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十三世纪时，欧洲还处在封闭僵化的中世纪。东西方的贸易主要通过陆地的丝绸之路进行（海上也有两条航线），而中亚和中东则是东西贸易的必经之路。这些卡在路上的国家靠收买路钱和做中间商一个个也都混成了富国，其中的花刺子模国就是中亚地区第一强国，其疆土包括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斯坦南部部分地区、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伊朗北部地区。从地图上看一眼就知道，这个花刺子模是当时地道的大国强国。
在东北亚，蒙古人强势崛起。统一漠北后的成吉思汗，首先收拾了西辽国，将蒙古国的西边边界延伸到与花刺子模国相邻。从1211年起，成吉思汗开始了持续二十几年的对金战争。金国是蒙古国的世仇，强盛时期的金国对蒙古人的压迫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成吉思汗对金国的战争也进行的十分残酷激烈。可正在蒙古大军与强敌金国交战之际，突然收到西方的花刺子模国屠杀蒙古商队的消息。这正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历史偶然性。
成吉思汗是一个军事天才，知道以蒙古有限的兵力进行东西两面大跨度作战毫无必胜把握。所以他不想与花刺子模国交战，而是派出使者前去和谈，希望继续保持这条贸易之路的通畅。可花刺子模根本看不起这些满身羊膻味的野蛮人，不仅不好好谈判，惩治凶手，反而杀了使者。这一下子激怒了成吉思汗，使一代天骄的血性压过了理性，成吉思汗将与金国的战事交于木华黎，匆匆与金国缔结了停战协议，就自己亲率大军前去征讨花刺子模。第一次征西成吉思汗到底带了多少军队历史上一直说不清，但根据蒙古当时全国正规军只有25万人来推算，西征大军最多不超过二十万，其中还包括两万名汉人工匠，野战部队估计只有十万人多一点。
当时的花刺子模也正是中亚新崛起的帝国，几十年没遇到过强敌，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厉害，以为山高路远，从成吉思汗大本营的哈拉和林（现蒙古乌兰巴托西南300公里处）即使想征讨也得走个一两年。这说明打仗不知彼是很可怕的事。按一般军事常识，大军远征，粮草就得准备一年半载，一路再快也要一年以上。但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不是一般军队，他们是如野兽般的军队，完全废了当时的军事常识。蒙古大军全部为骑兵，每个战士配数匹马，一匹马跑累了就换另一匹，而且多为母马（有马奶喝）。蒙古马个头虽小，但吃苦耐劳，跑得快，有耐力，也不挑食。蒙古大军也没有粮草，他们是赶着羊一起上路，有草就有后勤。渴了喝羊奶，饿了吃奶酪肉干。据说用牛膀胱做成的口袋，可以装下一整头牛做成的肉干。现在我们吃的美食蒙古牛肉干，当年就是成吉思汗的军粮。没有羊奶就喝马奶，啥都没有就喝马血，连马背都不下。花刺子模大汗穆罕默德做梦都没想到，蒙古大军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来到花刺子模国的边境城市额答刺的城下。
花刺子模也是合该要亡。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国家实力上，花刺子模都比蒙古国强上一大截。当时的花刺子模正规军就有四十万。可偏偏这个汗王默罕默德不争气，采用了一个最愚蠢的应敌之策--分散御敌，让各汗王分散防守城池，而没有采用王储扎兰丁的集中兵力，决战河口的对策。这种下策本身也具有偶然性。
成吉思汗打花刺子模本身就是军事冒险，万里奔袭，以疲惫之师攻打以逸待劳、又有有利地形依托的守军，按常理毫无取胜之理。可因为花刺子模的分散防守之策给了数量不占优的蒙古军队可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改变了方向。
不到一年的时间，蒙古铁骑就攻破了花刺子模国几乎全部的大小城市，后来的时间则变为蒙军为了抓获阿尔丁.穆罕默德汗王的追击战。在追击穆罕默德的过程中，哲别率领的二万蒙古骑兵走错了路，闯入现在的俄罗斯境内（当时叫斡罗斯），顺势灭了钦察国，占领了钦察草原。哲别本不想与俄军冲突，可钦察人和俄罗斯人以为蒙古人并不可怕，没有传言中说的那么厉害，非要和哲别的蒙古军干一仗，把蒙古人赶出钦察草原。结果悲剧了。哲别的二万蒙古铁骑在阿里吉河战役中击败了十万钦察和俄罗斯联军，一战将俄罗斯和钦察主力尽数消灭，将俘虏和投降的贵族王公全部杀死，为后来蒙古的钦察汉国统治俄罗斯二百多年扫平了障碍。对俄罗斯和蒙古来说，这完全是偶然的相遇。可历史就是这么诡异。
蒙古军队凶狠残暴，可俄罗斯历史学家却对蒙古的统治看法不一，很多人包括普京都认为蒙古的统治其实是帮助了俄罗斯，让部落社会的俄罗斯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后话了。
很多人对蒙古人惊人的战斗力疑惑不解，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蒙古人的强大战斗力不仅缘于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和蒙古人好战不怕死的野性，也缘于蒙古人的武器的先进。第一次西征，蒙古军队就带了前膛炮和抛石机，对攻破中亚地区的那些石头城墙起了做出很大贡献，而那时的西方还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另外，随军的二万名汉人工匠，攻城前能够就地取材制作攻城平台和云梯，还能随时制造大量弓箭。最重要的是蒙古人的骑射技术高超，是西域那些民族难以比拟的。据蒙文墓碑记载，蒙古武士射箭的最远记录是五百米，很多军中统领能射三百米，一般军卒能射一百多米。箭也分为轻箭和重箭。轻箭和重箭在三四十米的距离内距离内都可击穿西方重甲骑兵的铁甲，可想而知，蒙古人射箭的力道有多大。成吉思汗就是充分发挥了蒙古射手的优势，在与敌人交战时，成吉思汗一般是先让轻骑兵出击，围着敌人的军队方阵射箭。蒙古骑兵射箭的速度既快又准，边跑边射，而且轻骑兵至少带三个箭袋两把弓。敌人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没法还击，因为他们手中的长矛扔不了多远，速度也不快，而且扔了就没有了，只能一锤子买卖。第二次蒙古西征就是用这个战法将不可一世的欧洲重甲骑兵歼灭的。
