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今天（5月8日）是欧洲的二战结束纪念日，又称Victory in Europe Day。75年前，德国纳粹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终于从纳粹独裁的恐惧中解放。
75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同一个世界，却又和历史似乎没什么区别。
尤其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不同群体间的撕裂，不同信仰间的交锋，都以一种高温沸腾的状态持续着。纳粹主义中的狂热因子，也许从未消失。
在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煽动群众情绪已然成了一种争夺话语权的标准操作。严肃至政治，世俗至娱乐，我们都能感受到群众情绪沸腾后的余温。
你我都被卷入了集体情绪的旋涡之中，无处可逃，别无他选。
如果说德国纳粹给人类文明留下了什么，那便是对群众狂热状态永恒的反思。
1.
尽管在狂热的基督徒、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狂热的纳粹分子之间有显著不同，但鼓动他们的那股狂热，却可以视为同样的东西。驱策他们去扩张和控制世界的那股力量也是相同的。
在各种类型的献身、信仰、权力追求、团结与自我牺牲中，存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不管两件神圣事业的内容和教义有多少歧义，让它们发生效力的因素仍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帕斯卡尔（Pascal）这一类深谙基督宗教教义何以能发挥效力的人，一定也会明白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效力何在。尽管人们会为千差万别的神圣事业赴死，其实他们说不定都是为同一件事情而死。
2.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
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要让不满加深为愤愤不平，还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拥有权力感。
3.
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野，看来主要系于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害怕未来会让人紧抓住现在不放，信仰未来让人热衷改变现状。
至于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4.
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
5.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6.
批评者往往指责群众运动用未来的希望来麻醉其信徒，剥夺他们对「现在」的享受。
可是，在失意者看来，他们的「现在」已败坏得无可救药，再多的享受与快乐都不能使其恢复完整。除却对未来的希望以外，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或安慰。
7.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
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
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
一种被温和拥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拭那个我们想要遗忘的自我的。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否则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
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
8.
人们评价一个种族、国象或任何其他群体时，往往是在该群体最低劣的成员中取样。这种做法尽管有失公允，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为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他们是在城市工作和在乡间务农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据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
社会中最优秀的个人——不管是活跃于政界、文学界、科学界还是工商界，固然是国家的重要形塑者，然而，站在社会另一端的个人，包括失败者、流浪者、罪犯，任何不能在高尚人群中立足或从未厕身其间的人，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角色。
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
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
因此，他们总是一场革命、集体迁徙、宗教运动或种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皈依者之一，而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色彩烙印到运动之中。
9.
自由对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亚于舒缓作用。选择的自由让个人得把失败的责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励多种多样的尝拭，也无可避免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失败与失意感。
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
普通的纳粹党员会力辩他们并未犯下任何罪行，这并不是虚伪。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上了当，而且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又何来责任可言。他们会参加纳粹运动，不就是为了得到免于负责任的自由吗？
由此看来，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
18世纪的法国农民之所以会被法国大革命吸引，正因为他们不再是农奴而拥有自己的土地。同样的，俄国农民要不是已获得一代或以上的自由并尝过私有土地的滋味，大概就不会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
10.
贫穷如果能够与创造性结合，那贫穷十之八九都不会带来失意感。精于本身行业的穷技工是如此，充分拥有创造力的穷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是如此。
最足以加强我们自信、让我们安贫乐道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事物从我们手底下生成。手工艺的衰落，或许就是现代人易于产生失意感和投身群众运动的原因。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
11.
一个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诺，而是能不能提供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和无意义的生活。
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或是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于能让他们摆脱无能的「自我」。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12.
另一种畸零人是永久性的畸零人。所谓「永久性的畸零人」，是指因为缺乏才干，或身心上有不可补救的缺陷，故而无法达成生平愿望的那些人。即使他们在其他领域成绩傲人，仍然不会得到满足感。
他们从事任何追求都会热切急躁，也不会停下来。他们证明了一个道理：对于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再多也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时候，就是逃离自我的时候。
永久性的畸零人只有完全摆脱自我时才会觉得找到救赎，而他们一般都能够在群众运动的集体性中埋葬自我。他们放弃个人的意志、判断和野心，把所有力量奉献给一份永恒大业，从此再也用不着无限期地东追西逐。
即使他们全心全意奉献于一种神圣伟业也并不总是奏效。他们那种遏制不住的饥渴依然存在，而他们在为其神圣伟业服务时也很容易成为最暴力的极端分子。
13.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
为了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分子，个人得抛弃许多东西。他必须放弃隐私，不能有个人意见，也往往不能有个人财物。因之，每一种促成团结的工具也是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反之亦然。
想要培养出人们随时准备好战斗和赴死的心态，诀窍在于把个人从他的血肉之我（flesh-and-bloodself）分离出来。
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把他彻底同化到一个紧密的团体；赋予他一个假想的自我；灌输他一种贬抑「现在」的态度；在他与真实世界之间架设一道帷幕；通过诱发激情，阻止个人与其自我建立稳定的平衡。
14.
铁幕的作用，与其说是阻止间谍与破坏者的渗透，不如说是为了防止俄国人与外部世界接触（包括思想方面的接触）。
15.
愉快的生活会让我们对巨变的逼近茫然不见。我们执着于所谓的常识，执着于所谓务实的观点。但这只是我们执着于熟悉事物的表现。快乐安定的生活会让其他的「真实」——哪怕迫在眉睫——看来模糊和遥远。因此，在陡生巨变时，最手忙脚乱的，就是那些自命务实的人。
另一方面，那些排斥「现在」而把眼睛和心思放在未来的人却具有一种能力，可以侦知萌发中的危险或利益。因此，失意者和「忠实信徒」要比那些有理由希望现状维持下去的人更能预测未来。
「能够抓到解决未来问题方法的正确线头的，往往是狂热者，而非尽是细密的心灵。」
16.
群众运动喜欢鼓吹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正对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欢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们掩饰自己无能的手段。
因为要是我们从事可能之事而失败，失败之责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担；但如果从事不可能之事而失败，我们就可以把责任归于事情的困难。从事不可能之事比从事可能之事少一点丢脸的危险。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失意者从群众运动所使用的手段中得到的满足感，并不亚于从它所鼓吹的目标中所得到者。
失意者会在大混乱和有钱人的没落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为兴建一个新世界铲除了一切障碍。
他们固然狂热地呼号「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17.
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
以下的道理不难理解：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
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发挥凝聚的作用？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
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作出最坚决和最持久的努力。
显然，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就是找一些人——愈多愈好——来恨我们所恨的同一对象。
看来，我们要宣扬什么主义信条时，真正要别人接受的不是我们的特定信仰，而是我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