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上到最末一年，教算术的季老师已经搞不定那些代数题目了。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老师的，是那些人民公社自己太搞了。用了化肥并且学习了毛选之后，亩产就一直变来变去的，翻了几翻之后又多了多少斤，实在难以算清它们一年一共丰收了多少粮食。
人到中年的季老师看上去一直很疲劳。她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老是皱着的眉头仿佛总在说:又是哪能一桩事体啦，我搞勿定呀！因为走路没有弹性总拖着脚步的缘故，那个跻拉着的鞋后跟给磨成了一个斜坡。她爬上楼梯拖着脚步走进教室，才在讲台上有气无力地放下课本，还没有开口讲课就已经累了的样子。公社的亩产用这样的公式解似乎是对的，但换一个公式好像也有道理，可是答案不一样了怎么办呢？唉，题目本身就已经很搞了，班上那几个不听话的男生还捣乱。这把季老师折磨得更疲惫了，她转身面对全班两手一摊，脖子往一边歪过去，眉头皱得索性连眼睛都闭上了，“你们勿要吵了好伐啦”，她求我们。
大家安静了一会儿，可是过了五分钟又闹将起来。没办法，只有轮到不怒自威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腰板笔挺地站在讲台边上的时候，大家是太平的。如果是英文老师上课，也算太平，因为她能拍桌子骂人、或扔粉笔和黑板擦，虽然常常打不中目标、再说她怒到极点时还能一把扑将过来捉人的。
吵吵闹闹中我们稀里糊涂地立着方程式。其实谁关心公社里小麦和高粱各收了多少斤呢？我们又不吃那些的，粮管所要是能多发些大米的配额就好了。仿佛从来没吃过纯大米的一碗饭，淘米烧饭时总是要拌入一半籼米的。我们一边开小差、一边盼望季老师要是能把题目跟我们解读一下就好了，总是要弄明白题目问什么我们才能回答的呀。但是季老师对应用题的解读方法就是不解读，而是让我们大声朗读题目，好像直着嗓子大声读完了，我们就自动会明白题目的意思了。我们那时的教育方式是非常相信朗读的，语文课上大声朗读然后背诵自不必说，晨跑之前的早自修也是朗读一段毛选。电影拍到模范小学的模范班，一定是一班人坐得笔笔挺声情并茂在朗读。至于英文嘛，就更是要靠朗读了，而且据说要大清早在梧桐树底下大声朗读才效果最好的。
本来这些教育方式是能把我们摆平的，可是到了毕业的那一年，教室的空气中仿佛总散发着异样的气味，让人有些心神不宁，原先教我们的办法都不怎么管用了。先是晨跑的时候有几个高个子的女生忽然神秘兮兮地红着脸躲到卫生室去不用跑了。凶的那些男生要质问的，凭什么她们能不跑？而我们一众还矮着的女生，虽然无处得到明确的答案，但都兀自焦虑起来。人家都已经可以不跑了呀，什么时候才轮到自己呢？洗澡的时候看看自己的前胸，还是煞煞平的，要是什么都长不出来怎么办呢？在焦虑中恐怖的谣言又四散开来，女生们都在风传隔壁初中里最漂亮的那个女生的故事。她已经可以不晨跑了，听说已经和读高中的男朋友生出小孩来了。我不能相信这个离奇的故事，这实在太“拉三(沪语里是女流氓的意思)”了。但是传话给我的同学信誓旦旦，“我跟侬向马恩列斯毛保证是真的”，说得仿佛她是在产房里亲自接生的护士那般肯定。我还狐疑着，不幸这故事已经传到我妈耳朵里去了。那天晚饭时我看到她跟我爸不断交换眼色，打量我的眼神就好象我是那个“拉三”一样。
女生们被不用晨跑的同伴搞得坐立不安的时候，男生们也开始不太平了。男女生之间不讲话、课桌上划三八线这样不成文的规定都已经实行好几年了。本来不理睬就拉倒，可是现在男生对女生的仇恨变得有点攻击性了。不晨跑的女生从男生中间走过的时候，他们会莫名其妙地起哄起来，有时候男生堆里还会有一个好欺负的被一把推到路过的女生身上去。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教室里就鸡飞狗跳起来：哭泣的、找老师告状的、兴奋怪叫的、旁观看热闹的，登时乱作一团。
虽然“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但是不管暴风雨来不来，数学课总归还是要上的。那天季老师又叫大家朗读应用题了。底下吵得很，大家脑筋都不在，她叫了两次，全班都没有齐声开口朗读。同学们正在犹豫要读不读的时候，在教室里最最安静的那一瞬间，只听得坐在最末一排的卫祖国用最清楚最响亮的声音大叫了一声：“月经”。
全班都呆住了，包括季老师，大家过了几秒钟之后才鼎沸起来。坐在第一排的郝忠诚兴奋到几乎要站起来了，他回过身去对卫祖国大喊：“嗷呦嗷呦，侬捏鼻头做啥梦啊，想女人想到这种程度啊！”
太不堪入耳了，这么“下作胚”的话，出自一个胡子都还没长全的小男生之口。季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她两手一摊，又把眼睛紧紧闭上、头扭到一边去了，她长叹一口气哀求道：“好了啦，郝忠诚啊，侬勿要再讲了啦！”
卫祖国小小年纪就长了一脸横肉，在家里虽是阿娘的心肝宝贝儿肉，但在学校里，因为表现实在太差了，一天到晚要给老师劈头盖脸骂的。他早给骂得不知自尊是何物了，现在的脸面再给大家踏在脚底下踩一场也没有很大的不同。
……
过了很多年以后，听说卫祖国混得不错哦。“哎呀侬勿晓得啊，伊混了老好的。讲政府迫害伊，只肯让伊生一胎，那么寻借口到美国政治避难去了呀，现在老早绿卡拿好来！”
又过了很多年，我到纽约法拉盛的中国城去吃生煎，在一个私人停车场找车位的时候，猛然发现那个坐在风口里看车位的人正是卫祖国。我打量了他好一会儿，确认那就是他，因为那一脸更肥硕的横肉就是胎记。我几乎就要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了，但是我不想吓人家一跳。再说，也许他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了。
那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之间明白了：当年那堂小学的数学课上，卫祖国并没有发痴说胡话的，只不过是那个亩产翻了几翻的人民公社有个该死的名字，叫“跃进”(在沪语里跟“月经”的发音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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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得26届汉新文学散文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