可能有人会问，花刺子模和欧洲人不会使箭吗？当然会，但欧洲的射箭法不容易掌握，所以培养一个弓箭手不容易，能与蒙古弓箭手相抗衡的不多，一般的弓箭手又不是对手。在冷兵器时代，这个看似不大的差距足以让本来能征善战的蒙古铁骑占尽了优势。
蒙古的第一次西征历时六年，彻底灭了花刺子模国。花刺子模国为了一个王亲贵戚的愚蠢付出了灭国的代价，而整个中亚地区也因此生灵涂炭，四个国家被灭，众多民族消亡。蒙古铁骑的第一次西征以区区20万人，总共消灭和屠杀了1500万穆斯林人口，对扩张中的穆斯林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对中亚地区的人民来说，这一切本不 该发生，是真真切切的飞来横祸。好在后来的蒙古统治者没有什么宗教歧视，甚至好几个汗王还皈依了穆斯林教，使得伊斯兰地区逐渐恢复生机。
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蒙古国与金国战事趋缓。可这个时候，金国犯了一个决定命运战略性错误。
由于金国末期的腐败，金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基本靠原辽国的契丹人的战斗力支撑。在凶猛强悍的蒙古大军的持续攻击下，金国是节节败退。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时时，金国的中都已经被攻破，金国已经被压缩至黄河以南的地区，即今天的东自山东黄河以南，西至陕南的条形地区，只能凭借黄河天险与蒙军对峙。金国的首都已由中都迁往开封。成吉思汗西征后，蒙金战事趋缓。
这个时候，金国本应该改革政弊，修习内功，搞统一战线，联合西夏和南宋共同对抗蒙古。可鼠目寸光，满脑子机会主义的金国精英却选择了一个自毁之路—攻打南宋。要说国运不好也不都是偶然，很多都是自作自受。蒙古攻夏的时候，西夏国曾请求金ì国的帮助，可金国置之不理，逼的西夏不得不与蒙古联手从西面攻打金国。本来可以作为西部屏障的西夏，现在变成了敌国，而南面的大宋因一直被金国欺负，也属于敌国。金国等于陷于三面被敌国保卫的态势。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英明的君主的话，会跟南宋修好，拉拢南宋和西夏结成抗蒙联盟，稳固自己的后方，而不是相反。
金国的这个决策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而西夏这个本已成为蒙古盟国的国家却先于金国被成吉思汗灭掉了。这起因于第一次征西时西夏不守盟约，不愿意出兵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只想看蒙古人的笑话。成吉思汗最恨的就是背信弃义，所以西征结束后，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下，于1227年灭了立国190年的西夏国。不过，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过程中离奇死亡，这让蒙古国内部乱了一阵，没有立即灭金。据说成吉思汗临死前给窝阔台定下灭金和灭宋的战略。订下与南宋联盟，借道南宋，避开潼关，从四川迂回包抄金国的灭金大计。窝阔台忠实地执行了成吉思汗的战略，在南宋的配合下，蒙古终于在1234年灭掉了金国，完成了整个亚洲北部地区的统一。
灭金后，因为当时蒙宋还是战略伙伴关系，所以蒙古没有借口攻打宋国，也不担心自己的后方安危，于是在次年开启第二次西征。第二次西征也被称为长子西征，即由成吉思汗的四个长孙率队，余下各宗王及万户千户都派出长子出征。据说这是为了培养和锻炼第三代战争接班人。
第二次西征和第一次西征不同，第一次西征不管怎么说还有一个复仇的借口，第二次西征则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拔都率领的十五万蒙古铁骑（其中真正的蒙古人并不多，只有不到五万人）首先占领了现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一路攻城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在俄罗斯修整完毕后，拔都留下三万人镇守俄罗斯，自己率领12万大军继续向西进军。在攻打波兰华沙城时，蒙古大军使用了一种宋朝人发明的被称为毒药烟球的毒气弹，欧洲人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不仅没见过这种毒气弹，也没见过用来发射毒气弹的火药装置。这大概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毒气弹。
没有点先进武器，蒙古大军不可能总是以少胜多。不管是《世界通史》还是《阿拉伯通史》都承认，在十五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方面领先世界。这种领先也反映在武器和战争能力上。蒙古人的先进武器和制造武器的技术都来自中国。成吉思汗虽然嗜杀成性，但他不杀工匠，而是把他们收入麾下，编入工兵队伍。金国被灭后，蒙古人屠杀了很多人，但把技术工匠都留了下来，也缴获了不少金国的火器装备。第二次西征，蒙古人带了大批先进的火器进军欧洲，这些武器欧洲人从来没见过。比如像穿天猴一样的火箭，炮弹能爆炸的前膛火炮，能集束发射的“火箭”等。
当然，蒙古人也是很会打仗的，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是炉火纯青。不要以为蒙古人像野蛮人只知道蛮干，那是大大低估了蒙古人的战争智慧。相比之下，那些在欧洲声名显赫的重甲骑士团的战斗力和战争智慧简直就是渣渣级别的，既不懂战略也不懂战术，唯一的单兵对抗技能又用不上。蒙古人并不和骑士们比拼长枪，而是用轻骑兵的弓箭射杀重甲骑士或摧毁他们的机动能力。然后出动重骑兵收拾残局。欧洲战斗力最强的骑士团重甲骑兵都是被这种战术击败的（三大著名骑士团即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都属于教会。骑士团的骑士都是基督徒，同时也是一群粗野不文的人。韦兰在《全球通史》里描述中世纪的贵族们和农民们一样愚昧无知，他们没什么娱乐活动，对读书和研究学问不感兴趣，只喜欢舞枪弄棒）。
