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美国大选为世界的绿色事业蒙上了阴影。川普一直秉持气候变化是谎言的信念，这次卷土重来，宣称如果他当选，就要将民主党的那些绿色政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川普的吃相太难看，那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对川普的立场做了一些加工：我们还是要照顾气候问题的，但采取的方法，是把产业都拉回美国，因为美国是相对比较绿色的，这样，如果大多数产业都回到干净的美国而不是在肮脏的中国，那样就相当于对环境做出了贡献！这真是诡辩！但这招很管用，现在连本来是绿迷的哈里斯也不敢提绿了，改变了原来反对裂岩技术的立场。总之，不管谁上台，美国的绿色能源政策将发生大倒退！
中国这几十年对绿色能源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取得了丰盛的成果，在太阳能，电动汽车和电池方面，取得垄断的地位，正打算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巨大的利润，却遇到美国的大反转。受美国的影响，欧洲甚至南方国家，都对中国的绿色产品开始了抵制。中国的这些产业，面临了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很多工厂破产，濒临危机！
10月30日晚间，三峡能源公告，公司拟投资建设新疆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基地项目，共建设光伏85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配套建设煤电6×66万千瓦和新型储能500万千瓦时，项目动态投资金额为718.48亿元。
与此同时，政策面也是利好不断。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供给能力。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推动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
现在，风能和光能的发电效率大增，而成本急剧下降，其单度电价格已经和煤电类似。但风光电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其波动性，不但时有时无，还时高时低，其电压，电流，振幅和频率急剧变化，无法直接输入电网。就算建个家庭光伏电路，如果离开了外来电，那个独立的系统就非常复杂，除了调频变压装置，还必须有个电池。光伏电首先被存储起来，然后通过电池放出稳定的电流供家庭使用。供一个独立屋使用的独立光伏电系统需要至少5万美元，还是相当昂贵的。
而大规模的光伏，风电场，调制更加复杂。最理想的是和一个抽水电站耦合，有电时发出的一部分电把水抽到高处，无电时放水发电输出，水电是比较稳定的电源。但抽水电站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建设成本也很高，还破坏环境。其它的储电选择，如压缩空气，飞轮，重力柱，各种化学电池，都各有利弊。其中最好的是锂电池，但缺点是锂元素是比较稀缺的资源，目前多用在汽车等动力电池上，用在大规模储电，太可惜了，没有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强大的储能装置，一旦绿电断供，需要其它供电方式接手。最理想的是天然气电厂，可以无缝联接，但天然气比较昂贵，中国最常用煤电。而煤电需要至少保持30%的发电状态，才能在绿电断供时接手。核电无法担当这个任务。而维持大量的煤电，对环境和减碳是不利的。
一般电网，最多能容纳15%的波动电源。而随着中国的风光电的大力发展，波动性超过了电网的承受能力。最近，中国发布了一个政策，6兆瓦以上的风光电项目必须有接受方，也就是你不能建设个项目就连网换钱，必须找到使用方，这对市场是个打击。另外，光伏非常占地方，风电占地不大，但占空间，无法建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
最近这个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并配套储能，煤电的方案，是解决新能源产能过剩，配套不全矛盾的尝试。中国少气少油，一旦战争很容易被人控制石油运输线，不得不投降，因此，建立以新能源加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大方向。而无论美国政治如何变化，气候问题是个客观存在，如果不解决，人类只有大约100年的生存期，因此绿色技术事关人类生死存亡，不以意志为转移。中国通过国家投资，在广阔的荒漠上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同时保住这些相关企业和技术。这些设施现在和长远都有用，而保持下来的技术能力，将决定未来！
长期有人，包括中国人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因为其创新体系存在缺陷：教育系统鼓励死记硬背，压抑创造性表达；规避风险敬畏权威，不利于取得突破或剧烈变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效率低下。另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能创新是因为它的经济受到低生产率的影响。不管是哪种原因，他们都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令人印象深刻，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只能是西方创新的模仿者。
但历史表明，这个结论未免太武断。现代技术的原创者多为美英德等西方国家，俄国和日本就是两个后起的，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崛起的后起的现代国家。他们都出现了创新，日本甲午战争时全用的进口武器，日俄战争时陆军武器已经全部自制，二战时日本的海空武器也全是国产的，新式航母，零式飞机，海军航空兵战术都是日本的发明，战后日本在汽车，摄影，电子技术都有决定性的创新。苏联二战前的工业化是在美德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二战中以T34 为代表的武器就是创造性的，战后在航天技术上也出现了创新，首先发射人造卫星和将人送入太空。
中国可以创新——即便不是全面创新，那至少也在一些特定的关键技术上能实现创新。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将中国列为全球第11位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并指出，“中国的创新潜力与培育高收入群体的能力与西方旗鼓相当。”
