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柏先生的文章，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对一些我原来糊里糊涂的问题，他以批判的角度入手，作出了尖刻，直截了当的说明和评论。有观点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比如前面几篇说过的道学和心学，大多数历史学专著都是把两种学问描述一番，像我们这种非专业的人如听天书，而柏先生就用道学“假正经，知行不一”，而心学“知行合一”，简单扼要地说清楚了。
关于中国的宗教问题，柏先生的说明也比较清楚。中华文明总体来说，不是个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宗教为核心的文明，是以追求下世为主旨的，就如基督教中，人一生下来就充满了罪恶，此生就要时时祈祷，听主的话，当主再来时，就能得到永生。此生的意义就是为了来世，此生所受的苦，都是因为与生俱来的原罪。而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儒教，立足点并不是下世，而是今世。
但中国还是有宗教的，虽然历史上有明教，拜火教等昙花一现的宗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在中国的边疆地区盛行，但主流的还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中国化了的佛教。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 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 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 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东汉时，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 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 衡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东汉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 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黄巾起义的张角，也是道教一支。 ——但要到三百年后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 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
东汉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 西域（新疆）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祗。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愔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 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蔡愔于六五年出发，两年后（六七）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 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建造一座 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憎并安置经典。不过事实上，白马到中国的时代，佛教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佛教是在非常复杂的印度社会中产生的宗教，它包括两种成分，一是印度当时崇拜的鬼 神，一是印度当时盛行的唯心哲学。佛教经典因之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小乘”，属于前者 ；一部分称“大乘”，属于后者。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以大乘为主，而大乘与宗教无关，只与哲学 有关，于是佛教内部，开始分裂。佛教徒中部分知识分子从大乘经典中发现到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是中国古哲学和儒家学派儒书中所根本没有的东西，遂如获至宝，宣称佛教都是哲理，并不迷信，这种态度在佛教中产生一种我们姑且称之 的“佛家学派”。它的发展顺序跟道家相反，道家先有道家学派，再分裂出道教。佛家则先有佛教，才分裂出佛家学派。佛教译经事业在本世纪（七）达到高峰，玄类之后，便无以为继。因为佛教在发源地的印度 已告没落，不再有新的经典出现。佛家学派在大量问世的佛经冲击下，更分为很多琐碎的派别， 如“律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等等。
佛家的思想，逐渐融入了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中国核心意识形态中，因此，唐以后的中国核心意识形态，被成为“三教合一”。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三种思想，并没有宗教的因素，只是哲学思想。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冥冥中自有神灵为人类主宰的观念 ，深植人心。
宗教的要件就是崇拜鬼神，必须崇拜鬼神才能称为宗教。佛教的“小乘”，即真正的宗教部分，与道教逐渐融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道混合的宗教。以后，道教和佛教还是分开的，但二者都吸取了对方的一些成分，也有完全双修的分支。这种汉化的佛教，叫汉传佛教。在东南亚盛行的，叫南传佛教，而在西藏等地盛行的，叫北传（或藏传）佛教，三教虽然同为佛教，其差别很大，甚至完全南辕北辙了。
中国的统治阶级对言论自由一直很反感，因言获罪的事层出不穷，到现在还是如此。由此，中国从晋代起就发展出一个“清流学派”。那些已当了官，或尚未当官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种最好的避祸方法，那就是完全脱离现实， 言论不但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现实任何事物，以免引起曲解诬陷。清净无为的老庄哲学，正适 合这个趋势。士大夫遂以谈了很久还没有人知道他谈些什么，为第一等学问，因为他没有留下任 何可供当权人物逮捕他的把柄。这种纯嘴巴艺术——穷嚼蛆，被称为“清流”，成为士大夫主要 的生活内容。它的后遗症十分明显， 士大夫把现实生活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看作是“俗事”、“鄙事”，只有穷嚼蛆才是“上等事”、 “雅事”，所有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军以不过问军事为荣。结果引起全国性空前的腐烂。如果你听了目前那些当官的讲话觉得不知所云，不要奇怪，老祖宗对这套早就研究透了！
关于中国的文学发展，柏先生也有了挺深刻的阐述。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主支诗歌，大约的发展脉络如下：
公元前6世纪-诗经 前4-楚辞 前2 汉赋 公元7世纪 唐诗 10 宋词 13 元曲 20 自由诗
《诗经》所包括的，全是短句短诗，每句不过三个字或四五个字，每首不过十几句，简单朴 实。《楚辞》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是一种长篇史诗。“赋”在形式上是《楚辞》式的，只去掉所有的特殊方言。在内容上则是《诗经》式的，只再扩大内涵。一篇标准的“赋”，大约有 三四百句，每句字数没有限制，虽不严格的押韵，但它确实有韵。这种体裁，比《诗经》、《楚 辞》，更能活泼的表达感想和议论。最著名的赋人，是司马相如。