欧洲被蒙古大军轻松横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落后的社会组织状态。西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灭亡后，欧洲社会就一直处于碎片化状态。大家都是松散自治，独立自主，没有真正的权威。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强敌的时候日子过的挺滋润的，可遇到蒙古铁骑这样彪悍的强敌时就充分暴露其劣势。军队都是临时征召的，相互之间没有磨合也不懂配合，更别提什么执行力的战略和战术了，面对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蒙古铁骑，所谓欧洲联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战败是必然，一点偶然性没有。
从俄罗斯出发，西征大军共分三路。右路军也就是北路大军三万人由拜答尔指挥，主要战略目的是保护主力的右翼，左路大军也是南路大军由合丹率领，主要目的是保护主力的左翼。拔都和速不台率主力六万人直扑匈牙利平原，进逼布达佩斯。
拜答尔的北路大军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横扫波兰北部地区各个小公国。之所以蒙古军能以少胜多，很轻松地摧毁北部地区的各个敢于抵抗的力量，是因为那时的波兰比欧洲大部分地区更是一盘散沙，军队都是临时由私有化的骑士拼凑组成，没有专门的国家化的军队。
北路大军最经典的战役就是里格尼茨战役，蒙古骑兵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特点，以微弱的代价歼灭了波德联军，其中包括欧洲著名的条顿骑士团。因为打的过于顺利，在中路大军发起布达佩斯之战时，北路大军已经深入德国境内，到达了柏林附近，后又经波西米亚（即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往南迂回作战，所到之处，皆遭洗劫。波兰也是经过这一劫后，才痛定思痛，走上统一的道路，一百年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波兰帝国。
西征的南路大军也是一路所向披靡，横扫巴尔干半岛，最远已达意大利威尼斯城下。实际上左右两路大军都已迂回到主战场的后方。
布达佩斯在古代是两个城市，布达在多瑙河西岸，佩斯在多瑙河东岸。由速不台指挥的攻打佩斯城之战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经典战例。此战之后，东欧地区的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多瑙河东岸再无抵抗力量。
冬季到来的时候，多瑙河封冻。蒙古军队越过冰河，拿下布达城后，兵锋直指奥地利维也纳。据我在瑞士的房东老太太说，她的祖先曾看到蒙古骑兵在博登湖饮马。说明蒙古骑兵最远已到达现在奥地利与瑞士接壤的地区。让我惊讶的是，七百多年前的事，竟然口口相传到现代，可见被欧洲人称为“上帝鞭子”的蒙古骑兵对欧洲人心理造成多大的恐惧和震撼。按蒙古军队的惯常战法，房东老太太的说法完全可信，因为蒙古军队出征往往都是先派出前锋侦查探路，前锋部队还要派出哨探侦查，一般都要前出大军几百里。因此整个西征期间，蒙古军队从没被伏击过。我猜，这些在博登湖边饮马的蒙古人很可能是南路或中路蒙军的一支侦查部队。
正在拔都和速不台跃跃欲试准备征服西欧时，东方出事了。上位仅十二年的蒙古大汗窝阔台因酗酒过度暴亡了。按蒙古的惯例，新的可汗需要开忽里台大会选举，所以各宗王汗王必须回到哈拉和林推举新的可汗。拔都和速不台非常不情愿地调回左右两支部队，故意不从原路返回，而是绕道南部，顺道横扫了东欧南部地区。第二次西征就这样结束了，此后蒙古铁蹄再没深入欧洲这么远，西欧侥幸逃脱了劫难。这也是历史的偶然性。
由于第一次西征时，丘处机受成吉思汗热诚邀请，不远万里，以七十五岁之高龄踏上西行之路，终于在八鲁湾行营与成吉思汗见了面。成吉思汗与丘处机长谈三次，主要咨询养生和治国之道。丘处机告诉他的养生之道就是减少杀戮，清心寡欲。并劝说成吉思汗不要再做屠城这种残忍的事，因为人如草芥，是杀不完的。你征服了一个地方，这些人就是你的子民了，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们？成吉思汗是丘处机的超级粉丝，把他当神仙看，自然对丘处机言听计从。自龙马会后，成吉思汗就开始节制杀戮，并告诫子孙依此而行。因此蒙古的第二次西征时很少发生屠城的暴行，即使打下佩斯城蒙古人也受到损失，但也只是劫掠了佩斯，并没有屠城。这要是在以前，佩斯城人会被屠戮殆尽。欧洲人真要感谢中国这位道家长老，是他一言止杀，救了万民。后来的乾隆帝为丘处机题的一幅对联，高度概括和赞扬了丘处机在乱世时的功德：“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虽然成吉思汗节制了杀戮，但蒙古西征却带来另一个更可怕的死神—黑死病，也就是鼠疫。黑死病给欧洲带来的劫难比蒙古铁蹄更令人恐惧，据估计黑死病导致欧洲死亡两千万人以上，使人口大幅下降。那时欧洲土地上总共人口也就七千多万。可黑死病的爆发也意外地成为引发欧洲的一次伟大运动----文艺复兴的因素之一。历史不仅充满偶然性，而且还充满着诡异性。
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发生在1251-1253年的蒙哥统治期间，征服和劫掠的主要是现在的中东地区，原计划是要连埃及在内都征服的，可打下大马士革后，东方又出事了。蒙哥在进攻四川钓鱼台时被宋军打死了。第三次西征与第二次西征一样也是匆匆结束，这次是南宋救了阿拉伯。
