能拿到簽證去印尼，貿然申請出國，國內戶口和糧油配給被取消，印尼又去不了，留在國內連糧食都無處買，如何過活？因此也不敢提出申請。
後來幾位僑生，在特地從印尼趕來的家長陪同並代為申請下，很快獲得批准，發給他們的證件，不是『護照』而是『赴港澳通行證』，他們憑證順利出境抵達香港。在香港，港英政府發給他們只需定期申請延期的『臨時居留證』，並告知他們，在臨時居留期間可以在香港工作，而住滿七年後可以獲發『永久居留證』。
消息迅速在印尼歸僑中散播，於是，申請出國的人流，像決堤的江水噴發奔騰，洶湧澎湃的印尼歸僑『出國潮』瞬即在祖國大地上湧現，並很快達到高潮。
國內對外匯的管制一向十分嚴格(『改革開放』後，管制逐漸放寬)。70年代初獲准來港的人，每人只准兌換幾十元港幣，只夠吃一餐快餐和搭一程的士。既使他們存在國內銀行的錢是剛收到的僑匯，也不准兌換成港幣帶出來。因此，當他們到達香港時，需要即時得到親友接濟。他們正當壯年，實在不願靠接濟為生，因此稍事安頓後，即刻四出活動找工作，但結果經常並不如意。
於七、八十年代從國內移居港澳的這些印尼歸僑，多數都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經歷過各種政治運動和勞動鍛鍊。他們無奈地離開生活/工作了十幾二十年的祖國，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環境：英國殖民地—香港，和葡萄牙殖民地—澳門。(香港和澳門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才回歸祖國)。在國內，這些『有海外關係的臭老九』飽受歧視，在香港他們又受到另類歧視：港英當局不承認中國頒發的各類學歷證書；一些香港人也以異樣目光注視著這些文質彬彬的中年『大陸難民』。當時許多香港人把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人，不論是偷渡的，還是合法申請的，都認為是『難民』。
他們許多人都已步入中年，一切要從零重新開始，困難很大，加上語言隔閡(他們多數都不諳廣東話)，他們在香港最初只能在工廠打工做粗活。因此，不少人有些失落、迷茫、沮喪，但憑著不認輸的一股犟勁，以及海外親友關懷鼓勵和扶持協助，他們很快就振作起來，發憤圖強，努力奮鬥，充分發揮知識的力量以彌補體力的不足。他們研究香港的市場經濟現狀，思考該如何舉措才能在香港立足和發展。他們在國內學的專業，有些在香港有『用武之地』，但需要『智識更新』；有些則根本沒有發揮的機會，不得不放棄，並且需要及早改行學習新技能。他們積極地寫應徵信、應約面試，向香港社會介紹自己、推銷自己；他們惡補英語和廣東話，學習香港有關規程規範，以積極的態度迎接挑戰。
他們的努力、表現和能力逐漸得到香港社會的理解和賞識。許多公司經過嚴格考核，從他們當中聘到了合格的工程師、建築師、設計員、繪圖員、翻譯、會計以及祕書等文職人員。他們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積極、肯幹，因而受到公司器重。他們的薪酬雖然比同等學歷的香港大學畢業生低，但卻比他們在國內的工資(每月人民幣50元左右)高出數十倍，而且他們在香港的薪酬是隨著通貨膨脹、個人能力和表現，逐年調升，與國內工資十幾年『穩定不變』不同，因此他們也相當滿意。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有不少是醫學院畢業、有多年臨床經驗的資深醫生，各專科的都有，如果把他們妥善組織，可以組成一間高質素的大型綜合醫院。但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醫生，港英當局每年只象徵性地從他們當中甄選幾個人，發給牌照准予行醫，而沒有被選中的許多有豐富經驗的醫生，只好『望醫興歎』，被迫改行。
眾多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絕大多數也不得不改行，除了香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教師這條原因之外，還因為香港的教育體制、理念、價值觀和國內完全不同，使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進入公立(官立)學校大門重拾教鞭，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在私立學校任教。不過，經過不斷努力，他們最終也都找到了合適的工作。
他們當中還有一些人，不願一軰子過著『打工生涯』，決心繼承父輩艱苦創業的精神，白手起家，在香港這片自由天地創出一番事業。他們開辦工廠、養豬場、貿易公司、安老院、賓館、餐館、食品店、服裝店、補習社、髮型屋、傭工中心…等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嚐做老闆的滋味。不少人成功創業，得到豐厚回報。
還有一些音樂學院、舞蹈學院和美術學院畢業的藝術家，則開辦藝術學院、鋼琴學校、音樂學校、舞蹈學校和美術學校等，招收學生傳授技藝，成為自由職業者，也創出了精彩人生。
他們終於站穩腳跟，融入香港社會，在法治的香港社會過著雖不算富裕，但卻充實、自由、安全和有尊嚴的生活。他們的子女也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人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學或到國外留學，成為專業人士，有的甚至成為令人羨慕和尊敬的香港政府公務員。
他們不僅可以自食其力，而且還有餘力給雙親寄錢，生平第一次盡孝順、供養父母的義務。在香港住滿七年取得永久居留證後，他們可以隨時申請簽證去印尼探親。一位在五十年代離開印尼回國的工程師，當年在印尼移民廳辦理回國手續時，在『保證永不返回印尼』的『保證書』上毅然簽字畫押。三十年後，他以香港居民的身份，再次踏上印尼的土地。當他跪倒在母親膝下，雙手奉上『紅包』獻給母親時，激動得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母親扶起兒子，灑下了喜悅的淚水，而目睹母子重逢這一感人情景的親友，也都感動得熱淚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