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汉赋发生变体，成为花枝招展的骈体文。骈体文是一种纯贵族的文字欣赏，反复不停的“四六”字句，好像乞丐唱莲花落，使人有一 种油腔滑调的感受。虽然有一部分文章家乐此不疲，但开始后不久就被摒弃。反骈体文的大将是 被后人尊崇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八代，指八个王朝：东汉、曹魏、晋、南宋、 南齐、南梁、陈、隋。这正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几个世纪骈体文盛行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学最黯淡的时代。韩愈主张恢复骈体文之前——第三世纪之前古文的体裁，即不讲韵脚，不讲对 仗，有什么直说什么。这种古文。即我们所称的散文。除了散文，同时也产生了从前所没有的短篇小说。
无论散文和短篇小说，都是文言文写成，所以它们只是贵族文学，跟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 上的平民无关。平民文学一直是一片空白，但时机已经到来，一种专为平民服务的白话文写成的 散文小说，大概在第五世纪就开始出现。 白话文起因于佛教的传播，佛经虽然大量译成汉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奥，再加上 很多新的名词和新的语法，遂使译出来的佛经成为一种洁屈聱牙的天书，只有士大夫阶级中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看得懂。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民间接受，就必须靠文言文的再翻译——译 成白话文，即变文。然后根据白话经文，用口头向民众宣讲。这些经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长篇） 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白话文因传扬佛教而发生，最初只限于对佛经的再翻译，后来逐渐脱离佛教，逐渐出现中国 人自己的创作，完成纯白话文学，内容就更丰富。社会、爱情、战争，都成题材。如《列国传》， 叙述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明妃传》，叙述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故事。白话文学是大众文学， 爱好它的人数远超过爱好贵族文学的人数，文言文学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话文学则植根 民间。
文学中的诗歌部分，在唐代起有惊人的成功，保持二百余年的 巅峰状态。 中国诗的主词是隐藏的，而汉文方块字是中国诗的主要成分之一，靠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和 含糊模棱的意思，即产生一种绘画般的诗意。抛弃方块字而译成其他文字，就像美女抛弃了容貌 一样。所以中国诗不但不能译成外国文字，也不能译成中国的白话，诗是汉文所发挥的最高艺术。 在纪元前十二世纪《诗经》时代，只有三言四言（三字一句或四字一句）。到纪元后四世纪 大分裂时代，才进步为五言。第六世纪隋王朝统一中国，才再进步为七言，完成诗的形式。上世 纪（七）女皇帝武曌把诗列为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课目，诗遂成为知识分子必修课程，就如春花争 放，更为普及。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半数以上出生在唐王朝。
唐朝的诗，被称“唐诗”。一直留传到二十世纪仍可查考的，诗人有二千三百余人，诗有 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践民阶级的妓女奴婢，都有很成熟的作品，可称为中国 文学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从此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一千三百年之久，诗和知识分子不可分。 凡是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诗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诗篇或诗集，只不过很少能超过唐朝诗人的贡献。所以对中国诗人而言，如果说他的诗像“唐诗”，他会大大欢喜。如果说他的诗 像“宋诗”、“明诗”，他恐怕要嗒然若丧。
但唐诗有先天的 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 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 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 和作更复杂的叙述。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 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 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 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 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 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八百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二百余人。
蒙古帝国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摒弃，固然使知识分子难堪，却也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即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再继续板着道学面孔。儒家学派一旦失去政权的支持，对知识分子也就立即失去 控制力量。知识分子再没有柳永“奉旨填词”的顾虑和史达祖脸上刺字的危险。因之在性灵上获 得释放，呈现元曲时代。
元曲是戏剧文学部分，也是“词”的一种蜕变进步。中国戏剧一直是民间的艺术，知识分子被蒙古驱出统治阶层之后，才向这方面发展，开始写作片段的唱词或整出的剧本，统称为“曲”， 因为它在蒙古帝国子国之一的元帝国时期的成就最为辉煌灿烂，所以称为“元曲”。 曲分为两种：一种称“散曲”，即没有对白的纯唱词，也就是现代所谓的流行歌曲；一种称 “传奇”，即有对白的唱词，能够大规模在舞台上演出。
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但曲所具有的字句的活泼，意境的超越，想像力的丰富，从前任何作品都很难望其项背。知识分子思想得到正常发展后，创造力极为兴旺。他们嘲弄帝王将相，调侃圣贤，歌颂爱情。很少有圣人系统的意识形态，大多数被真实感情充满。这是公元前二世纪政治力量独尊儒家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王实甫《西厢记》，写张君瑞和崔莺莺自由恋爱的故事。关 汉卿《窦娥冤》，写少妇窦娥死于冤狱的故事。马致远《汉宫秋》，写西汉王朝皇帝刘爽跟宫女 王昭君的故事。白朴《梧桐雨》，写唐王朝皇帝李隆基跟贵妃杨玉环的故事。施惠《拜月亭》， 写一对夫妇在战乱中逃散而又团聚的故事。高明《琵琶记》，写一个人弃妻再娶，前妻千里寻夫 的故事。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明：纸币。纸币（交子）纸币的发行，起于上世纪（十一）○○年代。益州（四川成都）商人对金 钱携带，感到困难，十贯（一万钱）的重量就是五十公斤，不仅携带不方便，庞大的体积，还容易引起盗匪注意。于是纸币应运而生，以一贯（一千钱）为一张纸币的单位金额，如此，十贯 不过十张钞票。纸币最初由地方富豪以财产担保，联合发行，每次发行一百二十五万贯——即一百二 十五万张纸币。只有在先进的印刷术支持下，才能供应这么巨量的发行。时间以三年为期，到期 即可兑换现款。后来由政府主办，设立国家银行（交子务），禁止私人发行。这是世界上使用纸 币的开端。
纸币对宋帝国社会有繁荣安定的作用，并被其他国家所仿效。金帝国发行过五贯（五千 钱）和十贯（一万钱）大钞，以后的蒙古帝国更发行十两银币的大钞，后来发现钞票既有如此奇 妙功用，遂大量印刷，以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农村破产，促成遍地民变。到了更后的明王朝， 在排外的情绪下，认为纸币也是外国工具，下令取消。这对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