很多人诧异，为什么蒙古铁骑能够横扫中亚、欧洲和阿拉伯地区，而攻打文弱的南宋却屡屡受阻，花了四十几年才灭掉宋国，这期间一个皇储和一个皇帝还都阵亡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的南宋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至于宋朝的武功为啥与汉唐比如此羸弱，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此有非常中肯的分析。
蒙哥之后的忽必烈时期，达到蒙古国征服世界的顶点，也开始了蒙古快速衰败的过程。而在中东地区填补蒙古势力真空的是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们不能只看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必然性，更应该探究引发风暴的那只蝴蝶。因为人类历史进程不只有线性的一面，还有非线性的一面。如果说蒙古铁蹄蹂躏中亚和欧洲的风暴是因为花刺子模国的一个蝴蝶事件，那这个风暴的影响远没有止步于三次西征。
如果不是因为窝阔台突然死亡，蒙古西征的铁骑不会止步于易北河畔，一定会进入法国境内。而法国的结局不会比匈牙利好到哪。蒙古大军统一整个欧洲是充满必然性的。
何以欧洲国家在蒙古人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也不是因为他们像大宋那样偃武修文。那时的欧洲战争不断，贵族们都是重武轻文的。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还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中世纪的欧洲不仅国家林立，国家内部也相当分裂，社会状态相当于部落分封制时期，尚没有一个成型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欧洲虽然有国王，但没什么实权，相当于周朝末期的周王。土地、军队、人民都被领主和教会所瓜分。比如法国境内，竟然有多处英国领主的土地，法国名酒产地波尔多地区就是英国的领地之一。十四世纪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就是因为法王菲利六世试图收回英国领主的领地而引起的，致使这场围绕君权和领主权之争的战争持续了三个世纪。那时的欧洲国家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实体。
从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法军的表现，就足以看出法军的战争能力。在著名的克雷西战役中，英国爱德华军队因为拥有射程达180米的长弓，以一万二千人应战菲利六世的四万多人，竟然杀死一万多法国士兵，上千名骑士和贵族爵士，其中包括波西米亚国王约翰一世，而自己仅仅损失八十人和两名骑士。只因为法国热那亚雇佣军的弩最远射程为150米，发射速度也慢，就导致了法国不可思议的失败。如果是一百年前遇到带有大炮、且拥有复合弓和超级射手的蒙古骑兵，法军的结局还用想吗？对了，那时英国人还没发明出长弓呢。当然，法军的失败不只是因为英国人掌握了长弓这个先进武器，也失败于战争的组织混乱，毫无章法。这些北方蛮族的后裔，勇敢是很勇敢的，可把打仗当成打群架，自然是敌不过掌握了先进武器，且很会打仗的爱德华英军的。
整个中世纪时期，欧洲还有一个更大权力一直凌驾在君权之上，那就是罗马教廷和教会的权力。很多主教本身就是领主，拥有大量的土地，职业军队和佃农。领主和主教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欧洲贵族是长子世袭制，老领主去世后，由其长子继承领主权力和财产，次子则被培养为神职人员，而三子和其后的诸子或受雇于其他领主担任军职，也就是骑士，或者倒插门入赘于贵族的丈人家。这种盘根错节的上层关系，让中世纪欧洲的统治阶级变得异常封闭和颟顸。
教会拥有土地的合法性来自《君士坦丁捐赠书》。按照《君士坦丁捐赠书》，整个欧洲都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捐赠，所谓的地主也不过是从教会手里租地的佃农，教会有权决定是否续租土地给地主。可到了十五世纪时，在质疑教会的人文主义风潮下，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洛伦佐.瓦拉（此人出自著名的佛罗伦萨银行世家美第奇家族）通过对《君士坦丁捐赠书》书面语言的研究，认为捐赠书是十一世纪伪造的。更震撼的是，这个大胆的质疑得到了当时的教皇圣方济各的认可。这件事对教会的信誉造成极大的打击，也为各国反抗教会统治的提供了武器和合法性。
在中世纪，国王加冕仪式都是由主教进行，从仪式上就确立了皇权来自于教权。教宗英诺森更是公开宣称教皇是太阳，国王充其量只是个月亮。国王的权力来自罗马教廷，国王不过是受罗马教廷委托管理国家而已。什么叫政教合一，中世纪的欧洲这种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
德意志的亨利四世国王也即神圣罗马的皇帝曾因为干涉教会权利激怒了教宗格里高利。教宗威胁要开除亨利四世教籍，吓的亨利四世赶紧跑到亚平宁山中的的卡诺萨城堡去找教宗认错。教皇罚他穿着悔罪人穿的粗布衣，赤脚站在雪地里忏悔。罚站三天后，教宗才宽恕了他。现在的人可能会想，开除教籍有啥了不起，多大的事啊。可在那时却是很严重的事件，因为你会被基督教社会所孤立。教皇规定基督徒不得与被开除教籍的人有任何联系，这意味着被开除教籍的人无法在基督教社会里做任何事，如果领主的教籍被开除，那他的子民有权不服从他的管理，这等于剥夺了被开除教籍人的活路。而像国王这个地位的人，会因此被国内的贵族群起围攻而被赶下台。事实如此，亨利四世后来不死心，仍然想强化君权，结果真的引发了德意志内战。
罗马教廷最邪恶的事是推动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就是罗马教廷组织和发动的宗教战争，哪个国王不想去征东就会被威胁开除教籍。开明又睿智的腓特烈二世就是被教皇逼着去东征的，而他开辟的宗教和解的和平方案却遭到罗马教廷和基督狂热分子的否决和破坏。由十字军东征开启的宗教战争，直到现在仍然在变换方式后继续着。人类文明真的进步了吗？
