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年级学的第一首歌，我依稀还记得。“海风吹，海浪啸，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岛！”我们是春季入学的，天很冷。坐在水门汀地板的音乐教室里，还吹着海风，更冷了。然而我的手虽然生冻疮了，脑子并没有，一堂课下来我还是把歌学会了。音乐老师姓吴，也不是非常年轻的，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叫她小吴老师。她说一堂课下来就学会唱歌的新同学，星期六下午可以去学校的总部考小分队。
于是我就去考了。在那些美丽的高年级小分队员们犀利的目光下，我战战兢兢爬上大礼堂的讲台。我不会别的歌，要么只有幼儿园里教过的“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样样事情自己做”。我慌里慌张中选择去解放台湾岛。海风吹完了，我眼巴巴地望着小吴老师。她很无情地说，你可以回去了，我们小分队不要你。我很受伤，也不敢问为什么。过后我才从同学那里知道她不要我的理由，“伊讲侬是只骺背”。
骺背当然是不配加入小分队的，我对音乐课也一直兴趣缺缺。“东方红，太阳升”，那个慢吞吞的调子听起来怎么倒象是阴天里太阳一直不肯升起来的样子，也不知道这“呼哎嗨呦”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快节奏的歌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这歌听起来虽然刮辣松脆的，就是有点凶，我天生不喜欢凶的东西。至于另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也蛮快的，而且说了好多遍“就是好”。那肯定是好的，只是这么严肃的事，当中会突然“嘿”一下，感觉怪怪的。活泼的给我们小孩子唱的歌也有的，比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听到这歌人就会自动摇头摆脑的，象小分队员们一样。只是有一次小吴老师要我脸上拓了胭脂去给表演这首歌的小分队员们挥舞手里红花，本来我肯去的，但是听见边上同学说，“呦，活生屁股红彤彤”，我就扭捏起来不肯把脸拓红。小吴老师马上就对我光火了，她倒不去凶讲怪话的人，有点本末倒置，但结果是我骺着背乖乖上台做了陪衬的活生屁股。
当然也不是没有感动我的歌，也许那时我已经长大一些了。有一阵小吴老师不在，来了一个代课的年轻的杨老师。他教我们唱一首沪语歌，听起来非常悲苦。那个时代悲苦的事情当然都是发生在台湾的，有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爸爸妈妈都给仗打死了还不算，摆的地摊还让占领台湾的美国大兵抢了。她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所有，又没有爸爸妈妈，那怎么活下去呢？这画面真让人揪心死了。“喊爸爸，喊妈妈……”，杨老师耷拉着嘴角唱着，沪剧的调头似乎很适合表达底层人民的苦难，我几乎要哭了。只是为了这种事情哭是比做活生屁股更加没面子的，因为太莫名其妙了，“呦，伊老十三点格闹”，我拼命忍住眼泪，不当众做十三点。
不知道那时代的代课制度是怎样规定的，杨老师除了代音乐课也代绘画课，仿佛非主课，就谁都能随便代的样子。他戴了一副很厚的镜片，看上去愁眉苦脸，一个肩膀不知怎么高出一截，整个背一溜斜下去。这使得杨老师正面背面看都是很倒霉的样子。是因为代课而犯愁还是因为看上去倒霉才只能代课？不管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小孩子们象猫一样，都闻出味道来了，坏的那几个男同学们总欺负他。有次杨老师带我们下楼，他自己先一脚下去了，有个叫余鸿的男生，混在人堆里伸出手来就势给老师一记“头挞”。杨老师居然不吱声，我非常愤怒，真想也给余鸿一记“ 头挞”。但我是既没有勇气拒绝老师的胭脂也没有勇气当众流出同情的眼泪的人，我当然也不会有勇气阻挡欺负人的手。
