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天京迷雾（三）

公元1856年末，石达开被洪秀全加封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总揽太平天国军政大权。他这个新爵位的含义颇有歧义，我们只需知道石达开由原来排位第六位的“翼王”、左军主将，成为排位第二位的“义王”、全军主将就可以了。

石达开治政循规、处事公正、不徇私情，一改杨秀清执政时期注重小团体利益的不公平做法，很快就收拢了人心，让太平天国的内政有了起色。石达开还着力培养以陈玉成、李秀成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保证了太平天国的人才储备不至于断档。同时石达开支持岳父黄玉琨规范刑罚制度，一定程度遏制了恃权腐化的势头。

在军事方面，石达开继续执行拓展江淮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指挥太平军重新夺回六安、正阳关（今安徽淮南市寿县）等要地，与张乐行的捻军形成呼应之势。随后他令太平军向西发展，再次对武昌地区形成战略压迫。同时利用坚城九江牵制住曾国藩的湘军，保持了太平军开辟的江西、湖北交界的根据地，使得太平军的士气和信心逐渐恢复。

可是，石达开执政仅仅五个月，他与天王洪秀全之间的龃龉又暗暗滋生。这次二人矛盾的产生是因为信仰理解相左和治政理念不同造成的。

洪秀全竭力维护自己创立的“变异基督教”教义和最初制定的“理想国”制度，在这方面，洪秀全与杨秀清的认知是一致的，他需要保持自己精神领袖的地位。而杨秀清不断利用“天父附体”的特权以强化自己的形象，如果信仰的宗教教义受到质疑，那他“天父附体”的把戏就演不下去了。因此，在杨秀清执政期间，洪秀全虽然愤怒于杨秀清不断升腾的野心，却对杨秀清的治政理念没有异议。

可是石达开没有精神领袖身份和“天父附体”特权的羁绊，他从实际出发，单纯只是想消除天京之变的不利影响，重振太平天国的运势。所以，“变异基督教”教义只是强化石达开执政权威的手段和背景，许多之前创立的那些“理想国”制度就需要改变或是变通了。

洪秀全、杨秀清倡导平均主义建立了“圣库”制度，这是“理想国”制度的典范。石达开认为“圣库”的存在无法调动将士和教众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还产生了不利于内部团结的特权思想，必须要进行改变。为此石达开重拾征收田赋和工商税制度，允许教众保留少部分私产。为了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石达开还对强制男女教众分营的制度进行变通，在生产、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允许夫妻、血亲关系的教众不必分营。

可这些兼顾人性和实际需要的举措，大大触动了洪秀全的敏感神经，他认为石达开这么做完全悖离了太平天国的信仰教义，目的是邀买人心，干和杨秀清相同的僭越勾当。于是洪秀全决定分散石达开的权力，可此时洪秀全身边连韦昌辉这样的“可用”之才都难寻，不得已，他只能用血缘关系来实现自己的分权想法了。

公元1857年夏，洪秀全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将石达开的权力剥离出大部分交由二人。以中华数千年的等级制度，洪秀全如此分封自己的血亲也容易理解，可是洪仁发和洪仁达只是粗通文墨之辈，数年前还以务农为生，无论才能还是见识均属平庸，享受王爵待遇没有问题，而洪秀全让二人行使国家军政大权，简直是拿国家命运儿戏。

在天京之变前，洪秀全为酬秦日纲、胡以晃的军功，并为补足“五王”之数，曾封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但很快胡以晃病死，秦日纲被杀并被褫夺官职，使得这两个王爵称号昙花一现。如今洪秀全封两个亲兄弟为王，算是打破太平天国的军功封爵惯例。

结果，在洪秀全的授意下，洪仁发、洪仁达上台不到20天，就全盘推翻了石达开之前的治政思路，将其架空。不仅如此，洪秀全还以“位重不可擅离”为借口，限制石达开的行动，甚至连石达开出天京城视察军情都需要洪仁发、洪仁达的批准。

愈来愈感觉恐惧的石达开暗中与岳父黄玉琨、亲信将领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人商议，遂下定决心：强行离开天京这个是非之地，另起炉灶。

于是，引发太平天国再次内讧的“石达开出走”事件发生了。

公元1857年夏，石达开带领家眷及其亲信部将约七千人从天京城南门冲关而出，直奔西南方的铜井镇，在那里石达开已预备好了船只。仅用一天时间，全军就渡过长江，很快抵达巢湖与长江之间的无为地区。

身处江北的石达开为了解释自己“出走”的原因，同时也为了收拢旧部，公然以五言“顺口溜”的形式发布文告，其中他以“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等句，表达了自己遭受猜忌的怨气；又以“唯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等句表达了自己绝不是因擅权而出走的本意。最后，石达开表示：（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文告的最后这段话，表面是维护太平天国的团结，其实已将石达开决意与洪秀全决裂的态度昭告天下。在他看来，只有洪秀全对不起他石达开，而自己却对洪秀全仁至义尽了。他虽然引军离开天京，但势必会牵制一部分清军，同时石达开没有召集天京外围负责防务的旧部跟随，竭尽全力彰显其义薄云天、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