皇权对教权的反抗在中世纪一直没有停息过，神圣罗马皇帝腓利二世时因为皇权问题曾与罗教廷爆发过冲突，但最终没有成功，只算是一个启蒙者。直到十六世纪时，英国亨利八世国王才彻底和罗马教廷决裂。起因是他自己的离婚问题。罗马教会也曾威胁开除他的教籍，这次亨利八世没有退缩，而是公开反击罗马教廷。亨利八世宣布英国不再向罗马教廷缴纳任何岁贡，英国教会成为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且只服从英国国王的命令。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宣布国王是英格兰教会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1939年亨利八世解散了英国所有的天主教会，并没收了教会的土地。这大概算是英格兰式的土改吧。从此，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彻底断绝关系，而英国教会则成为欧洲三大新教之一。也因此，亨利八世被列为宗教改革四大先锋之一，虽然他的初衷不是为了宗教改革，也对教理没什么兴趣。亨利八世时期种下的对天主教和罗马教廷的敌意，一直在英国生根发芽，十七世纪时引发了著名的“光荣革命”和北爱尔兰问题，一直到现在北爱尔兰问题仍然困扰着英国。英国脱欧后，恐怕北爱尔兰还会出问题。
战争能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反应，其中国家的组织和动员力是重要的实力之一。蒙古的国家动员力是相当强大的。成吉思汗通过惩治通天巫挫败了宗教分解王权的图谋，强化了王权统治；通过千户制解决了部落组织的松散性，强化了军政一体的军国体制，使国家的战争动员力达到冷兵器时代的极限；成吉思汗颁布《札撒》，依法治国，取缔了贵族的特权，所有军人不论出身，一律论功行赏，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士气和斗志。使蒙古帝国上下一心，不为某贵族，也不为某大汗，而是为蒙古民族而战。蒙古那时已成为一个民族型国家。
冷兵器时代的历史证明，哪个国家权力集中，国家统一，哪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商鞅变法就是削减贵族权力，强化王权，通过法律强制执行贵族与平民的平等。日本的明治维新的重要成果就是强化了皇权，削弱了幕府的权力。国家管理的扁平化，使得国家动员力大大提升。欧洲大陆也同样上演过削藩的历史，可是都没有成功。法国的路易十一国王曾试图弱化贵族的权力，让平民参与政治，这遭到贵族领主们的激烈抵抗，还引发了一场战争。法国后来成长为民族国家是因为一个奇女子—圣女贞德。当然，贞德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启蒙者。
圣女贞德的故事非常具有传奇性和灵异性。我就节外生枝，多说几句。
那是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因失败最沮丧的时期。圣女贞德本是法国农村的一个普通女孩，大字不识一个，她十三岁那年，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灵异事件。她自己宣称遇见了天使，天使告诉她让她帮助法王查理七世赶走英国人并带查理七世去兰斯大教堂加冕。而且天使的声音不止一次出现。她十六岁那年，灵异事件（基督教称为神迹）再一次出现，天使让她去见法王。于是，她就在亲戚的带领下找到法军的一个统帅。可这个统帅觉得这小孩在说疯话，嘲讽她一顿后，并没带她去见法王查理。可贞德在圣灵的感召下，并不气馁，第二年她又去见这个统帅。这次，贞德还带了两个相信和支持她的士兵。这次接见时，贞德精准地说出了正在进行的奥尔良战役的结果，这让统帅十分震惊。于是才带着这个神奇女孩去见法王。
贞德并没见过法王，不知道查理七世长什么样。因此查理国王想测试一下这个女孩是否真有特殊能力，就把自己混在一群贵族幕僚之中。可贞德走进城堡的院子后，竟毫不犹豫地跪在查理七世面前。这一举动让查理十分震撼，也相信了她是天使派来帮助自己的。就这样，十七岁的从未打过仗也没上过战场的少女贞德获得了指挥法军的军权。
神奇的是，贞德指挥下的法军每战必胜。以前连大跑都没见过的贞德，竟然比那些经验丰富的军官更会使用大炮，每次战斗她都亲自部署大炮的位置，将炮火的威力发挥到极致。贞德打仗从来都是身先士卒，自己举着她那面特色军旗，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这种异能之事除了用上帝显灵来解释，我还真是找不到其它解释。
以前欧洲贵族的战争都是以击溃为目的，击溃了就等于胜利了，从不注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尽量多抓俘虏，因为俘虏可换来丰厚的赎金。贞德不懂贵族那些旧规矩，她打仗是以歼灭敌人为目的，在一次追击战中，贞德率领的法军一次消灭了五千英军，经过几次这样的战斗，英国的战争能力被大大削弱。也因此，英国人恨透了她。
贞德的被俘也充满了偶然性，被转到英国人手里也是意外之事。而审判她的是英国主教，审判不是对战俘的审判，而是宗教审判，整个审判充分展现了宗教法庭的黑暗和龌龊。审判主教本来想污蔑贞德为女巫，但英国的安妮王后出庭证明贞德是处女，使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不得已，主教最后判了贞德是异端罪，其实就是莫须有。
贞德被处以相当残忍的火刑，英国人为了折磨她，故意将火堆离她远一点，最后连骨灰都扔进河里。可死后的贞德变成了圣女贞德，她的名言：“为了法兰西，我视死如归”唤醒了法国的民族意识，从此法国人有了民族主体意识，对英国的战争不再是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战，而成为法兰西民族生存之战。从贞德之后，法兰西越打越团结，越打越统一，最终成长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英国则越打越抽抽，越打越分裂。最后，英国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断绝了征服欧洲大陆的念头，而是搞起了欧洲大陆平衡术。虽然不再觊觎欧洲大陆，但英国对欧洲大陆一直保持着警惕，时刻防备欧洲大陆成为统一国家，因为欧洲大陆一旦统一，英国就没有了生存之道。