好在小吴老师回来了，我们不再需要看到杨老师的愁眉苦脸，我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有一阵我们常常上街游行，那些平时功课不大好，但是想突击进步的同学被派去前面扛红旗。我们就在队伍里跟着喇叭喊“打倒什么分子”，“反击什么风”。后来也画过四个小人，在一把大扫帚下面惊慌失措，画完又去街上喊口号，要“争当什么小尖兵”。这样闹了好一阵，突然很久以前一些好听的歌，就可以拿出来唱了。学够了凶巴巴的歌，我们终于可以唱点不那么硬的歌了。其实那时除了天安门，没有人知道生活里的其他也是可以拿来“爱”的。爱父母吗，简直闻所未闻，听话争气就好了，爱来爱去肉麻发痴啊。那么，爱天安门以外的什么可以吗，啊哟想搞腐化啊，这种话除了“拉三”谁还会说。我们已经会写“爱”这个字了，但是没有人知道爱是怎么回事，歌里从来没有唱过的。我们其实整天只想“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样就可以在上交老师的红色日记里记上一笔了。我们哪里知道，“小尖兵”们是可以有私人情感的，而私人的情感是可以用歌声来咏唱的。
所以，当我们终于“穿起美丽的衣裳，来到了花园，快乐地跳舞歌唱”的时候，童稚的心象久旱贫瘠的土壤，总算等到春雨的滋润了。我一直记得学唱《金色的童年》的那一天，我们在高年级的总部了，音乐教室也是水门汀的地板的，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有点潮湿。我那时突然之间明白大家为什么叫吴老师“小吴”了。体育课去游泳池上的时候，小吴老师也跟我们女生混在一大统间洗澡。她的身量，看不出与女生们有什么区别。我也发现小吴老师其实面目很清秀，并没有那么凶的。我跟着小吴老师唱着这首优美的三拍子的歌，心里非常快乐。歌词总算不凶了，没有一定非要革谁的命的。上体育课的班级在音乐教室外面打球，阳光从玻璃窗格里漏进来照在写着歌词的黑板上，灰尘在射线里飞舞，我真的有“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的感觉，也看到了“白鸽在头上飞翔”。我长大一点了，懂事一点了。那一刻里，我非常满足，确信自己拥有金色的童年。
然后《我的祖国》也可以重新拿来唱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小吴在钢琴上一敲出这段曲调，我就仿佛看到波浪滚滚的岸边稻花的摇摆了，虽然十二寸的电视里放出来是黑白的，但那个律动分明是有生命的色彩的。可是有人的心思似乎在别的地方，当老师唱到“姑娘好象花儿一样”，底下开始叽里咕噜了，再唱到“朋友來了有好酒”，男生们终于起哄了。“谈朋友”是什么下作胚的意思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十二、三岁正是前后脚纷纷发育成下作胚的年龄，听见“朋友”两字就不能淡定也是很正常的。卫生课是从来不说发育的事情的，大人虽然一再生出弟弟妹妹来，但是谁敢过问什么呢？“侬这么小就这么黄色啊？”除了起哄，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面对成长的尴尬。小吴老师再一次凶起来，但是余鸿他们已经不卖账了，他们比小吴老师都长得高些了。
老歌一旦放开唱，除了音乐课上，全上海的每条弄堂口常常也有人唱的。后弄堂的刘建华是新近搬进来的。他爸爸前些年造反很成功，一路造到了级别很高的工宣队，所以他家能搬进这么高级的公寓房子。工宣队的孩子跟我们弄堂里其他的孩子是不大一样的，刘建华穿着黑色的松紧鞋，一条腿抖法抖法，整天在弄堂口站着，流里流气地乜斜着眼看过路的人。我非常讨厌他，暗地里把他叫成“鸡污”。那个时候我已经不骺背了，我看见电视里真由美走路好象很有弹性很好看，就学她的样子弹来弹去走路。有的时候我一脚弹进弄堂口，鸡污恰巧在，他就学电影里的日本鬼子怪叫“花姑娘”，还故意张开嘴做出流口水的样子。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的年代，鸡污没有地方玩，他的松紧鞋就在弄堂口一直守着，要逃过他很难。鸡污站到天黑的时候突然会唱起歌来，有一阵他喜欢《洪湖赤卫队》。韩英就要赴刑场了，她跟母亲在牢里告别，“娘啊，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鸡污虽然流气，但是一弄堂的大孩子都不要跟他玩，他也是寂寞的吧。他的歌声听起来象是挑衅，也象是乞求，有点象野猫的哭声。傍晚弄堂口的铁门合上时，马路上的电车也不吵了，过街楼里的回声条件非常好，全弄堂的人都该听到这歌声了。不知鸡污的妈妈听到儿子在那里交代后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不久以后我就上了中学。中学里叫做“唱歌”的音乐课没有了，叫做“图画”的美术课也没有了。教育局给我们安排的艺术教育就此了结，我的童年之歌也唱完了。
2017-1-6
哦，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