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发展势头良好。在机械臂、液压泵及其他设备等先进机床的制造方面，中国企业迅速取得了对欧洲和日本同行的优势。在构筑电子产品供应链方面，中国现在已经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处于同一梯队。在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高铁、5G网络等现代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9年，我国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一年后，中国科学家通过卫星实现了量子加密通信，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探索前进了一大步。此外，中国公司甚至可以与硅谷的科技巨头一较高下，就如在TikTok和Facebook之间展开的竞争。
194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兼校长Vannevar Bush首次提出了美国创新的典型模式：政府投资大学的基础科学和政府实验室，研究人员和机构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或为了国家利益，专注国防、太空探索、卫生或能源等领域。在某一时间，知识被产生出来，然后被美国的企业家使用。
这些企业家虽然并不多，但却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因为美国的文化、教育和移民政策支持那些跳出常规思维、愿意冒险颠覆行业的个人。像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拉里·佩奇、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把科学成果与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开发出了全新的东西（个人电脑操作系统、智能手机、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动汽车等）。
由于自由市场、有限的税收和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存在，他们可以收获创新的回报。同时，他们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至少在过去的75年里，这一直是美国人相信的美国创新体系的故事，很少有人质疑这种神话般的叙述。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今天，上述举措已经不够了。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美国的创新体系逐渐变成了注重上游的体系，从而放弃了价值链中较低层次的部分。的确，在许多技术领域，上游技术是价值链中最赚钱的部分。然而，一个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需要价值链上游的能力，下游一样重要，因为创新必须发生在价值链的每一个层面，而不仅仅是尖端科学和面向客户的高价值领域。但是，美国向价值链下游移动的能力要比中国差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模式注重前端的发明；中国注重持续地创新和生产制造。
中国的创新模式与美国的创新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中国的模式的目标不在于获得利润，而是获得相较于竞争对手的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优势不是更高的GDP，而是相对的国家技术经济实力的提升。
当中国企业开始生产新产品时，其价格优势往往会牺牲一些质量。但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能快速扩大生产。与此同时，企业会进行严格的、持续的产品改进。深度流程创新（产品制造方式的改变）也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随着销量扩大，处于劣势的公司会被淘汰，规模经济的效益进一步增加，从而利于降低成本、增加研发投入。同时，庞大的中国市场可以使企业得到更多的客户反馈，从而加速迭代，提升利润。
这些利润会被继续投向研发环节（产品和工艺），以帮助企业占领更多的细分市场。随着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企业得以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虽然这种创新模式可能不会带来激进的发明，但它可以通过创新、持续改进和增加全球市场份额取得行业领先地位，跑赢竞争对手。
从历史上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通常不是创新者，他们要么在更常规、更老的行业竞争，要么在先进行业通过复制和廉价劳动力参与竞争。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诸多复杂的行业中充分竞争，生产出面向世界的新产品，同时还享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25%至30%），这将对全球领先的创新型企业及其所在经济体构成重大挑战。
这将意味着中国在先进行业更加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和其他约束力量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实力也将增强。如果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例如，机器人领域的ABB，汽车领域的通用，飞机领域的波音，芯片领域的英特尔，药品领域的默克等）的市场份额上取得重大进展，全球经济的基本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美国希望通过高关税防止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获得利润，通过封锁芯片技术遏制中国的成长，恐怕无法成功。中国现在的技术发展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国家确实有补贴，但决定性的力量来自市场。华为生产的芯片确实成本比台积电要高，但如果卖得好利润高，它就能成长，而投入巨大的荷兰光刻机，如果没有利润，就得破产。美国禁止中国的电车进来，又不鼓励本国发展电车，假以时日，气候问题已经影响到生存了，到那时坐火箭都追不上中国了，那句斯大林的话将响彻耳边，“落后是要挨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