欧洲为什么没有统一？西方历史学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有能力统一欧洲的强国，并非欧洲人不想。法国试过，英国想过，德国试过，奥斯曼帝国也努力过，最后都是都以失败而告终。按中国的人的必然性原则，似乎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欧洲却一直分裂，始终没有统一，不能不说，这也是历史的偶然性作怪。
俄罗斯的统一是得益于蒙古的征服，波兰也是被蒙古痛击后，才下决心变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如果蒙古第二次西征不被窝阔台去世打断的话，欧洲很可能在中世纪时就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那世界格局和历史就都要重写了。
分裂还是统一有着历史的偶然性，也受地理和地缘特征的影响。至于统一和分裂是好是坏，也难以说清。畅销历史书《枪炮、细菌和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认为，欧洲的分裂虽然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但也促进了欧洲的科技交流和发展。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则说：“马克斯·韦伯（1904年）和威纳尔·桑巴特（1912年）当时认为，欧洲是世界科学、理性和逻辑的必然中心，这种看法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确信和这种自大心理。一种文明凭什么始终要比另一种文明更聪明和更合乎情理呢？马克斯·韦伯甚至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在略加犹豫后，他仍坚持了自己（西方文明优越）的意见。他和桑巴特全都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解释，都离不开西方‘精神’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优越性。实际上，今天看来，如果说西方果真有什么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也主要来自历史的偶然和（西方）暴力（的优越性），来自世界范围的‘发错了牌’。”
几乎像历史上的任何帝国一样，蒙古也是兴于统一，亡于分裂。
蒙古四大汗国在蒙哥时期就开始了内部矛盾，后来矛盾越演越烈。到了忽必烈时期，四大汗国之间就开始内战和兼并过程，西域的四大汗国实际已经脱离了忽必烈的控制，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蒙古帝国的衰亡业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四大汗国经过多年战争，窝阔台汗国最早灭亡，其国土被钦察汗国和元朝分割，后来帖木儿（Timur）在伊利汗国的基础上建立起帖木儿帝国，这是蒙古风暴最后一次冲击世界。帖木儿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北面攻打钦察汗国（也即金帐汗国，包括俄罗斯），在南面征服了印度的德里汗国，成立莫尔卧汗国。东边吞并了东察尔汗国，西面攻打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安卡拉战役中，帖木儿生擒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攻陷了奥斯曼帝国首都布尔萨，几乎全歼了巴耶塞特苏丹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只有少数奥斯曼人逃到希腊境内才幸免于难。帖木儿将奥斯曼帝国赶到了巴尔干半岛上，控制了小亚细亚半岛（即今天的土耳其亚洲地区）。
帖木儿击败野心勃勃的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和欧洲意义重大，等于间接保护了基督教和欧洲。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风头正劲，不可一世，正在踌躇满志地企图征服整个欧洲，欧洲各国都陷入惶恐之中，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岌岌可危。帖木儿帝国从西面对奥斯曼帝国的致命一击，解救了欧洲的危机，延缓了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对欧洲和基督教来说，这也是意外之喜。半个世纪后，当卷土重来的奥斯曼帝国在默罕穆德二世率领下打下君士坦丁堡时，帖木儿早已病死在东征的路上。帖木儿死后，帖木儿帝国即开启分崩离析之路。帖木儿的后辈虽然再没出什么雄才大略的征服者，但他的一个孙子却变身为一个著名学者，这个孙子在撒马尔罕开办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数学和天文学闻名于世。尤其天文观测成就斐然。当时很多地图都是以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作为世界中心的。
关于为什么帖木儿东征西讨后，不去进一步西征，却在垂暮之年不远万里去远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大明，对此历史学者有很多说法。比较有共识的说法是帖木儿想恢复成吉思汗时期的辉煌和争夺北元的汗位。可我觉得，帖木儿是人老心倦，他的所谓东征很有可能是他的叶落归根之旅。帖木儿对大明是既羡又怕，与大明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属于大明的属国，每年都给大明进贡。帖木儿时代的西方还没法和富裕强盛的大明相比，蒙古第二次西征时就已经发现当时的欧洲穷困潦倒，没什么值得抢的，反倒是中东地区尚值得用兵。
当时的大明正处在永乐年间，恰逢明朝最为强盛的时期。而欧洲那时就像现在的中东，是兵荒马乱之地，一堆撮尔小国成天你打我我打你，弄得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如果帖木儿当初不是征东，而是继续西进，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让欧洲头疼的奥斯曼帝国，而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被重塑。
西班牙有个外交官叫克拉维约的写过一本介绍帖木儿帝国的专著--《帖木儿时代之自卡提斯至撒马尔罕游记》，里面记载的一个很有趣的见闻。
1404年，打败奥斯曼的帖木儿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很多欧洲国家纷纷派遣外交官前来拜访帖木儿，希望与帖木儿联合对抗奥斯曼。当此书作者作为西班牙使节应邀来到撒马尔罕的帖木儿王宫参加宫廷宴会时，正巧碰到一个明朝的使团也在那。那时帖木儿帝国对欧洲人来说，犹如大神级的强悍帝国，他们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牛过帖木儿帝国。所以当他们看到七个明朝使节在宴会上以非常强硬的口气要求帖木儿尽快补缴拖欠的贡品时，顿时惊的目瞪口呆。西班牙外交官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痛扁奥斯曼帝国的帖木儿帝国竟然是另一个遥远东方帝国的属国。
过后，经过多方打听，克拉维约得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原来帖木儿国的宗主国大明是一个超出他们想象的强大国家。这个故事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
在帖木儿王宫里的故事发生不久之后，另一个故事也同样道出了当时东西方的差距。这个故事是英国著名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讲的。孟席斯本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15岁加入英国海军，走遍世界各地，对海图非常有研究，也十分有兴趣，还喜欢收集和研究古代海图。因为研究海图，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业余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在历史学界引起轰动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历史学其实门槛并不高，很多业余历史学者其实比专业历史学专家更有独到见解，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历史成见吧。比如另一个著名的历史学畅销书《枪炮、细菌和钢铁》的作者戴蒙德就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为对一个新几内亚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才成为一个业余历史学者的。正因为他是生物学家，才能跳出一般历史学家的知识盲点，提出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
而孟席斯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因为一次故宫之旅。他说：“15年前，我游历故宫时，导游告诉我，1420年时，这座庞大的宫殿里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这里正举办着一个隆重的宴会。”孟席斯说，他忽然想到那一年英国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英国国王亨利五世与法国公主举行婚礼。“然而，两场宴会截然不同，英国宴会上仅有一块羊排，连盛羊排的盘子都找不出来，而在北京皇宫的史料上记载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盛菜肴。我在故宫听到了很多和1421年有关的故事，我由此产生了解那个时代英国与中国的巨大差距的想法。”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蒙古帝国的出现犹如一道闪电，虽然短暂，却分外耀眼。从偶然性角度观察，蒙古帝国的横空出世本身就具有偶然性，其在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的存在。而这个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争论不休。
蒙古西征虽然充满血腥和残暴，却也畅通了东西方的贸易，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并把东方的技术带进西方。火药和指南针对欧洲的大航海和成为世界霸主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另外，蒙古西征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民族地域和国家的兴亡更替，也影响了欧亚大陆人种的变化。据说，俄罗斯大部分人都有蒙古血统，也许俄罗斯就是那个时候被蒙古人植入了战斗性格。
蒙古发动的战争是残酷和血腥的，可蒙古人在文化上却是非常开放的，因为宗教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处于统治地位，这与整个东亚的文化是共通的。蒙古人虽然野蛮，但他们听得进劝和善言，这大概也是丘处机拒绝金国和大宋的邀请，而不远万里花了两年功夫跑到阿富汗和成吉思汗见面的原因吧。
成吉思汗基本是个文盲，但他很尊重文化人，也没什么民族和宗教偏见。长春子丘处机不用说了，他在成吉思汗的眼里就是神仙。耶律楚材作为一个契丹族的汉化知识分子，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助手和军师。在攻打花刺子模期间，成吉思汗经常听穆斯林长老给他讲解古兰经，他还经常点头表示赞同。成吉思汗手下的战将不仅来自多个民族，而且也信仰各种不同的宗教。比如郭侃就是汉人出身，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而臣下们的宗教信仰就更是五花八门。信佛的，信穆斯林的，信萨满教的，信基督教的都有。蒙哥的母亲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第三次西征的前锋统帅怯的不花则是景教信徒，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门派。
蒙古军队中甚至还有信基督教的英国人。美国历史学家在其研究著作中曾讲过在蒙古第二次西征时发生的一件事：
“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的英格兰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却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见《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修订版）
在蒙哥时期曾发生一件更为意义非凡的事情，我觉得到今天仍然对世人有所启迪。虽然大部分蒙古人，包括成吉思汗都信仰萨满教，但蒙古帝国是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当时，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信仰的人都聚集在哈拉和林，蒙古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可这些教徒之间，尤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经常爆发论战，相互讥讽挖苦。为了能让这些不同信仰的人分出个高下，也能清楚地阐述他们各自的信仰和见解，蒙哥在哈刺和林举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世界三大教的公开辩论。这个辩论会本应载入史册，可却被世界史所忽略。
蒙哥从基督教、穆斯林和佛教徒中各选一人作为裁判，组成仲裁小组。辩论会前各方代表都准备了充分的文字资料。辩论的话题除了不能谈论死亡的痛苦这个蒙古人忌讳的话题外，啥都可以成为辩论的主题。于是辩论会涉及了广泛的话题，如：善与恶、上帝的本性、动物的灵魂、轮回转世、上帝是否创造了不幸、世界的形成等等。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辩论累了的时候，三方都停下来喝点小酒，吃点点心，然后继续辩论。
可这种关乎信仰的辩论是没法靠逻辑和语言能使对方心悦诚服的。于是辩论会陷入僵局，加上酒精的作用，首先基督徒开始用高唱圣歌来代替辩论，接着穆斯林以大声朗诵《古兰经》来应战，而佛教徒则全体以静默打坐来结束辩论。
在信仰自由的蒙古帝国首都，教徒们的辩论是文明和温和的，可与此同时，信仰基督教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正在忙于搜查希伯来文的犹太教书籍，并将它们付之一炬，大约焚毁了一万两千份犹太书籍和手稿。演出了一个法国版的焚书闹剧。为此，路易九世得到教会嘉奖，封他为“圣路易”国王。
其实一神教统治的国家才是最封闭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明显表现出这种封闭性。而像蒙古和中国这样的东亚世俗国家，没有欧洲那种宗教束缚，反倒是开明和开放的。自从蒙古风暴席卷欧亚大陆以来，一直到欧洲工业革命，整个欧亚大陆的交流中，东方一直扮演文明输出国，西方则是吸纳国。文艺复兴也是得益于东方文明的刺激。当时一些接触过蒙古人的天主教士们，被东方的世俗文明所震惊，无法想象一个不相信有外来主宰的文明竟然能如此发达和强盛。这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很强烈的外部刺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所说：“1241年的复活节浸润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有些人不理解为何我写欧洲工业革命要从蒙古西征开始写，那是因为以往的主流世界史都忽略了蒙古西征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往往是轻描淡写地将这一段一笔带过，好像蒙古的出现只是偶然出现的一阵风，过后没有留下痕迹。其实蒙古西征才真正开启了世界史。以前的阿提拉虽然也被欧洲人称为上帝的鞭子，但阿提拉与中国是隔绝的，没给欧洲带来任何文明。亚历山大也征服过欧洲和中东，但他的足迹最远只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并没有与远在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建立起任何联系。只有蒙古人开启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及文明交流。
而蒙古到了忽必烈时代，其开放性和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及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做出的贡献更是空前的。
